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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792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63]
1703672793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五章银行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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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798 是改革上议院的时候了。下议院议员是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但由世袭显贵组成的上议院却对下议院通过的所有法律拥有绝对否决权,这种情况不应该再持续下去……随着时间推移,文明推进,选民数量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生活水平越来越富裕,他们理应拥有更多而非更少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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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00 ——温斯顿·丘吉尔(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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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02 在18世纪直到19世纪初,英国“银行交易博弈”仅限于一小部分人参与,博弈并不会特别关注政府政策如何影响普通民众获得银行信贷的能力。然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精英群体逐渐失去了对博弈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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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04 战争相关的技术变革始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加速发展,并导致英国改变了自15世纪以来狭隘的选举权规则。一系列选举改革逐步扩大了选举权。1832年“大改革”降低了与选举权挂钩的财产条件,并根据人口变化重新分配议员名额,将名额从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向人口稠密地区调整,从而打破了延续几个世纪的传统。1867年法案进一步降低城市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使1/3左右的男性人口,包括工人阶级的部分成员,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法案进一步降低财产要求,赋予城镇及农村人口相同的投票权,从而使60%左右的成年男性获得选举权。1918年,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男性以及30岁以上的已婚妇女。1928年,对选举权的最后一些限制也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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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06 在这一进程中,非民选的世袭制上议院逐步让权给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事实上,1832年“大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国王的威胁,国王宣布如果上议院不通过法案,就增加贵族封号并向支持扩大选举权的人封爵。1911年,《议会法》(Parliament Act)取消了上议院否决财政法案的权利,同时取消上议院否决其他法案的权利,仅仅允许上议院可以在不超过两年的时间限度内延缓这些非财政法案的通过。1919年《议会法》能获得通过,唯一的原因也同样来自王室压力,即国王增加贵族册封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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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08 当然,发动战争的成本以及有选举权人口占比在同一时期出现上升,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变化直接导致了选举权的扩大。拿破仑战争所需调动的人力、财力规模之大,在此前无法想象。拿破仑战争改变了英国看待大英帝国的角度和方式。20世纪初,军事、帝国需求和多数人权利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更为清晰。1911年《议会法》使上议院变得无关紧要,该法案的驱动因素之一便是英国动员近30万人参加布尔战争(Boer War)的经历。1918年改革将选举权扩大至几乎所有成年男性以及部分女性,这一变化使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连投票权都不给年轻人,却要把年轻人送往欧洲杀人战场,这是不公平的,这一点得到了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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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10 政治权利配置过程中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变化如何体现在英国银行业的演化中?拿破仑战争后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初开始,英格兰银行对特许银行的垄断终结,竞争性特许银行建立,开设分支机构成为银行运营的基础,银行服务于国内外私营商业和产业的金融需求。1从垄断性银行体系过渡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并不能立刻终结系统性银行危机:危机持续了40年,但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进入第二个阶段,银行体系保持稳定,向私营部门发放大量信贷。然而,19世纪80年代后的银行整合最终导致银行体系内竞争水平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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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12 第三阶段是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重新回归战争融资主题,国内民主经历转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政府信贷的挤出效应(金融抑制)。从1914年到1945年英国进入战争时期,这段时期常被称为“第二个三十年战争”。曾经无足轻重的工党(1906年工党在议会670个席位中只占据30个席位)迅速崛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了政治主导地位。2战争结束后,英国选民自由投票,支持财富的重新分配,最终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3政府开始承担大部分的经济管理职能,许多行业实施国有化,银行体系在资源配置方面变得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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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14 国有化和政府控制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尤其是由此导致的经济缓慢增长和通货膨胀加剧,为英格兰银行业历史进入第四阶段创造了条件,第四阶段的标志是保守党的东山再起,以及银行法规的自由化。这一阶段始于1970年,但真正的变化源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86年的“大爆炸”改革,1986年后英国金融服务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撒切尔夫人成功实施了经济私有化方案、货币秩序和金融自由化,成功的原因在于她能够使大多数英国公民相信,减少税收、私人拥有产业与住房以及维持低通胀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财富增长,从而服务于普通公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富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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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16 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银行体系未发生过银行业危机。419世纪60年代以来,重大问题首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影子银行金融机构倒闭浪潮(即所谓的二级银行业危机),背后的原因在于政府不稳定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大幅波动。然而,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银行业危机相比,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相对温和。相比之下,2007—2009年全球银行业危机导致英国银行体系遭受重创,最终只能以大量公共资金注入银行体系,这也引发了新的质疑,即过去将伦敦打造成伟大的全球金融中心的政府政策是否合理。在本书撰写期间,英国政府正在思考银行监管的深层次改革,改革能否成功并不明朗,危机所造成的长期政治后果也依旧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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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18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64]
