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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合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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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之前，君主依靠私人银行家的贷款为战争提供资金。当战争进展不顺时，统治者经常拖欠贷款不还，有时甚至导致放贷的银行家破产。到1672年，英国查尔斯二世的“国库止付”（stop of the Exchequer）还使很多借款给国王的伦敦私人“金匠银行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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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规模和频率的不断上升使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恶化。统治者必须找到新的途径使其债务能够吸引更多的持有者。这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统治者过于强大。如何让那些控制着枪支和法律的政党在他们不想还钱的情况下还钱？预想到有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借钱给统治者呢？随着债务额的扩大，以及作为偿债来源的税收制度受到的制约增加，这个问题变得愈加严重。考虑到战争融资对欧洲统治者的重要性，对偿还主权债务的可靠方式进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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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年金债务的问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初方法之一，所谓新型年金债务就是统治者承诺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永续年金。在16世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似乎是建立永久年金式国家债务的第一个国家。这种实践反映了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等西班牙早期政权的公共债务结构。1489年，斐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出售了一系列可继承的永久性可赎回公债来为战争筹资，而这场战争导致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纳瓦拉在1492年形成联邦。9在1542年的荷兰哈布斯堡王朝（南），查理五世大量依赖这种债务形式进行融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为增加年金合约在购买者中的可信度，并强化其流动性，合约具备五个关键特征：永久、可继承、定期支付利息、赋予债券持有人（即使是外国人）更强的法律权利，并辅以财政改革，例如规定某些税收用于支付利息，从而使支付更具可能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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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出现了金融创新，在市场买方中生成了新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债券持有人网络的创建，便利了债权人在债券购买过程中的沟通协调。通过共享信息并共同惩罚违约，债权人能有效防范统治者的策略性违约。若统治者对单一债权人违约，则其他所有人会拒绝购买该统治者发行的新债。因为统治者必须面对联合起来的债权人联盟，所以必须坚守诚信。例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不得不依靠热那亚银行家们的服务，利用热那亚银行遍布于地中海周边以及在北欧的代理行网络来支付部队和海军开支。当菲利普二世的国家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时，出现了连续违约，但热那亚的银行家们采取了一致行动，迫使菲利普二世以可转让长期公债（“juros”）作为短期债务（“asientos”）的抵押，而这些长期公债的偿债来源则是银行家或其代理人负责收缴的指定税种。银行家们还强迫政府签订应急合约，以降低可能的违约损失。同时，热那亚的银行家们将债券再出售给其金融网络中的众多参与者，从而只持有原有债权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即便如此，三十年战争最后使西班牙中央财政受到严重损害，热那亚的银行家们再有创造力和凝聚力，也拯救不了债权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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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挑战的17世纪和18世纪，在稳定公共债务市场方面，英国和荷兰比西班牙更为成功。12在荷兰，成功的债务管理主要归因于税收的有效征收。在英格兰，1688年光荣革命引发改革，议会控制了税收和支出，从而降低了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13这些变化反映了一个事实：债权人身处议会之中，并且能够与其他利益集团结成联盟。14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详细讨论的一样，英国开始了另一个关键创新：将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公私合作形式，用于管理政府债务。英国把年金和股份制公司这两种金融创新整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即银行特许制度，用于重组主权债务并降低债务成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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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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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有很强的动机去建立贸易帝国：帝国规模越大，统治者就可以控制更多的资源，也就更可能击败对手。