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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战争、帝国和选举权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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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英国银行业像英国经济那样，主要关注英国与外部世界往来中的商业机会。从1870年到1913年，在国际上的年均金融投资（主要为发行债券的形式）大约是全球GDP的一半，这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水平一直保持到1990年。58英国是当时最富有的国家，有着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国际资本的主要提供者。英国资本外流急剧增加，从1865—1869年的1.93亿英镑增长到1900—1914年的9.2亿英镑。59除了进行组合投资，许多英国公司建立海外机构，开展大量对外直接投资：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者。在1910—1913年间，英国对外投资的净值占英国国内储蓄的53%以上。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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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银行和金融市场在英国作为商业帝国的扩张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部分英国跨国银行建立了大量境外分行，专注于国际贸易融资。19世纪30年代，这些跨国银行开始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国家建立分行。到“一战”爆发，大约30家英国银行拥有超过1000家海外分行，分布在大英帝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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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在20世纪延续英国世界强国的地位，不是保持本国的财政和军事实力就可以实现的。其他国家也在这两方面与英国展开竞争。德国的野心迅速膨胀。20世纪初，英国开始卷入与德国的军备竞赛，1914年，英国再次陷入与欧洲国家的长期冲突中。在亚洲，日本是一个崛起的国家，最终将挑战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控制权。在美洲，美国在赢得与西班牙的战争后，正在巩固其领地和影响力。大规模战争中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未来的战争将涉及前所未有的参战人员和大规模的恐怖。作为一个北大西洋的小国家，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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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必然要经历改变，面对新竞争者的挑战，英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逐步下降。要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仍然保持足够的影响力，人口相对较少的英国就需要极高比例的人来履行兵役。因此，这也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政治伙伴关系，对帝国野心和公众利益同样重视。对公众利益的承诺意味着进一步扩大选举权——赋权于所有成年男性和部分女性，并削弱上议院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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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和精英统治的结合不可持续，这不仅是政治运动的主题，也是描写“一战”前英国的众多小说的主题。例如，迪士尼流行电影《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的故事发生在1910年的伦敦，一位拥有魔力的保姆与一位严肃的银行家及其争取女性选举权的妻子和两个不快乐的孩子一起生活。最具冲突的情节是，父亲的银行同事试图说服孩子们，可以节约两便士资助国企以共享帝国的伟大，而不是把钱给一位贫穷的妇女。这两便士的争论是英国这一时期的准确反映：英国正处于一个转折期，帝国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需要更好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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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的是，随着不列颠治世面临压力，赋予英国上层阶级超过其人数本该对应的权力的政治制度也同样经受着变革的压力。1867年和1884年的一系列选举改革扩大了选举权，扩大范围远超1832年“大改革”。1867年法案降低了城市居民选举权的财产资格要求，从而使1/3左右的男性（包括工人阶级的部分成员）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法案进一步降低财产资格要求，并将新标准推广到农村选民。在1884年法案下，大约60%的成年男性，包括大批工人阶级，都获得了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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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方面需保持与世界第一帝国相称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选举权不断扩大，这两方面力量在英国现代史的大多数时间平行发展，偶尔有些交叉，一种力量推动另一种力量前进。在20世纪初期，两股力量更加紧密地融合，并且在整个进程中彼此强化，从而将银行体系变为战争融资的工具，强化了银行业的卡特尔特征，使得几十年来向私营经济部门提供的信贷始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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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剧变可能导致英国的转型，对此的首要证据就是1906年大选，自由党开始走下坡路，工党获得重要胜利。62自由党人推动社会改革取得胜利，例如罢工合法化、有限的工作时间、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实施失业和医疗保险以及对监狱制度的改革。