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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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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9年危机和银行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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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章完成于2006年之前，我们或许会说，自1866年奥弗伦·格尼银行危机以来，英国银行业经历了非常稳定的一个半世纪。21世纪头几年，英国房地产市场繁荣，银行杠杆率攀升，英国各银行脆弱性加大。几次全球金融冲击，主要是源自美国(见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冲击，再加上英国各银行的脆弱状况，导致了严重的银行业危机。2007—2009年银行业危机使得英国最大几家银行遭受的损失在全球银行业中首当其冲，导致了对英国银行的巨额政府救助，许多人开始怀疑英国银行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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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清楚英国银行业危机的深度是否应被视为一次失常，还是代表银行体系结构及其监管长期弱化的一种标志，这可能暗示着银行和政府之间的一种新的政治交易：银行预期可以得到保护，因此可以以纳税人的损失为代价承担过多的风险。英国政府和监管当局对危机的应对非常积极，但监管应对的成效仍受制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例如，就在2007—2009年危机之后，英国经济缓慢增长，再加上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执政下脆弱的权力掌控，使得政府受到压力，要求放松信贷标准并向消费者提供新的信贷补贴。2013年3月，政府宣布一个新项目，允许新购房者的贷款价值比最高达95%，且政府提供部分担保。按揭贷款头5年免息。2014年，政府宣布了类似的项目，为现有房屋抵押贷款提供补贴。111反对者批评这些信贷补贴政策可能导致英国产生新的房地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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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银行业的超大规模也是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一方面，英国银行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在就业市场份额很大，因而可能获得特殊的政治力量，来要求政府长期给予补贴，而这可能预示着进一步的不稳定。另一方面，相对实体经济规模而言，英国金融体系规模巨大，这一事实推动政治向相反方向发展：以大量纳税人资源来一次次地救助银行的成本，这是英国无法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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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丘吉尔1900年至1904年为保守党，即托利党议员，1905年至1924年为自由党成员，期间曾担任议员，1924年再次加入保守党，先后担任议员、首相。——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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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商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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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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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二部分 银行家和民粹主义者联盟的代价： 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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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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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民粹主义的滞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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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绅士曾说他害怕下一个罗伯斯庇尔。我的朋友，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你无须担心从平民中出现暴君。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安德鲁·杰克逊，正如杰克逊本人那样站出来，反对财富集中对公众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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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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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字架”演说（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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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核心主旨是理解“银行交易博弈”如何通过不同方式产生不同的后果。每个国家主导博弈的主体不同，各方身份及其博弈利益不同。政府通常在博弈中获利，与政府一道赢得博弈的联合体瓜分剩余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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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普遍原则面前，美国也不例外。从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初期的革命战争开始，在美国占据主导的联盟由联邦及州政府的政治精英们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联邦党人，还有小部分人是金融家。这一精英联盟最典型的代表可能就是其理论建构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盟成功地为美国这个新兴国家融资，并为美国处于发展初期的商业、农业和工业提供资本。联盟限制特许银行数量，因此银行往往很少为小农和技工提供贷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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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个以联邦主义、民粹主义和越来越广泛的公民权为特点的政治系统内，这样一个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组成的联盟是无法持久的。因此，在19世纪头10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第二个纪元”中，小型“单体银行家”（经营没有分行的银行）和农业民粹主义者（对各种企业和掌控企业的精英不信任的农民）组成了更为持久的联盟。政府在联盟中的获益从原来的直接税收以及作为银行所有者的收益，转变为通过监管要求迫使银行——最后是中央银行——向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提供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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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纪元”中，美国银行业的经济组织方式带来了沉重代价：银行体系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非竞争性以及信贷分配上的低效率。银行体系由数千个地方垄断的小银行组成，这意味着，相对于银行间必须相互竞争的情况，本地小银行能够相对自由地提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分行的缺失意味着这些银行既无法跨地域分散风险，也不能轻易调动资金以抵御银行挤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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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大萧条也没能瓦解支撑这一低效且脆弱的银行体系的联盟。相反，农业民粹主义者和单体银行家的联盟利用大萧条，构造出一套新的制度来支撑这个体系，虽然这个体系从制度设计上即存在脆弱性。这些新制度包括存款保险和一系列法律条文，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Q条例》，它把银行向支票账户支付利息列为违法，并规定了各类账户的最高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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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度使美国银行业维持了几十年的稳定，但是它们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保持保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随着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渐渐抛弃这些政策，且通胀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加剧，银行可以提供的合法利率变为负值（通胀率超过了存款利率），公众开始提取存款，投入各种类型的银行竞争者手中，例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技术创新，例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自动取款机，使银行得以规避开设分行的禁令，从而进一步破坏了这一体系。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用以维持“单体银行体系”稳定的条件土崩瓦解。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储贷危机”，数以百计的小银行倒闭。加快改革的呼声导致了联邦和州政府层面的监管变革。20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大型银行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分行网络，这比其他国家晚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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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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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民粹主义者和单体银行家联盟的殖民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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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小银行家的联盟破坏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银行制度，其后，该联盟还建构出既低效又不稳定，却维持了150多年的另一套银行业制度，这一事实说明，这一联盟的某些特质已经交织渗透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当中。为进一步了解其影响，我们需要追根溯源，理解为什么这一联盟会成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的“经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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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的前身是13个被强邻环伺的相对独立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持续受到威胁，威胁来自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魁北克和俄亥俄山谷的法国人，以及遍及全境、通常与法国人结盟的印第安人。为了生存，这13个殖民地必须全副武装。但是，他们并没有充足的财富来源去供养一支庞大常备军。这些殖民地中没有一个地方像波多西那样盛产银矿，或像伯南布哥一样出产大量有价值的糖类。棉花最终为美国南部带来了大量的出口收入，不过那已是19世纪了，是轧棉机的出现才使美国土地上能够种植的短纤维棉花的加工变为可能。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这些殖民地确实拥有的，那便是适于种植烟草、玉米和小麦的广袤土地，当然前提是把印第安人从这些地方赶出去。这些作物都具有适合在家庭农场种植的一系列特点：那就是极易储存，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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