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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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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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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伊始的问题。为什么不存在没有特许银行的国家？我们的答案是：民族国家的演化依赖于统治者、商人和金融家之间的伙伴关系。统治者需要商人构建商业网络，从而将整个国家黏合在一起，并缴纳税款。商人需要统治者提升实力，统治日益强大的国家，捍卫贸易路线，确保日益复杂的合同的执行。商人和统治者都需要金融家：商人需要金融家创新并管理金融工具，以支持完成远距离的贸易；统治者需要金融家为战争融资。对于金融家而言，需要国家来确保其合同执行，无论是金融家之间的合同，还是与商人或外国签订的合同。三方不同的行为动机通过一系列关键的金融创新得到了整合，而这些创新都体现在特许银行中。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将查尔斯·蒂利的名言“战争创造了国家，国家发动了战争”改为“国家创造了银行，银行创造了国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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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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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四章有负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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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同时我确信，这个国家也不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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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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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到伦敦参观的人一定不会忽略它是世界金融中心，这里坐落着500多家银行，其中包括许多世界金融巨头，如国民西敏寺银行（Natwest）、汇丰银行（HSBC）、巴克莱银行（Barclays）。伦敦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和几家最古老、最重要的保险公司，例如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自1694年以来便在伦敦营业。每100个英国雇员中有4个在金融部门工作。金融业占英国国民收入的10%，是农业贡献度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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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得出一个结论：英国一直拥有庞大而复杂的银行体系。事实上，人们可能认为，英格兰在18世纪晚期领先世界进入工业革命，是因为银行信贷广泛投向众多发明人与制造商。这些推断或许是合理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英格兰银行建立之初作为一家垄断性银行旨在为入不敷出的政府融资，即英格兰政府用一套利润丰厚的特权与金融家们做交换，换取对政府的贷款。从1694年到1825年，英格兰银行是英国唯一被允许以股份制公司形式存在的银行，其他银行必须采取合伙制的组织结构，并在规模上受到限制。这些银行还要遵守高利贷法的规定，该法限制银行拓展新的借款人：如果银行不能以更高的利率借贷给新客户，从而弥补对该客户了解不足的现实，那么根本无法贷款给该客户。政府不受高利贷法的限制，因此可以将信贷最终发放给政府，而不是发放给私营部门。英国工业化并不是因为制造商信贷充裕，相反，政府有意识地限制银行体系的发展，最终还是为了使政府本身和英格兰银行受益。工业革命的资金源于工匠和制造商的口袋，而不是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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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英国金融抑制的历史是“银行交易博弈”的产物。博弈的驱动力源于军事和帝国野心，英国的野心远超英国的人口数量与地理位置。从1689年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几乎不断。英国的财政体系，包括特许银行政策，都是为了最大化地便利政府的战争融资。简言之，英国所体现的理念是，特许银行源于国家对资金的需求，以支持国家在弱肉强食的达尔文式斗争中对抗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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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安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稳定的，因为直到19世纪中期之前，英国仍实施有限的选举权。根据当时的财产所有权和性别标准，只有不到10%的人口有资格参与选举。正是在这样的选举限制下，17世纪晚期才有可能达成政治交易，推动建立英格兰银行作为一家垄断银行。英国不是一个原始的威权国家，1688年光荣革命创造了强大的代表制度，限制了国王的权威和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在税收和财产权方面；然而，英国当时仍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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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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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和“银行交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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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以前，英国政治和金融制度与西欧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很大区别。国债是君主的个人债务。政府的财政权力被分割且不明确：国王通过议会获取一部分收入，而非全部收入。此外，君主可以在没有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以惩罚方式威胁个人，并向个人提出“强迫贷款”的要求。从本质上说，税收和公债的权力在国王和议会间的分配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安排，可能导致国王选择发行债券，议会则选择不偿还债务。这导致了1672年政府无法履行债务，暂停偿还债务，并部分否认自己的偿债义务（即所谓的“国库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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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光荣革命的起因更多源于政治与宗教，而非金融，但光荣革命对金融也有深远影响。它推翻了英国不受欢迎的詹姆斯二世国王，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即玛丽的表哥奥兰治亲王威廉，1694年玛丽去世后，威廉单独统治英国）。詹姆斯二世不受欢迎的原因不难想象：他是天主教徒，是腐败浮夸的法国路易十四的同盟者，是君权神授的坚定信徒。1所以，光荣革命在广泛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反抗绝对君权。反抗最初可以追溯到1649年处决査理一世（詹姆斯二世的父亲），到推翻詹姆斯二世的内战时达到高潮。由此产生了对绝对君权的限制，体现在1689年的宪法改变中，包括《英国权利法案》（English Bill of Rights）、《宽容法》（Toleration Act）以及《兵变法》（Mutiny Act）等法律的制定，其中规定君主必须尊重议会通过的法律。