他们还主张基本的政治变革，包括终结上院的否决权、扩大选举权。这些日益强烈的民众诉求反映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变得更为激进的产业工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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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人的社会改革议程，以及他们经常发表的煽动言论，可以从1908年4月对邓迪（Dundee）选民的演讲中略微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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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接受了你们执行官的一致邀请，来邓迪市为即将到来的关于自由贸易的补选拉选票……你们将被要求去支持煤矿工人争取更大生存权利和阳光的诉求……你们将被敦促去推动政府反对上议院的武断和不负责任的党派之争……英国民主现在受到了来自托利党的强大挑战。社会斗争随着不确定的决策而来回摆动。代表着英国劳动阶级最高利益的重要立法仍悬而未决。自由党惨败的选举冲击也会在各方面打击工党的代表权……让我们团结起来……社会进步的杠杆仍掌握在自由党手中……我们应不应该获得力量？这是我在此问邓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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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上述信息的煽动者正是温斯顿·丘吉尔，他后来代表托利党出任英国首相[1]，或许是英国最有名的帝国保卫者。1908年，丘吉尔发表演讲，本章节选即来自此次演讲，演讲中他呼吁剥夺上议院的否决权，最终使上议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变得无关紧要。演讲的语气令人印象深刻，它将上议院贬至政治害虫的地步，认为上议院阻碍了整个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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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作为帝国的坚定捍卫者，为什么对增强工人阶级的力量如此感兴趣？毫无疑问，丘吉尔对于帮助穷人有其私人情感在其中（他是社会政策真诚而有力的支持者，“向贫困宣战”的口号可能也是他提出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丘吉尔热爱帝国，特别关注征兵和动员的需求，这也是他很早即支持社会改革，并与自由党结盟的原因。64自由党人支持政治和社会改革，并坚定地宣称要维持大英帝国的实力。1901年丘吉尔在评论一本讨论英国贫困问题的书时，提到了强化反贫困的社会政策的道德论点，但同时他也表示，在议会提出这些政策的最具说服力的论点就是，“贫困严重阻碍征兵”。65在丘吉尔看来，战争胜利和帝国延续立足于公众和精英之间的诚挚伙伴关系。广泛的选举权和保护公众的政策有利于维持帝国实力；这两者的缺失将是灾难性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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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担任保守党议员时，他曾于1901年在下议院发表讲演，讨论战争新技术的威胁：“自成为议员以来，我经常很震惊地听到议员甚至部长如何冷静、流利地谈论欧洲战争……（战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众议院不应无视这些变化”。过去，战争是靠一小部分职业军人组建的小型军队投入战斗，“每位战斗人员的责任可能很有限”。但现在，“当大量人员对垒，每个人都异常痛苦愤怒，当借助科学和文明扫除了本可减轻其愤怒的所有因素，一场欧洲战争将导致战败者的废墟，但战胜者将遭受几乎同样致命的商业混乱和民不聊生。民主制比内阁制更加可恨。人民的战争比国王的战争更加可怕。我们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在南非我们已有所领略，即使是小型战争也是可怕并骇人听闻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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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党重获政府控制权后，他们便马上开始提出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其中很多措施在上议院未获通过。在以微弱优势再次获得选举胜利后，自由党于1910年3月开始在下议院推动立法，来遏制上议院的权力。这项立法得到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支持，他可以任命新的上议院议员去推动该法案的通过。随着威胁迫近，1911年8月10日双方达成了妥协，其中上议院不再拥有批准财政法案的权力，作为交换，国王也放弃任命大量自由党人进入上议院。上议院同时失去了否决其他法案的权利：他们最多将法案的通过时间拖延两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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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上议院权力被削弱，这一变革的影响很快又通过选举权扩大被进一步放大。1918年选举改革使选举权扩大到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以及30岁以上且有足够财力的女性。对女性财产和年龄的限制在1928年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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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民主制的这些变革带来了长期深远的影响。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现在都集中在民选的下议院。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正如第二章讨论的那样，所有民主国家都有民粹主义潮流，也有相关制度不同程度地限制民粹主义潮流，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各民主国家间有所不同，差异在于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以何种程度给予少数派超越其人数本该对应的的权力，这些制度包括两院制的立法机构、间接选举以及权力分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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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体制仍保留了一些自由主义壁垒：司法独立于议会；在单一席位选区选出国会议员，这是一种倾向于让中间派候选人获胜的安排。