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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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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套利、公众批评与1971年竞争和信用信贷管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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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尔化的银行新体系以及抑制私人信贷，导致了新市场和新金融机构的出现，为企业和个人的储蓄和融资提供渠道，因为企业和个人的需求无法在严格监管的“清算银行”（专指英国通过金融体系进行清算的受监管银行）体系内得到满足。储户希望得到高于监管机构允许清算银行支付的利率；借款人希望得到多于这些银行愿意发放的信贷。因此，储户和借款人放弃了受监管的清算银行，创造了一个平行而立的金融体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影子”金融体系），游离于政府监管架构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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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平行体系中，首批参与者是商业银行（承兑公司）和在伦敦设有营业场所的外国银行。1960年，共有77家外国银行在伦敦开展业务，到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59家。89其他本土中介机构，包括所谓二级银行（或者外围银行），在信贷控制范围之内，吸收英镑和其他货币的批发性存款（由机构投资者、大型企业和其他银行存入的大额存款），其存款基础的批发性质使其豁免于央行的现金存款准备金要求。一级清算银行受制于信贷控制，但它也有规避的对策。例如，银行利用都柏林的子行或联营银行发放贷款，这在后来被称为“爱尔兰泄露”。90不同于二级银行，清算银行会收到政府关于限制贷款的要求（以有效迫使银行投资于利息较低的政府债券），必须满足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要求（不产生收益），且受制于零售存款利率上限，这限制了银行吸纳资金的能力。91监管套利推动了二级银行的金融中介活动，二级银行的市场份额出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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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谴责政府严密掌控银行体系，已不仅仅是清算银行对失去市场份额的抱怨。主要有三方面的批评。第一，不必要的稀缺信用使企业没有能力投资于有利可图的项目。1971年，英国议会小企业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俗称“博尔顿报告”（Bolton Report），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信贷控制不恰当地影响了小企业的发展前景。92第二，银行体系的卡特尔化是信贷控制策略的直接后果，使特许清算银行与竞争绝缘，有利于政府协调下的银行体系垄断，尽管这与公众利益相悖。1968年议会垄断委员会谴责银行业的政府定价，“对银行来说具有催眠效应，只要这个政策存在，银行体系不可能大幅提升竞争度”。93第三，在实施逆周期政策以平滑经济周期波动方面，信贷控制与传统货币政策相比有一些不足之处（传统货币政策既可以通过央行购买或出售资产，又可以由央行来调节利率）。信贷控制对市场并不透明，因此并不能推动政策制定者的学习改进和承担责任。实施信贷控制也并不符合许多货币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有效的货币政策要求央行专注于衡量和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混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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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市场的自由化也带来了额外的好处，那就是伦敦的银行能够更好地把握城市作为一个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机遇。在20世纪50年代，伦敦开始发展出后来所称的欧洲美元市场。许多来自欧洲大陆，特别是东欧地区的储户想要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持有美元存款。越来越多的美国储户逃离美国市场，因为美国设置了银行存款利率的监管上限，美国的这些储户也成为伦敦银行的重要客户。欧洲美元存款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仍然是一项小生意。但据估计，1973年此类存款达到了1300亿美元。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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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应对政府信贷管控的批评，同时着眼于完善货币政策并提高银行体系竞争，新当选的保守党政府在首相爱德华·希思的带领下，执政伊始就开始实施银行体系的自由化。951971年9月，英格兰银行开始实施新的竞争和信贷管控（CCC）制度。96英格兰银行取消了对银行贷款的总量限制，消除了银行在确定利率时的共谋行为，要求所有银行维持准备金余额并降低清算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要求，从而为清算银行和二级银行创造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英格兰银行转而将利率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而非控制清算银行的信贷总量。97政策转变导致了清算银行贷款上升，市场份额持续扩大。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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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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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的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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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思的政策变化标志着英国银行监管反思的开端，但这些变化并未立即带来经济或金融增长的黄金时代。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是20世纪英国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表现最糟糕的10年。9920世纪70年代初，货币、信贷和通货膨胀大幅增长，经济下滑，英国经历了实际GDP的绝对下降。人们指责竞争和信贷管控鼓励信贷增长而导致通货膨胀，希思甚至在1973年考虑推翻银行业改革。虽然放松管制推动信贷供给大幅增长是事实，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银行业竞争的微小改善，而在于货币政策没能通过适当的工具（即公开市场操作和调节银行利率）有效控制货币和信贷增长。100大约在实施竞争和信贷管控改革10年之后，英格兰银行和政府才意识到，控制货币总量以及央行在这方面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在此期间，严重且动荡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困扰着英国经济的发展。1974年选民做出了回应，希思下台，工党重新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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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1960—2010年英国和德国吸收存款银行向私营部门贷款占GDP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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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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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4所示，在英国，竞争和信贷管控改革对银行私营部门信贷与GDP之比有一定的影响，吸收存款的银行向私营部门发放的信贷与GDP之比从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19%，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26%。