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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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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二部分 银行家和民粹主义者联盟的代价： 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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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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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民粹主义的滞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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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绅士曾说他害怕下一个罗伯斯庇尔。我的朋友，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你无须担心从平民中出现暴君。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安德鲁·杰克逊，正如杰克逊本人那样站出来，反对财富集中对公众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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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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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字架”演说（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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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核心主旨是理解“银行交易博弈”如何通过不同方式产生不同的后果。每个国家主导博弈的主体不同，各方身份及其博弈利益不同。政府通常在博弈中获利，与政府一道赢得博弈的联合体瓜分剩余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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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普遍原则面前，美国也不例外。从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初期的革命战争开始，在美国占据主导的联盟由联邦及州政府的政治精英们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联邦党人，还有小部分人是金融家。这一精英联盟最典型的代表可能就是其理论建构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盟成功地为美国这个新兴国家融资，并为美国处于发展初期的商业、农业和工业提供资本。联盟限制特许银行数量，因此银行往往很少为小农和技工提供贷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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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个以联邦主义、民粹主义和越来越广泛的公民权为特点的政治系统内，这样一个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组成的联盟是无法持久的。因此，在19世纪头10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第二个纪元”中，小型“单体银行家”（经营没有分行的银行）和农业民粹主义者（对各种企业和掌控企业的精英不信任的农民）组成了更为持久的联盟。政府在联盟中的获益从原来的直接税收以及作为银行所有者的收益，转变为通过监管要求迫使银行——最后是中央银行——向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提供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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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纪元”中，美国银行业的经济组织方式带来了沉重代价：银行体系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非竞争性以及信贷分配上的低效率。银行体系由数千个地方垄断的小银行组成，这意味着，相对于银行间必须相互竞争的情况，本地小银行能够相对自由地提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分行的缺失意味着这些银行既无法跨地域分散风险，也不能轻易调动资金以抵御银行挤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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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大萧条也没能瓦解支撑这一低效且脆弱的银行体系的联盟。相反，农业民粹主义者和单体银行家的联盟利用大萧条，构造出一套新的制度来支撑这个体系，虽然这个体系从制度设计上即存在脆弱性。这些新制度包括存款保险和一系列法律条文，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Q条例》，它把银行向支票账户支付利息列为违法，并规定了各类账户的最高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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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度使美国银行业维持了几十年的稳定，但是它们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保持保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随着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渐渐抛弃这些政策，且通胀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加剧，银行可以提供的合法利率变为负值（通胀率超过了存款利率），公众开始提取存款，投入各种类型的银行竞争者手中，例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技术创新，例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自动取款机，使银行得以规避开设分行的禁令，从而进一步破坏了这一体系。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用以维持“单体银行体系”稳定的条件土崩瓦解。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储贷危机”，数以百计的小银行倒闭。加快改革的呼声导致了联邦和州政府层面的监管变革。20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大型银行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分行网络，这比其他国家晚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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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民粹主义者和单体银行家联盟的殖民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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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小银行家的联盟破坏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银行制度，其后，该联盟还建构出既低效又不稳定，却维持了150多年的另一套银行业制度，这一事实说明，这一联盟的某些特质已经交织渗透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当中。为进一步了解其影响，我们需要追根溯源，理解为什么这一联盟会成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的“经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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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的前身是13个被强邻环伺的相对独立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持续受到威胁，威胁来自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魁北克和俄亥俄山谷的法国人，以及遍及全境、通常与法国人结盟的印第安人。