尽管如此，到1918年，在对制约财富再分配政策方面，英国要比当时的美国弱得多。在美国（下一章的主题），参议院和众议院必须就立法达成一致意见，在参议院的投票结构以及关于终结辩论付诸表决（cloture）的规则下，要通过某项立法，必须满足绝对多数（或复杂的交换选票）的要求。此外，在美国，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总统对立法拥有否决权。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美国银行监管政策仍受到民粹主义者和银行家这一奇特联盟的严重影响。在英国，不需要有这样一个联盟：作为选举和制度改革的结果，选民们能够选出承诺进行财富大幅再分配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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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三十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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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1945年间，人类经历了三大毁灭性的全球冲击：“一战”、大萧条和“二战”。英国的银行体系尽管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混乱，但在这段动荡时期总体上表现得相当良好。例如，国际信贷市场在“一战”爆发时几近枯竭，但英国成功避免了全面的银行危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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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后，英国和其他国家重建了固定汇率制度，各国央行之间以与黄金挂钩的价格互换货币（所谓的金本位制）。这一制度导致英镑高估，从而降低了英国在国际市场同美国竞争的能力。英国出口遭受打击，占GDP的比重从1913年的24%下降到1929年的21%。70由于英国面对资金外流时仍努力保持本币与黄金挂钩，英格兰银行1929年9月将利率从5.5%上调到6.5%。失业率也在不断上升，从20世纪20年代平均9.1%的失业率上升到20世纪30年代的12.8%。在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下，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从而得以扩大货币供给。银行利率降低到2%，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跌，英国经济和银行体系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影响，通货紧缩曾一度导致经济下滑和银行信贷收缩。71信贷收缩不仅反映了货币紧缩下的银行存款减少导致贷款相应减少，它还反映出经济衰退期间，银行需降低其资产的风险，更多地储备现金，投资于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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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的英镑贬值使英国经济和银行在大萧条期间免受最严重的打击，而大萧条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尽管如此，失业率仍然很高，许多人指责英国各银行及其涉嫌组成信贷卡特尔是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一旦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货币政策不必再继续维持固定汇率。货币供应量和银行存款增加，但贷款增长缓慢。这种低迷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包括对投资组合风险的持续担忧，以及很难找到合适的贷款客户。72英国银行风险管理良好，英国避免了席卷许多其他国家的多次银行危机。73尽管如此，银行信贷的稀缺还是成了一个政治议题。尽管政府和英格兰银行通过降低利率鼓励信贷，但政客们仍指责银行故意减少对产业的贷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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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批评的声音，以及之前的银行整合的确导致了五大银行市场影响力的提高，英国政府并没有质疑银行体系的集中结构。一种解释是，政府认为更容易与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进行谈判。无论“二战”之前是否已预计到这一优势，毫无疑问，20世纪40年代这一优势非常重要。研究这一时期英国银行业的两位著名学者，福雷斯特·卡皮（Forrest Capie）和马克·比林斯（Mark Billings）写道：“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环境实际上要求银行为了战争大计而牺牲利润，导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政府继续控制。战后政府接受寡头垄断的银行业，可视为一种补偿”。75两位学者也发现了新证据，“二战”期间和战后各银行利润率出现了更大的趋同性，这证明了政府和银行业的新合作。对于银行卡特尔在“二战”之前达到什么程度，仍然存在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英国各银行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就信贷行为相互协调，并且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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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政府占用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在生产中扮演了史无前例的计划者角色，从而取代了银行在国民经济中配置金融资源的核心作用，并使银行卡特尔沦为政府（经济计划者）的一个私营部门伙伴。仅“一战”就持续在金融体系中产生了挤出效应：1925年，英国所有私人财富的25%左右投向了政府债券，而1914年这一比例为2.5%。76“二战”进一步大幅提升了政府债务水平，并导致了更多政府管制行为：政府通过定量供应、发放牌照、价格和租金管制、外汇管制、征用、禁令以及征兵等举措对经济实施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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