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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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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与苏格兰银行业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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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年到1825年，英格兰的银行体系由英格兰银行以及受到严格管制的小规模乡村银行和金匠银行组成，而同一时期，一种完全不同的银行体系却正在近邻苏格兰逐步形成并演化。苏格兰银行业模式的特征是竞争、创新、私营部门信贷的可得性，以及稳定性，所有这些特征都是英格兰银行体系可能有但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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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18世纪初期苏格兰人是多么落后，这样的比较更加令英格兰人感到屈辱。1705年，约翰·劳完成了《货币和贸易思考》(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一书，他后来在法国财政中扮演了富有想象力及破坏力的角色。约翰·劳书中曾建议特许建立一家苏格兰土地银行，但他的苏格兰同胞否决了该建议。约翰·劳的主要论点是，他的计划提供了一种路径，帮助苏格兰克服贫困，应对广泛的财政窘境，并获得“比欧洲其他国家更能扩展贸易”的应有地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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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格兰潜力的认知，约翰·劳是正确的。苏格兰不仅是英国启蒙运动的核心，也是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大西洋贸易的中心。苏格兰的制造业、畜牧业、渔业和农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苏格兰的银行体系充满竞争，许多银行在全国开设分支网络，提供广泛信贷，为苏格兰的成功故事做出了贡献。开设分支机构是一个重大创新：银行分支机构可以设在遥远的地区，且管理成本远低于一个全新银行，因为分支行可以依靠总部提供管理、会计和运营服务。各分支机构需要的仅仅是职员和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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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英格兰银行仅在其位于针线街（Threadneedle Street）的总部运营，苏格兰各银行的分支机构往往开在本来不足以支持银行存在的地区。苏格兰银行业的创新还包括计息存款、银行券的同业结算，以及信贷额度（如苏格兰皇家银行1728年首创的“现金信用账户”），即允许借款人提前与银行建立信贷安排，其后根据需要从账户提款。苏格兰银行体系是最早依靠小额银行券作为融资来源的银行业之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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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新的核心是放开银行特许制度。苏格兰有三家特许银行：苏格兰银行(1695)、苏格兰皇家银行(1727)和大不列颠亚麻公司(1746)。此外，从1747年开始，出现了自由许可的地方性银行，即根据普通许可条例订立章程获得许可的银行，而不是授予其特权的银行。自1810年开始，诞生了自由许可的股份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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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银行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1825年，三家专门特许银行平均每家设有15家分支机构，而自由许可银行体系中平均每家银行有三家分支机构。与此同时，英格兰的银行几乎没有分支机构。1802年，苏格兰人均银行资产达到7.5英镑，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6英镑。苏格兰银行业的存贷利差明显要窄(约1个百分点）。事实上，银行在低利差运营的情况下能给予股东们较高的回报率，这是高效率银行业的典型特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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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与英格兰银行业相比，苏格兰的银行不太可能失败或让银行债权人承担损失。从1809年到1830年，英格兰银行的倒闭率几乎是苏格兰的5倍，在英格兰，银行债权人有时承担了巨大损失，而苏格兰的存款或银行券事实上几乎未发生过任何损失。41苏格兰的银行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投资组合更多样化，从而降低了失败的风险。不同于英格兰的银行仅限6个合伙人(这一规则导致了小银行和本地银行)，苏格兰的银行是典型的大型及多样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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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苏格兰银行业结构和英格兰迥异？鉴于1603年以来英格兰和苏格兰统治者为同一个君主的事实，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答案是，苏格兰银行业博弈与英格兰长期以来的银行业博弈完全不同。在英格兰银行和苏格兰银行建立之时(分别在1694年和1695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分别有独立的议会(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王国，尽管同属一个君主统治)。当威廉国王正在探寻英法战争的融资方式时，苏格兰既贫穷又偏远。创建垄断性的苏格兰银行给国王融资，从中能获得什么收益并不明朗。而且，创建这样一个银行，需要与苏格兰议会谈判，虽然议会总体上支持威廉国王而非废黜的詹姆斯二世，但苏格兰议会并不会像英格兰议会那样，同意为国王的帝国野心而融资。事实上，苏格兰的银行章程规定，没有议会法案的准许，苏格兰特许银行不能向国王提供贷款。这一事实表明，苏格兰议会意识到，如果苏格兰银行成为公共财政的融资工具，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从国王的角度出发，对苏格兰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通过英格兰银行(以及其他英国股份制公司)获得战争融资，这样的做法更加简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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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为国王对法国的战争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即使1707年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合二为一，国王也没有试图重建苏格兰银行体系以服务于国王的战争目标。从苏格兰角度出发，苏格兰承诺不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权力实体，若独立，则可能退出大不列颠王国的统治，或从事有损国王利益的活动。相比于英格兰，苏格兰银行业享有更有利的地位，作为回应，苏格兰采取了所谓的单边政治释权行动。1707年《联合法》中，苏格兰解散其国民议会，并入大不列颠王国。42政治上的联合，意味着国王几乎没有理由担心对苏格兰的银行、贸易和工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经济后果。尽管政治上联合，但苏格兰银行体系仍独立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并与后两者截然不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其他国家在自由化推动下纷纷效仿苏格兰银行业的成功，这是下一章将要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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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世纪末到19世纪后期，英国发行Exchequer Bills，即财政部汇票，相当于政府的短期债券。