然而，帝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项昂贵的事业。因此，欧洲统治者将众多的征服、殖民和贸易事务转包给私营公司，来完成其帝国的建立。事实上，征服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是由私营公司完成的：征服者是股东，而其中大多数人之前从未舞过剑。16早期，这些公司本质上是短期的：一旦征服任务完成，股东结束分赃，公司就会迅速清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统治者、商人和拥有领军征战能力的人优化了游戏规则，以便长期拥有财富。这催生了致力于探险和贸易的各种股份制公司，在世界特定地区拥有特殊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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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的特许帮助股东和公司经理保持公司垄断地位，而股份制的形式也使股东们更容易分配利润、治理公司并交易股权。成立于1600年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是此类贸易公司的头一家，之后其他具有特权的股份制公司纷纷效仿，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分别于1602年和1621年成立），英格兰哈得孙湾公司（成立于1670年），以及法兰西密西西比公司（成立于1684年）。这些公司的股份成为世界首个股票市场的基础。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股份制形式的所有制逐渐演变为今天大多数大公司所采用的结构，即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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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统治者发现特许股份制公司可为建立海外帝国融资，他们进一步意识到，可以用垄断性特许来为国家的许多其他活动融资。事实上，统治者可以将国家事务划分为多个独立特许权，赋予每一类特许权特定的高价值特权。可以赋权给公司发行彩票、征缴税款（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包税”）、对桥梁或高速公路征收通行费，或者（对于本文而言尤为重要）运营一家银行，作为统治者的财政代理人，存放国内各地征缴的税款，支付统治者的账单，并管理其债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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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银行和主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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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各类金融创新一样，政府特许银行这一理念的出现也有深层次的原因，特许经营的银行享受独一无二的特权，作为交换，银行帮助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自统治者和金钱出现伊始，统治者便开始从银行家借钱。在中世纪，当时各类政治实体（如王国、公国和城邦）的规模仍然很小，统治者从私人银行家借钱。然而，当借贷规模增大，主权违约的灾难性影响放大，私人银行在国家金融事务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事实上，主权债务违约使一大批欧洲私人银行就此消失。当然，一些私人银行仍然存在；如罗斯柴尔德财团，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然而，为了在现代社会的新环境下生存，幸存的文艺复兴式的私人银行必须适应环境：要么成为新的特许银行的股东，要么开始专注于新的金融中介活动（如非金融企业的并购经纪人），这类新中介活动更多依赖于人力资本作为网络组织者，对金融资本的依赖降低。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投资银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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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银行作为国家财政工具的最早例子是热那亚的圣乔尔乔银行（1407年成立）。尽管它名为银行，但既不吸收存款也不向私营部门提供贷款，也不是票据交换所。相反，该银行是管理并优化热那亚城邦财务状况的工具。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法律实体，脱胎于公共组织，其成立旨在保护债权人权益，并降低热那亚共和国拒绝偿债的风险”。18该行具有在征税、债务管理和债务偿还等方面的巨大权力。在很长时间内，该行甚至直接管理热那亚的部分海外领地。从本质上说，由于该行的存在，热那亚政治领袖与国内商人和金融家的行为动机趋于一致，从而结成联盟，并且通过该银行将联盟关系制度化。该行的组织结构反映出精巧的利益协调。组织的顶层是8位管理者，即“保护者”，其中7人代表债权人，1人代表政府。该行的运营与国家职责缠绕在一起，以至于马基雅维利称该行为“国中之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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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的英国，以特许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协调国家和国债债权人的利益，并将两者的伙伴关系制度化，成为当时英国公共财政的核心特征。1688年光荣革命后，新国王威廉三世艰难地为其与法国路易十四的战争筹款。本书第四章将详细介绍英国的案例，当时英国公共财政计划中包括了数家特许公司的创立，这些企业向威廉及其继承人提供信贷，以此作为获得特许交易的一部分对价。这些公司包括，英格兰银行（1694年），百万银行（成立于1695年），重获特许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1698年），以及南海公司（1711年）。20有权势的政治领袖创立并拥有这些特许公司，服务其商业和政治利益。这些公司不仅享受特殊商业优势，其特殊的政治关系还降低了公司面临的主权违约风险。更重要的是，公司资金来源是可交易的股权，是高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在实际操作中，个人可用国债来换购特许公司股份，通过这种互换，公司资本得到了补充，国王债务也得到了整合。