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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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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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羸弱之人、毫无准备之人以及缺乏从进化中胜出所必备工具的人，必将灭亡，将战场让给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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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财政部长何塞·利曼托尔(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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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威权体制下的银行体系结构和运行的理论框架中，我们采用了以下原则。第一，没有稳定的政府，就没有银行业；第二，集权式的威权政府可轻易没收银行财产，因此其银行业规模往往比民主政府下的更小；第三，威权政府可与银行家通过结成寻租联盟取得一致利益。墨西哥的历程恰好验证了上述每项原则。1997年以来，墨西哥从集权式的威权国家逐步过渡为稚嫩的民主国家，这一历程对支撑银行体系的政治交易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了银行体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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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墨西哥历史是研究政治制度与银行体系关系的天然实验室。自1821年宣布独立到1876年，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可谓“混乱”。在此期间，墨西哥也曾尝试建立稳定的共和政府，但均未成功，沦为外国侵略、国内政变或内战的牺牲品。毋庸置疑，这期间，墨西哥甚至没有一丝银行体系萌发的迹象。试问，在执政者以及渴望执政的诸多派系都拼命掠夺以获得或维持权力的环境中，有哪个理性的投资者愿意投资开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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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军阀统治一直延续到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时代。迪亚斯是一个才能出众的政治企业家，他指出：可从对外贸易和投资中获得租金，用于调和政治对手的利益，从而建立稳定的威权体系。自1877年到1911年，迪亚斯的“波费里奥治世”（Pax Porfìriana）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创立了银行体系，向政府提供信贷，从而使政府获得巩固权力所必需的资金。迪亚斯及其金融家们建立了一系列制度，通过系统地限制竞争，诱使资本进入银行业。这一割裂的垄断体系的受益者包括银行家（在获得分红、董事薪酬外，还可利用银行给自己的非金融企业融资）、银行少数股东（可得到丰厚的分红）、政府（可得到低息贷款）以及当权者（自身及其家庭成员可获得银行董事会席位，可获得债务免除的银行贷款）。上述联盟之外的人员，即墨西哥广大民众，则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没有政治发言权、没有信贷、经济地位难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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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通民众以及统治联盟之外的精英集团缺乏改善机会，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反对迪亚斯武装起义。1911年，迪亚斯流亡法国。然而，武装起义的胜利者旋即陷入内斗：从1911年到1928年，墨西哥被内战、暴乱、军事政变和政治暗杀搅得四分五裂。无论其宣扬的意识形态如何，革命的各方都会为了资助军事行动掠夺银行，导致银行体系迅速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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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29年，墨西哥终于再次迎来了政治稳定。这一年，从墨西哥革命及其血腥余波中幸存的军阀们坐下来，建立了一个可在内部协调分歧的政党。该政党最初称为“国民革命党”（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PNR），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它并非由接受特定政策纲领的候选人组成，而是军阀、政治大佬和腐败的工会领袖协调冲突的场所。通过交易，他们决定谁负责哪个部门、投票数据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这种“事前”决定投票结果的政党模式逐渐体系化，并形成了“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PRI）。该党有效地垄断了墨西哥的政治权力，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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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谋杀、监禁、折磨政敌，利用大众媒体控制信息，直接使用联邦财政资助候选人参加选举，掌控墨西哥选举，并负责计票。毫无悬念，它赢得了1929—2000年的所有总统选举，2000年，革命制度党被迫承认输给了反对党。此外，革命制度党还掌控墨西哥国会两院以及各州议会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该党利用对政府各机构的控制，塑造了墨西哥的监管和法律制度：革命制度党任命了各州及联邦法官、联邦机构官员以及国有企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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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的政治霸权如此彻底，很难吸引投资者为银行体系提供资金。实际上，投资者非常担心政府会侵占资产。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即使按照波费里奥墨西哥时期的标准，其商业银行体系规模也非常微小。但是，革命制度党需要银行体系维持统治：它需要依靠该城市工会工人的政治支持，城市工人的联合会是该党的正式组成部分，要保障工会工人的工作，而创造工作岗位又需要达到一定规模的产业部门，以及为此提供融资的银行体系。所以，革命制度党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开发银行”体系：这些开发银行通过特定项目回购商业银行的贷款，作为二级贷款人将资金投放至革命制度党眼中的关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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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银行体系通过隐性政府担保得以维系。商业银行的银行家、股东以及储户并不承担银行的坏账风险，风险实际由纳税人承担：正是纳税人提供了开发银行的资金，也正是纳税人最终成为千余家低效企业的所有者。作为这个体系的产物，为保障所有支持革命制度党的工会成员有终生工作，国有银行为所有鲁莽的赌博性贷款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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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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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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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长期以来墨西哥社会的特征，那就是“不平等”。阿兹特克帝国首府特诺奇蒂特兰的金字塔就是通过向墨西哥中部数以百计的弱小城邦征收贡品建造的，这些附属城邦转而又向数百万小农场主强征人力和物力。