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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银行——金融创新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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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和特许银行之间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特许银行的发展由两大基本需求所驱动：为更遥远的贸易提供金融服务、为更漫长和血腥的战争融资。这两个驱动因素的相对强弱关系，决定了最初的特许银行的主要目的是贸易融资还是政府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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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特许银行主要服务于贸易，推动汇票和其他债务形式的银行间清算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成立于1609年），它作为全球票据交换所，连接全欧洲成千上万的账户持有者，通过该行网络对票据进行清算，大幅减少了本需用于支付的金银币数量。24该行的建立吸取了威尼斯国有特许银行的经验，即为城市商人提供账户清算服务的威尼斯黎多广场银行（1587年成立）。威瑟尔银行推动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从而服务于阿姆斯特丹政府的利益。但该行并没有大量参与政府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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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完全不同的特许银行以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为代表，最初仅承担管理英国政府债务的职责，并不发挥票据集中清算的职能。伦敦的金匠银行家将英格兰银行视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机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并不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票据交换所，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很长时间后，金匠银行家仍选择继续在银行间实施双边清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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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的特许银行通常同时为政府和贸易融资。事实上，颁发特定许可的政府更加偏好同时扮演两种角色的银行：政府可以允许一些金融家从事垄断的特许银行业，银行对贸易中的汇票进行贴现获得利润，而作为交换，金融家通过向政府提供低利率贷款，来与政府分享其开办特许银行获得的垄断租金。也可采取另一种形式，正像19世纪早期美国州特许银行的案例一样，金融家可将部分银行股权赠予政府，从而与政府分享垄断租金；或者金融家可以向政府提供贷款，政府以该贷款购买银行股份，而贷款将会以政府在银行的利润分成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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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银行的创立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它迅速催生了另一根本性创新——法定货币（纸币）。这一创新现在如此普遍，人们的钱包里总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纸币。金银币构成了价值标准和计量单位，但阿姆斯特丹商人因金币和银币的贬值而大伤脑筋。有些贬值是统治者实施的，他们定期降低硬币中的金银成色。荷兰硬币和铸币厂的多样性，导致一些铸币厂提供低价值的硬币，而欠款人也乐于使用低值硬币来偿还债务。假币——模仿全值硬币造出的低值硬币——也是一个问题。有人甚至将全值硬币的边缘切下，然后铸成有价金属锭块。简而言之，金币和银币导致了通货膨胀和价格的不确定。这个问题自从古雅典时期铸币发明之初便产生了，但随着贸易规模——也就意味着造币规模——扩大，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荷兰威瑟尔银行解决了这个问题，该行创造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完全基于其纸质的对外债务凭证。运营威瑟尔银行的商人从建立稳定的价值标准中获利，事实证明新的法定计价单位比硬币更稳定，更不易于发生通货膨胀或价格波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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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可以打个欠条然后将它作为一种付款方式，但欠条（尤其是银行券或其他任何纸币）要成为用于清算债务且合法的价值标准，必须要在法律框架下赋予其法定货币的地位。作为“适用于公共或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银行券可用于偿付公共债务（税赋）和私人债务（汇票或其他）。并非所有特许银行从一开始就有权发行法定货币。例如，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在1833年成为法定货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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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银行的金融创新并没有随着法定货币的产生而终止。18世纪中期的苏格兰特许银行尤其具有创新性，到19世纪，苏格兰特许银行的创新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效仿。这些创新包括：有息储蓄、作为交换中介而流通的小额银行券、用于银行间票据清算的联合管理的票据交换所、银行提前授予借款人信贷额度以供其按需提款、分行制度等。尽管苏格兰人并未发明有限责任的银行制度，但却首先广泛使用了这一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制的优越性尤为突出，因为它消除了阻止投资者购买银行股权的一个限制因素：在此之前，银行股东必须一起或各自承担银行债务的无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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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民主和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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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出现了成熟的特许银行，但国家间的达尔文式斗争，以及国家内部各企业间弱肉强食的斗争并不会随之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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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技术进步步伐加快，与此对应的是，催生单一民族国家和特许银行的两股关键力量——贸易和战争——继续变得更加强大。这两股力量在国内形成的政治压力，远非19世纪和18世纪的帝王所能想象。在此推动下，单一民族国家最终不仅将特许银行作为贸易融资和战争融资的工具，还广泛运用特许银行为一系列保持政治秩序的项目融资，如战略重要性行业的发展、通胀性的货币发行、稳定就业的政策导向、对居民购买住房的补贴等等。在这一新的时期，国家通过银行调动大规模资金，以服务于新兴的国内政治利益，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是治国能力中的核心部分。简言之，“银行交易博弈”的重要性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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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正如伊恩·莫里斯所指出的，人类正在完成一项重大发现。之前，所有可获得的能源都来自太阳。役用动物以草料为食，而后者依赖阳光下的光合作用；水车被太阳驱动的水循环所带动；因为太阳在地球的辐射不匀导致了可预测的风能，风帆推动船只穿越大洋。然而在18世纪末，人类发现了如何利用远古时代的太阳能：煤炭这一恐龙时代森林的遗留产物。煤炭可以燃烧产生蒸汽，提供似乎用之不竭的可靠能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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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的使用带来一系列发展，改变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第一，它导致了交通和通信方式的革命，尤其是蒸汽船、铁道和电报的发明。这些改变使大规模转移人员和货物成为可能，从而加速拓展了贸易。19世纪之前，只有冒险家才享用过热带食物，例如香蕉和菠萝，但此时，这些食物已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城市居民的早餐餐桌上。过去因距离而隔绝的地区现在得以开拓欧洲的广阔市场：阿根廷牛排开始出现在英国人的厨房中。