这是一个进步，但难以称之为巨大的进步，如图5.4所示，20世纪70年代末，与德国相比，英国企业和家庭仍然处于信贷匮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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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通胀和利率波动给银行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1973年通胀和利率的跳升，以短期负债支撑长期资产的银行蒙受了巨额损失。通胀率从1969年的2%跃升到1970年的16%，在1973年更是达到27%。经过多次上调，银行利率从1973年6月的7.5%上升到1973年11月的13%。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从1973年6月的10%左右上升到同年11月的16%左右。101二级银行持有大量房地产贷款，在1971—1973年房地产扩张期间这些二级银行快速增长，其资金来源为短期批发融资。当通胀和利率上升时，这些银行遭受了巨大损失，并且无法偿付到期负债。于是产生了1973—1975年的“二级银行危机”。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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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通过组织“救生艇”的方式应对此次危机，即利用英格兰银行和主要银行的共同资源提供借贷。这种安排与1890年协调处理巴林危机有许多共同之处。为阻止危机蔓延，1974年英格兰银行采取了更多的措施，其中包括直接救助。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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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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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和英国金融“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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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大多数英国选民几乎不了解错综复杂的银行监管，但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的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经济的现实确实是严峻的：在过去10年间，平均通胀率为13.7%，而实际GDP的增长平均只有2.2%。1041980年政府支出与GDP之比高达4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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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保守党获得选举胜利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出任英国首相，说服选民必须在银行业和经济政策转变时承受巨大的痛苦，这一任务也就落在了撒切尔夫人肩上。撒切尔夫人迅速开始实施英国经济的转向。撒切尔内阁开始限制政府开支，减少社会服务支出，降低所得税率；对20世纪40年代被国有化的许多行业重新实施私有化，在这一过程中她限制了工会罢工的权利。撒切尔夫人成功反对了煤矿工人1984年的罢工要求，为最终关闭不再盈利的煤矿和在1994年将剩余煤矿私有化铺平了道路。罢工次数从1984年的1221次下降到1990年的630次，并在之后持续下降。106撒切尔夫人允许租户购买政府提供的公租公寓，这意味着银行获得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新商机，这对银行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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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经济复兴战略的另一组成部分是重振英国金融部门，这一过程被称为“大爆炸”，因为在1986年10月27日那天突然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鼓励金融部门发展一方面旨在创造就业机会并支持民营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是关闭低效政府企业的同步措施。最广为人知的金融改革措施主要集中于伦敦证券交易所：废除固定佣金制，废除股票投机人（仅与股票经纪人进行交易）和股票经纪人之间的差异，从公开喊价交易转变为在显示屏上显示的电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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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政策立场实际上要广泛得多：它允许并鼓励全能银行的增长（全能银行由单一机构提供多类服务，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外汇操作)，从而使英国银行具有了全球竞争力。这必然要求政府消除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监管体制造成的长期扭曲，例如对存款利率和外汇交易的控制。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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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带来的变化非常巨大。如图5.4所示，金融大爆炸与银行贷款与GDP之比的大幅上升有关：吸收存款的银行向私人部门发放的信贷与GDP之比从1985年的45%上升到1989年100%，之后每年持续增长直到2010年。1985年，德国这一比例约为英国的2倍，到1989年，英国企业和家庭可获得的信贷高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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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的改革计划实现了原先承诺的大部分目标，即高增长和低通胀，因此，直到1990年，保守党持续执政，并且撒切尔夫人一直担任英国首相。值得注意的是，在撒切尔执政期间，英国失业率相当高，但选民接受这一点，并视之为改革的代价。从1981年到1990年，英国实际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7%，通胀率降至6.2%，低于20世纪70年代水平的一半。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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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的私有化、劳动改革、货币和金融政策变革是持久的。撒切尔夫人的继任者，甚至包括来自工党的继任者们，都在她推行的政策的基础上前行，而不是推翻她的政策。原因不难推断：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与中间选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演。截至本书写作时的工党领袖爱德华·米利班德在2011年明确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是正确的。让人们购买其居住的公租房是正确的。60%的减税，随后70%，再到80%也是正确的。在选举前改变关于封闭式商店[2]和罢工的规则也都是正确的。这些改变都是正确的，我们在那时反对它是错误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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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撒切尔政府留下来的最重要遗产是提供了一项证据，证明大多数选民会支持同时带来初期社会成本和长期社会收益的改革计划，改革减少了政府支出和以促进增长为名的再分配。关于民主的一句名言曾预言，“大多数选民会把选票投给承诺从公共国库中向选民分配最大利益的候选人，这最终将导致每一个民主国家由于其宽松的财政政策而崩溃。110但玛格丽特·撒切尔向我们证明事实并不一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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