1521年，西班牙人征服特诺奇蒂特兰时，又将自己置于等级制度的顶端，所做的改变无非是从向原住民征收人力和玉米改为用钱币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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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相比，墨西哥的独立之路充分揭示了该国政治力量、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均衡。在美国，独立运动是自我成长起来的殖民地精英策动和领导一支受过教育的有产军队反抗英国统治。在墨西哥，则是欧洲殖民地精英集团担心一旦数百万目不识丁的贫穷印第安人和印拉混血儿掌握了权力，会给他们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因而与西班牙总督及其军队联手镇压了1810年爆发的民众独立运动；由于担心独立的火花会诱发底层的反抗，他们将1810年伊达尔戈起义（Hidalgo Rebellion）领袖的头颅示众了11年，直到1821年该精英集团自己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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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精英集团之所以宣布独立，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改弦易辙，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西班牙军队过于自由化，正是这支军队在一个世纪后推举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20年，国王费迪南德七世（King Ferdinand VII）迫于军队中层军官的压力，接受1812年西班牙宪法，正是这一事件推动墨西哥精英集团宣布独立。墨西哥殖民地精英认为包含广泛男性选举权和君主立宪的宪法过于危险，因而决定脱离西班牙。因此，促使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的平等、自由理念在墨西哥独立运动中丝毫不见踪迹；相反，墨西哥的独立运动是被动的、反共和的。两国的这一区别也在其第一届联邦政府首脑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美国，独立运动后，领导这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军队领袖乔治·华盛顿成为第一任总统；在墨西哥，则是镇压1810年独立战争的保皇党人阿古斯汀·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自封为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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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图尔维德在位仅8个月，但即便在他下台后，墨西哥的政治势力仍然集中在极少数精英手中。其中一部分保守派希望维持殖民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包括中央集权、军队和教会免于民事审判等；而另一部分自由派则希望建立联邦共和制度，各州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国家实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但两派一致认为，选举权应该受限、应由欧洲化的精英管理国家。因此，19世纪早期，墨西哥的选举权设置了财富和教育程度的要求，选举权牢牢地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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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剥夺大众选举权问题上，墨西哥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达成了一致，但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他们有着很大的分歧和冲突。这些冲突导致墨西哥从独立到1876年，国内的政变、内战层出不穷。自1821年到1876年，墨西哥共有75位总统。每一位合法的总统任期中，就有四位非正规的、过渡的或临时的总统。其中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罗培兹·圣塔·安那(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a)的政治军事铁腕人物，就曾在11个不同场合宣布成为总统。2在这无止境的权力斗争中，每一方都拼命夺取敌对方的财产，而每一个上台执政的政府都继承了空虚的国库、缺乏现成的收入来源。为满足公共财政的需求，19世纪的墨西哥政府都选择了向富有的开办私人银行的商人金融家借钱，而这些所谓的借款实质与敲诈相差无几：在政权更替或当权政府面临严重威胁时，这些借款都有去无回，商人金融家的财产遭受了损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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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政局动荡、政治破产的背景下，墨西哥分崩离析，遭受着贫穷、分裂和混乱等多重困境，其所辖省份可以任意脱离：先是1822—1823年的中美洲（Central America），接着是1836年的得克萨斯，然后是1841年的犹卡坦（临时性的脱离）。剩下的省份则被其地方官当成了独立封地，部分地方官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军阀。这期间，外国势力入侵墨西哥：1846—1848年，美国武力侵占墨西哥一半的国土；1862—1863年，法国入侵墨西哥并建立了以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为首的傀儡政府，统治墨西哥直至1867年马克西米连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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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现状实非易事：士兵、警察以及官僚都需要报酬；打破地方军阀的独立需要消除交通壁垒、建立全国的铁路网络（墨西哥是一个山地国家，几乎没有水路运输）。所有这些所费不赀，但中央政府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当时，各地税收由州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征收。实际上，地方军阀强力阻止政府改革税制，不让政府在他们的“封地”上征税。4从国外获得信贷的路也走不通：由于一系列贷款违约，墨西哥早已被国际资本市场拒之门外。5在宣布独立后的数十年中，墨西哥的私人银行家也因政府多次贷款违约遭受了资产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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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在墨西哥政府的一项疯狂举措中可见一斑。1830年，由于信贷稀缺，墨西哥的制造商对政府施压，通过征收进口附加税建立了一家名为“Banco de Avío”的工业开发银行。1842年，由于急需现金，墨西哥政府变卖了该银行的资产，也就是说，政府没收了它自己的银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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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墨西哥的银行体系无从谈起。毕竟，如果向特许银行投资，投资者就必须公示银行资产，而公示则意味着可能成为没收的目标。如果说此时的墨西哥还有金融中介，那就是商人金融家开办的私人银行。但是，私人银行并不具备其他国家特许银行的优势：不能通过向承担有限责任的外部投资者出售股份获得融资；不能在借款人破产时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能得到可靠的政府监管从而获取声誉支持；其银行券既不具备法律效力，也得不到政府的防伪保护。因此，此时墨西哥的私人银行规模必然受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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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墨西哥发放了第一张银行牌照。该牌照由马克西米连傀儡政府发给一家名为“伦敦、墨西哥和南美银行”（Bank of London，Mexico，and South America，以下简称BLM）的外资机构。这家银行连同北部边境齐瓦瓦州政府特许成立的一家小型美资银行，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墨西哥仅有的两家银行机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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