西西里岛、波兰、希腊或中国深陷贫穷的人们，现在可以移居到其他生产力更高的国家，提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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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工业化进程提高了人类互相残杀的能力和潜在效率，因此各国面临更大压力，必须建设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否则便会被竞争对手吞并。19世纪下半叶，国家要赢下战争必须拥有铁路和钢厂。没有铁路和钢厂，政府既无法生产高效的杀人机器——后膛榴弹炮、机枪和铁甲舰，也无法高效地部署武器，这些武器决定着军事冲突的胜负。工业化的意义不仅是饮用更多啤酒，或是穿上批量生产的衣服；工业化关乎国家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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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赢得战争，国家不仅需要武器和战舰，还需要调动庞大的军队。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流问题：将足够多的人投放到战场上，配以足够的后勤补给，尽管这已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这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除非有足够强的动机，否则人们不愿意用身体来对抗杀人机器，士兵对长官枪决懦夫的恐惧只会产生非常有限的行为激励。欧洲精英们发现了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5世纪发现的定律：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更加投入战斗，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所拥有的一切。29当权者面临着压力：建立一个能够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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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根本性转变提高了公民的议价能力，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大为拓展，选举权意味着能够要求政府制定政策保持充分就业、提供社会保障网、为经济和社会流动性提供便利等。30正如研究福利国家的一位领军学者这样描述英国历史：“通过将选举比例从40%扩大到70%，提高了社会转移支付总量、公共养老支出、小学教师支出，以及所得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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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有强烈的动机追求更宏大的目标，而特许银行提供了使之成为可能的途径。民主国家政府深知，通过扩大信贷受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经济和社会流动性的需求。事实上，正如后文将详细讨论的那样，自19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一直致力于扩大信贷的可获得性——不仅面向商人，还面向农民和购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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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商业银行体系助力国家新目标的实现，这一做法并不限于成熟的民主国家。事实证明，德国总理俾斯麦尤其善于利用新的“银行交易博弈”。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创立了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为新的德国民族国家和新工业企业提供融资。32融资的可获得性使德国迅速在钢铁、化学和电力方面赶超英国的地位。事实上，德国银行家不仅为产业融资，还协助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卡特尔，这是德国制造业的特征。德国铁血宰相不仅建立了强大国家，拥有世界顶级的重工业和纪律严明的军队，德国还在养老金、公共医疗、失业和工业事故保险等方面领先全球。俾斯麦之所以这么做，并非因为他是工人的朋友，事实恰恰相反，因为俾斯麦理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社会主义者会当权，并颠覆他正在建立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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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特许也是一些国家国防现代化项目的一部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日本明治维新是非常经典的例子：建立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抵抗俄国和美国对亚洲的渗透，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努力。其核心部分便是特许银行体系的建构。33在俄国和墨西哥，政治领袖有意识地创立银行体系，将其纳入铁路建设和工业发展的宏大项目中，希望能借此制约贪得无厌的邻国（分别为德国和美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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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特许新实体：中央银行和特殊目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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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一民族国家最初出现时，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农业国家。大多数人在农田工作，食用自己耕种的食物，在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里休憩。到19世纪中期，这一形态迅速瓦解。更多的人在工厂工作，用薪水购买食物，住在出租屋里，如果没办法付房租，房东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对统治者而言，一方面担心如何在军事实力和控制贸易路线方面不落后于竞争国家，另一方面还要操心如何维持社会和平。在一个城市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世界里，经济下行不再意味着农民饿殍于孤野，而是意味着愤怒的暴徒在首都街头发动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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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逐渐将国内大型银行视为一种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途径，大型银行通常持续经营政府发债业务，并承担银行票据的集中清算所职能。英格兰银行的转型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子。该行成立之初主要负责管理政府财政事务，尤其是在看似没有尽头的英法战争期间，成功维持了英国政府债务的价值。1833年，该行的银行券被议会认定为法定货币，这一举动明确赋予该行发行货币的权力，借此，英格兰银行在金融动荡时期可以帮助其他银行。19世纪后期，英格兰银行已基本成为“银行家的银行”，主要业务为向其他银行提供贷款，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这一职能随时间逐渐演化（见第五章）。19世纪末，英格兰银行在有效防范金融危机方面已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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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建立中央银行的观念，尽管形式各异。20世纪，中央银行除了管理政府融资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还逐渐承担了新的角色——货币政策管理者。在金本位下，由于各国承诺遵守本国货币与黄金的兑换比例，中央银行利用货币发行和放贷能力来影响价格水平和国内经济活动的能力受到了很大限制。在固定汇率时代，央行必须在外汇市场保持“外部平衡”，这使它不能通过积极增加或减少国内经济中的货币和信贷总量来实现稳定的就业率和收入，即“内部平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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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期国际金本位制度崩溃后，中央银行在稳定经济方面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各国货币不再直接同黄金挂钩，法定货币供给由各国中央银行直接控制，法定货币也成为各国国内的账户单位和交换媒介。直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各中央银行尝试建立“类金本位”制度，即将各国货币钉住美元，美元挂钩黄金，但是这个安排同样宣告失败。35政府愈加重视采取积极货币政策的能力，以促进就业并保持社会稳定，而不仅仅是使用消极货币政策，即保持本币的国际价值固定。对政府的政治压力日益增加，要求政府更加重视逆周期货币政策，对于这一趋势，巴里·艾肯格林曾有过非常精妙的评述，我们直接引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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