1703672819 不列颠治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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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21 1815年6月,惠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取胜,将拿破仑囚禁在圣赫勒拿——南大西洋中部一个50平方英里的岩石荒岛,同时,此役也意味着英国结束了与法国将近130年的战争。英国政府完成了其最重要的战略目标:确保欧洲大陆维持政治上的分裂和弱势,从而无法在建立并发展全球帝国方面与英国的实力形成竞争。近一个世纪后,面对快速发展且高度军事化的德国,英国再次面临挑战,本章后文将讨论这一主题。然而,1815年欧洲大陆尚无德国,只有若干说德语的独立王国。1815年胜利之后,英国终获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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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23 所谓“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即英国击败拿破仑之后的稳定与霸权时期,但不列颠治世下的英国同样面临两大挑战。挑战之一,如何满足自18世纪便开始蔓延的政治改革要求。推动美国革命的许多共和主义理想(虽然其中增加了许多殖民地特色的价值诉求)实际上源于英国。在英国数十年来一直与法国交战的状态下,改革诉求可以搁置。但是,一旦拿破仑战败,英国很难继续忽视这些诉求。事实上,法国革命政府将其人民视为公民而非统治者的臣民,英国举全国之力投入对法国的战争,必然鼓励人们重新思考作为英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反思并不向着同一个方向:法国雅各宾派的暴力倾向令人震惊,以致在英国引发了倒退的冲动,伟大的英国演说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1970年的《法国大革命沉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集中体现了英国的这一反应。然而,即使像《沉思录》这样的反民粹主义著作也必须支持关于政府的自由主义理念,提倡以渐进式宪政改革来替代革命。事实上,对公民身份的重新思考发生在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这场战争的对手在文化上与英国更加亲近。此时的重新思考只会使这种反思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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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25 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辉格党多次试图修改选举下议院议员的规则,均未成功。辉格党提议的改革举措旨在扩大选举权,并将选举权向中心城市转移,因为当时随着工业革命和商业活动的增加,城市获得显著发展。到1832年,已无法再抵制改革。出现了暴力示威;政府组阁,解散,再组阁;甚至英国国王威廉四世也介入其中,威胁要新设80个贵族爵位(可任命为上议院议员),并授予那些支持选举改革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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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27 1832年《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俗称《改革法》或《大改革法》)增加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议会席位,取消了人口极少地区(所谓的衰败选区)的席位。法案放宽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使合格选民人数从40万增加到65万(约为成年男性人口的1/6)。5按照21世纪的标准,选民的上述扩大似乎无关紧要,但以19世纪初的标准来看,这一“大改革”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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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29 不列颠治世下的英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在拿破仑战败后,如何重新处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政府不再需要通过该银行为战争融资。对调整两者关系的呼吁,最早可追溯到1780年,埃德蒙·伯克在议会发表演讲,阐明他对相关改革的观点,包括改革政府在财务会计和开支方面的做法,特别是对英格兰银行与财政部之间的账户和现金流相关的管理规则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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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31 调整政府和英格兰银行之间的关系,第一步就是回归金本位。回归金本位可以消除通胀税从而造福英国民众;同时,在金本位下,商家得以在稳定的价格和固定汇率环境中开展交易,从而为大英帝国的贸易提供便利。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回归金本位和保持英格兰银行券的可兑换性都必须付出代价。事实上,英格兰银行拒绝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必要收缩,仅仅在1819年议会强制要求下,英格兰银行才同意重新接受恢复其银行券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而真正在实际操作中恢复可兑换性发生在1821年,即英法战争结束6年之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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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33 伴随着金本位的回归,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冲击,经济低迷,引发民众直言不讳地批评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7在这几年中,回归金本位迫使英格兰银行限制货币供应,并根据银行持有的黄金总量发行货币,从而保持所发行的货币量与黄金储备之间的可靠比价。8恢复兑换的头几年,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供应从1815年的2720万英镑下降到1821年的2030万英镑。该行主要通过削减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和贴现来实现这一紧缩,这一政策显然不受商人和制造商的欢迎。9英格兰银行持有的私人部门信贷资产总额从1815年的2070万英镑大幅下降至1821年的270万英镑。同期,英格兰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从2420万英镑下降至1580万英镑,相对私人部门信贷的收缩而言,持有的政府债务下降幅度要低得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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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35 这些变化导致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从而促使英格兰银行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进入第二步:以一连串改革结束双方之间的拉锯。其中,一些措施强化了会计制度(如要求书面记录所有的交易)。11一些举措(如乔治三世时期颁布的1817年法案第57条,c.48;1819年法案第59条,c.76)对英格兰银行向财政部提供季度贷款的方式进行监管。改革举措还禁止银行在议会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向政府放贷。当时的一个观点指出:“这些监管……使政府无权从英格兰银行获得非常规的融资……在管理政府资金的方面,英格兰银行与政府的关系现在必须受到监管,监管的出发点则是双方对社会普遍利益的考量;两者的关系处于公众控制之下,以至于任何非常规甚至是可疑的程序都在实际操作中失去了可能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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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37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65]
1703672838 打破英格兰银行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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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2840 对英格兰银行和政府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就是终结该行的垄断性特许,逐步将其转型为银行家的银行,扮演金融体系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为实现这一转型,议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了大量行动,减少英格兰银行特权,虽然英格兰银行为保留特权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最终没有成功。英格兰银行的抵抗之一,就是寻求公众对其特权的支持,通过满足汇票市场的信贷需求,试图减少市场对开办与其竞争的特许银行的要求。英格兰银行出于迫切的政治需求而开展汇票融通业务,这导致了非常不稳定的银行体系:在1825—1866年间,大约每10年都会发生重大危机。然而,最终随着英格兰银行的特权式微,英格兰银行开展汇票融通业务(市场不稳定的因素)的意愿也逐渐减弱。随着时间推移,英格兰银行逐渐从向政府融资的商业银行转变成为更广泛的银行体系提供支持的最后贷款人,该行支撑市场的特征也逐渐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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