为了生存，这13个殖民地必须全副武装。但是，他们并没有充足的财富来源去供养一支庞大常备军。这些殖民地中没有一个地方像波多西那样盛产银矿，或像伯南布哥一样出产大量有价值的糖类。棉花最终为美国南部带来了大量的出口收入，不过那已是19世纪了，是轧棉机的出现才使美国土地上能够种植的短纤维棉花的加工变为可能。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这些殖民地确实拥有的，那便是适于种植烟草、玉米和小麦的广袤土地，当然前提是把印第安人从这些地方赶出去。这些作物都具有适合在家庭农场种植的一系列特点：那就是极易储存，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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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邻环伺、辽阔的土地还有能够在小生产单位种植的易储作物，这些因素的结合意味着在英国殖民下的美国，是一个连自由保有地产的小农都武装到牙齿的社会。有一些殖民地，像弗吉尼亚州，要求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子配备火枪。3当然，也有一些大地主，包括与最早进入这13个殖民地并享有特权的公司（见第三章）有关联的英国精英，以及在殖民化公司倒闭时，与英国王室派遣来的统治者一同前来的人。这些精英看不起小农阶层，但没有小农，他们无法维持殖民地的生存：就像殖民地总审计长威廉·布拉斯维特（William Blathwayt）在1691年所述，独立的小农是站在精英阶层和西班牙人、法国人、印第安人之间的力量，他们“只要有力气把枪举过头顶，就可以学会以惊人的敏捷度使用枪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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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的平民阶层能够得到一些自罗马共和国以来小农集体从未得到过的选举权。美国殖民地的总督由英国国王指定，但殖民地议会是普选产生的——即州众议院。在弗吉尼亚这一最繁荣且人口集中的殖民地，有关选举权的限制直到1670年才出台，而且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限制也很少。5虽然各州各地关于选举权的具体法条有所区别，但是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广泛存在，在18世纪早期，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有权选举殖民地议会代表的人数占比（不包括奴隶）达到40%—50%，而在新英格兰和南部地区更是达到了70%—80%。6早期，大地主主导民选的殖民地议会，但到18世纪中叶，美国的小农阶层开始打破只向社会更优秀的精英投票的传统。7就像1710—1723年间担任弗吉尼亚州总督的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所述：“自从这个国家的民众意识到他们可以推举自己喜欢的人，就通常会选与他们同一阶层的代表，会选择符合他们的投票原则、能够伸张其‘无税’决心的人，去顺其自然，以达到无为而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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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的殖民地精英、大地主和商人决心争取独立时，他们就必须动员有武装的独立小农一起反抗英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小农们与世界上最有序、装备最精良的军队面对面，硬碰硬。完成这样的动员需要借助自由和平等（liberty、freedom and equality）的诉求。一旦运用了行之有效的诉求，那么小农的抗争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这种革命的过程，像戈登·伍德描述的那样，是极端激进的。因此，出乎美国精英阶层的意料，在获得独立之后，曾在华盛顿带领之下穿越特拉华州的小农阶层不再向社会精英们“脱帽致敬”，也不再在政治领域对精英们言听计从。9这一转变的影响极为深远，体现在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家庭佣工不再称呼他们的雇主为“主人”或“女主人”，而是用“老板”（Boss）一词代替（从荷兰语baas演变而来，在新阿姆斯特丹意味着这个人并非主人，而是类似海上船长身份的负责人）。10不出意料，美国独立后的几十年间，精英集团的继承人们，也可以说是主导革命的准贵族们，例如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亚当斯还有杰斐逊，已经要为安德鲁·杰克逊的当选让位了。这一转变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已初现端倪，那时，自视为自耕农领导者的托马斯·杰斐逊打败了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杰斐逊在就职典礼上轻装简从，骑马而来，并且在宣誓之前亲自为自己的马拴了缰绳，这也为后来安德鲁·杰克逊的平易近人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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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与农业民粹主义有渊源的政治人物对美国银行业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亨利·斯蒂格尔（1933年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因其命名）。这些人来自不同的政治党派。托马斯·杰斐逊是共和党里的民主派，安德鲁·杰克逊是民主党的创始人，亚伯拉罕·林肯是共和党，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则先后以平民党（Populist Party）和共和党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是什么力量把这群人团结起来？是一种关于誓约和平民道德优越感的强烈共识，他们认为平民应该获得土地和信贷。是什么把他们的农业民粹主义支持者团结起来？是对大城市企业和商人的深刻怀疑，农业民粹主义者将大城市企业和商人视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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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农业民粹主义者因为共同的反对，而非共同的支持而联合在一起，因而他们从未协调一致，形成独立的政治运动。相反，他们选择与自己利益诉求有重合的团体结成联盟，例如，在自由土地运动中与废奴主义者联合；在推动通胀的自由铸造银币运动（Free-silver Movement）中与西部矿主联合；还有，对于本书研究很重要的一次结盟，在反银行分行运动中与小银行家联合起来反对大城市的银行和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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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盟之所以能成功，并且美国大多数经济活动不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情况下能持续发挥作用，原因可以追溯到美国政治的另一个基本特征：美国高度分散化的联邦制。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美国殖民地。在反抗英国的战争中，13个殖民地以独立名号合纵连横，当它们取得胜利后，开始自称为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仅作为类似关税联盟的形式联合。如果要将其纳入单一国家，建立全国性政府和宪法，就要允许各州保持高度自治。凡是在美国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为中央政府管辖的，就都归属于州管辖，而对银行业监管，宪法并无明文规定。这意味着直到20世纪，农业民粹主义者和单体银行家无需在联邦政府层面获得立法权的斗争胜利：他们只需在地方层面保持优胜，这相对来说就简单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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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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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银行，殖民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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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通常把促使殖民地精英揭竿而起的导火索归咎于无理税收，但事实上还存在其他的不和谐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的商人和大地主希望建立特许银行，但持续受到大英帝国政府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