到1720年，英格兰银行、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所持有的公共债务比例已超过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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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以特许公司作为政府融资工具。事实上，正如第六章所述，19世纪早期美国政府也利用特许公司来筹资。这些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在结合国家财政利益与私营股份制公司利益方面，最糟糕的失败案例是法国约翰·劳（John Law）的密西西比公司。在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巅峰期，该公司（拥有多家收税机构和贸易公司，以及一家银行的企业集团）实际上拥有法国所有的税务权、所有的国际贸易权、几乎所有的国家债务以及印刷法定货币的垄断权。事实上，为进一步明确利益同盟关系，劳自己还担任了法国财政部长和密西西比公司总裁！然而法国的不幸在于，约翰·劳走得太远。他的一些商业计划已类似于金融炼金术，例如他尝试通过旗下银行印发的货币来购买银行母公司股票，以维持公司股价始终处于超高价位。然而，密西西比公司的核心理念从根本上讲是合理的，即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协调双方利益，降低风险（如同时持有公共债务，并拥有收税权以偿付债务）。22事实上，由公司持有主权债务并征缴税款用于偿债的核心理念，是很多国家第一批特许银行建立和运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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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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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为支付在各个国外港口采购的商品，如果只能用船只将金银运至交易地点，那么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将会无比艰难。因此，汇票（借据，银行见票即按票面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相应的金银货币）的发明使贸易变得更加便捷。而且，一旦银行开始担任票据交换所的角色，交易会变得异常方便：所有建立联系的银行的汇票都可以净额结算，因此只有极少量的金银需要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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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不仅仅是金银这一交换媒介的代替物；它也提供了一种信贷方式，为商人的异地采购提供融资。例如，阿姆斯特丹商人可以通过银行家背书的汇票从银行融资：阿姆斯特丹商人用该汇票支付从荷兰殖民地库拉索采购的货物，库拉索商人之所以愿意接受汇票作为付款方式，是因为他们充分信任为汇票背书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家。阿姆斯特丹商人在销售库拉索商品后，将所得货款偿还给为其背书的银行家。他甚至可能以商品买家用以支付货款的另一张汇票来偿还欠给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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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汇票的发明，这一新型债务概念（即后来的可转让工具）必须具有法律执行力。这类工具现在已成为通用工具：支票就是一种可转让工具，通过在支票背面背书，即可根据正面的“凭指令付款”字样付款，从而完成了向另一方的转让。在可转让工具兴起之前，债务仅仅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个人义务。根据可转让工具的相关法律规定，汇票上的所有背书人都承担支付义务（渊源可追溯至16世纪晚期在安特卫普趋于完善的“连续背书”案例）。当汇票被用于支付时，需要签名。任何接受汇票的一方只需信任汇票上的部分（甚至一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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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让票据使相关方信息在全球网络内得到可靠的传递，因为背书代表着一种分担责任的意愿：如果Z方诚信正直名扬千里，愿意为Y方背书过的票据背书，实际上，Ｚ表达了对Y的最大信任，因为如果Y违约，那么Z将陷入其中。在票据不断转让的过程中，违约风险在事实上消失了：因为票据上的每一个签名，都代表着债权人可以向其求偿，而大量签名则意味着收款成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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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所代表的新型债务概念的社会接受度和执行度，需要国家的参与，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和法庭判例，决定在该国法律范围内什么类型的合同在何种情况下是可执行的。现代统治者有很强的动机认可并强化可转让票据的合法性：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帝国之内的贸易便利化，还能鼓励金融家在其主要城市开设网点，从而为统治者提供更多融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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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银行——金融创新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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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和特许银行之间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特许银行的发展由两大基本需求所驱动：为更遥远的贸易提供金融服务、为更漫长和血腥的战争融资。这两个驱动因素的相对强弱关系，决定了最初的特许银行的主要目的是贸易融资还是政府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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