——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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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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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五章银行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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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革上议院的时候了。下议院议员是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但由世袭显贵组成的上议院却对下议院通过的所有法律拥有绝对否决权，这种情况不应该再持续下去……随着时间推移，文明推进，选民数量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生活水平越来越富裕，他们理应拥有更多而非更少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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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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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直到19世纪初，英国“银行交易博弈”仅限于一小部分人参与，博弈并不会特别关注政府政策如何影响普通民众获得银行信贷的能力。然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精英群体逐渐失去了对博弈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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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相关的技术变革始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加速发展，并导致英国改变了自15世纪以来狭隘的选举权规则。一系列选举改革逐步扩大了选举权。1832年“大改革”降低了与选举权挂钩的财产条件，并根据人口变化重新分配议员名额，将名额从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向人口稠密地区调整，从而打破了延续几个世纪的传统。1867年法案进一步降低城市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使1/3左右的男性人口，包括工人阶级的部分成员，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法案进一步降低财产要求，赋予城镇及农村人口相同的投票权，从而使60%左右的成年男性获得选举权。1918年，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男性以及30岁以上的已婚妇女。1928年，对选举权的最后一些限制也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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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进程中，非民选的世袭制上议院逐步让权给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事实上，1832年“大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国王的威胁，国王宣布如果上议院不通过法案，就增加贵族封号并向支持扩大选举权的人封爵。1911年，《议会法》（Parliament Act）取消了上议院否决财政法案的权利，同时取消上议院否决其他法案的权利，仅仅允许上议院可以在不超过两年的时间限度内延缓这些非财政法案的通过。1919年《议会法》能获得通过，唯一的原因也同样来自王室压力，即国王增加贵族册封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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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动战争的成本以及有选举权人口占比在同一时期出现上升，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变化直接导致了选举权的扩大。拿破仑战争所需调动的人力、财力规模之大，在此前无法想象。拿破仑战争改变了英国看待大英帝国的角度和方式。20世纪初，军事、帝国需求和多数人权利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更为清晰。1911年《议会法》使上议院变得无关紧要，该法案的驱动因素之一便是英国动员近30万人参加布尔战争（Boer War）的经历。1918年改革将选举权扩大至几乎所有成年男性以及部分女性，这一变化使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连投票权都不给年轻人，却要把年轻人送往欧洲杀人战场，这是不公平的，这一点得到了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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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利配置过程中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变化如何体现在英国银行业的演化中？拿破仑战争后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初开始，英格兰银行对特许银行的垄断终结，竞争性特许银行建立，开设分支机构成为银行运营的基础，银行服务于国内外私营商业和产业的金融需求。1从垄断性银行体系过渡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并不能立刻终结系统性银行危机：危机持续了40年，但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进入第二个阶段，银行体系保持稳定，向私营部门发放大量信贷。然而，19世纪80年代后的银行整合最终导致银行体系内竞争水平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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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重新回归战争融资主题，国内民主经历转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政府信贷的挤出效应(金融抑制)。从1914年到1945年英国进入战争时期，这段时期常被称为“第二个三十年战争”。曾经无足轻重的工党(1906年工党在议会670个席位中只占据30个席位)迅速崛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了政治主导地位。2战争结束后，英国选民自由投票，支持财富的重新分配，最终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3政府开始承担大部分的经济管理职能，许多行业实施国有化，银行体系在资源配置方面变得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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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和政府控制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尤其是由此导致的经济缓慢增长和通货膨胀加剧，为英格兰银行业历史进入第四阶段创造了条件，第四阶段的标志是保守党的东山再起，以及银行法规的自由化。这一阶段始于1970年，但真正的变化源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86年的“大爆炸”改革，1986年后英国金融服务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撒切尔夫人成功实施了经济私有化方案、货币秩序和金融自由化，成功的原因在于她能够使大多数英国公民相信，减少税收、私人拥有产业与住房以及维持低通胀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财富增长，从而服务于普通公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富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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