光荣革命也实现了君主制下的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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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詹姆斯二世被迫流亡海外（后投奔路易十四），以及议会对国王权力的约束力不断加强，掌控英国金融的规则完全改变。新政体大致于1697年建成，在新政体下，国王若无议会允许，则不能征税或者借贷。2国债从君主的个人负债转变为整个国家的偿债义务。此外，新的政治体制使议会无法选择债务违约，因为许多国会议员都持有政府债券，并且在持有政府债券的企业中也有相关利益。议会也规定了税收的使用，使部分财政收入的支出不受制于君主，而其余的支出部分则接受审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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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君主对税收和支出的权力受到限制，但在其他方面，君主权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外交事务中。英国的野心和军事联盟发生了巨大变化。詹姆斯二世是荷兰共和国的敌人，法国的亲密盟友，主要原因是宗教因素，因为詹姆斯是天主教徒，荷兰人是新教徒。而新的国王威廉和王后玛丽则是新教徒，且威廉是荷兰人。因此，光荣革命结束了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但开启了英法之间代价惨重且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其中包括1689—1697年威廉国王战争、1702—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实际上持续了九年，从1754年到1763年）、美洲革命（1775—1783年），法国大革命（1793—1802年），以及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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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民众不支持对路易十四的战争，而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挑战，这种现代国家既要体现君主立宪的新理念，又要有足够的金融资源，应对在现代欧洲捍卫这一理念所需的巨大成本。路易十四被英国人所鄙视，因为他是绝对君权的极端代表（这在其名言“朕即国家”中可见一斑），同时，路易十四试图将其版图扩大到其他欧洲国家的野心也是路人皆知。在呼吁发动针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时，下议院把路易十四描述为“一个和平的破坏者，基督世界共同的敌人”。5英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付战争费用。战争不再靠勇敢的王子带领骑士冲锋陷阵而取得胜利；它已变成了消耗战，哪一方能调动更多的人力和财力就能获胜。6英法战争造成英国公共支出迅速攀升，从1688年之前每年支出400万英镑，增加到1688—1720年间每年支出600万英镑甚至更多。7新一轮的战争总是意味着支出的攀升，正如当时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之前，人们从不知晓有如此巨额的债务需由国内税赋和关税偿还，表现为未偿付的汇票[1]和债券。各种各样的战争补给不断增加，代价惊人……我们有着国家破产和民众败落的所有症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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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威廉在与路易十四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中需要大力融资，威廉有意愿聆听新的想法。威廉可以提高税赋，他也的确这么做了，但在短期内任何政府能挤压本国经济并额外征收的税收也是有限的。9但威廉作为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而非绝对君权君主还有一个优势：鉴于无议会允许不得违约的事实，威廉的偿债承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然而，如果威廉要成功完成足以帮助其打败法国所需的巨额融资，就需要创新与试验。因此，威廉尝试用彩票作为筹集资金的手段。1694年百万冒险彩票(Million Adventure Lottery)销售100000张，每张10英镑，承诺每年1英镑的彩票利息收入，以及2500份彩票奖金。私人借贷的利率受高利贷法限制不得超过6%，与之相反，发行彩票则意味着国王可以向债权人支付更高的回报率。然而，即便如此也远不足以解决威廉所面临的财政问题。他不仅需要额外资金来满足新的支出，还需要延长现有债务的偿还期。这是一个纠结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吸引人民持有长期债务却不要求很高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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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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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垄断性政府融资机构的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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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和议会的共同解决方法是在1694年建立英格兰银行，一家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不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建立特许公司了。整个17世纪，英国一直充分利用特许公司，将建立帝国的部分工作转包给特许公司，政府允许垄断企业如东印度公司（1600年建立）的运营，作为交换，政府可以获得直接回报。然而，英格兰银行得到特许并最终建立，唯一的目的是向政府发放贷款，这样的安排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该行最初的特许是以8%的利息向政府提供120万英镑的贷款（低于百万冒险彩票中政府支付的10%利息率）。贷款可在1705年后赎回，但如果届时贷款被赎回，英格兰银行将被清算，特许权将被终止。从本质上来说，政府赋予银行发行银行券的权利，银行券则由股东实缴资本支持，然后银行将这些银行券以一定的利息借给政府。这就意味着英格兰银行的认股者间接购买国家债券（这是银行唯一的初始资产）和特许权的“期权价值”。只要银行特许权没有终止，银行就可以在未来开展其他有利可图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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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组织者是辉格党的主要成员，辉格党战胜了托利党，通过议会促成了对英格兰银行的特许。政府极其糟糕的财政状况也是促成此事的重要力量。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观察与评论：“在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军队每天都需要军费支撑。金银储备迅速下降，英国财政的代理人都陷入对英国完全崩溃的恐惧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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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建立英格兰银行筹集贷款资金的成功，鼓励政府实施进一步的试验。1695年，议会允许百万银行作为特许银行建立并运营。百万银行购买1694年百万冒险彩票中的彩票并形成资产池，从而使得彩票更具流动性，违约风险更低，并使投资者获得多元化的部分好处（比如不确定的彩票额外奖金也一并并入）。1696年，反对英格兰银行特许的托利党成功推动议会赋予一家竞争对手（土地银行）特许权，这家银行将以7%的利率向政府贷款。然而，由于该行的发起者没能筹集到足够资本，最终未能正式建立并与英格兰银行展开竞争。1697年，政府尝试从马尔特（Malt）彩票项目中筹集更多资金，但这一努力进展不佳。11失败导致英国政府1697年末重新转向英格兰银行，寻求帮助以避免短期政府债券的违约。银行同意政府债券持有者将债券转为英格兰银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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