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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切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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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相比，迪亚斯时期的银行体系是一大进步。这时期，墨西哥第一次有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同时，也正是因为银行给政府提供了公共资金来源，迪亚斯才不需要为维护政权而掠夺财产，从而鼓励了投资、促进了生产。另外，在墨西哥国家银行董事的帮助下，当然他们也从中收取了佣金和费用收入等，迪亚斯重启了拖延数十年的国际债务谈判，得以重返国际资本市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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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迪亚斯通过授予银行有利可图的特权、设立准入门槛等方式成功建立了银行体系：政府和精英间的银行业合作使他有了融资空间，可以逐渐改革采矿业、石油业和跨州贸易等税法，增加政府税收，实现收支平衡。37在这一过程中，州长们也通过银行交易获得了好处：区域性银行贷款给州政府，为州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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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争性市场相比，这种银行体系还存在不足。正如诺埃尔·莫勒（Noel Maurer）指出的，银行体系的集中，即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这两大巨头占据行业资产的半壁江山，可通过其市场影响力维持超额流动性，意味着它们可持有超大量现金资产，以达到限制信贷投放、获取超额收益的目的：这两家银行的股票市值与资产账面价值比远远高于其他银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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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不实施信贷限制，银行资本也会因为竞争不足而增长缓慢，导致银行贷款量受限。简单而言，在任何一个银行数不超过3家的市场里，银行基本没有动力寻找新的借款人。在董事们看来，既然可以直接借给自己的商贸企业、制造企业或采矿企业，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花钱建立私人或公共的中介机构和制度（例如征信局、有效的抵押登记制度、可靠的债权人权益执行制度等）来管理贷款呢？与其他国家类似，墨西哥的经验也印证了“二战”前威权统治下的一般规律，即与民主体制相比，威权体制下银行业占GDP的比重更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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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股东来说，内部人士贷款并不是秘密。实际上，少数股东之所以购买银行的股份，就是期望银行董事将钱借给自身的非金融企业。迪亚斯时期的银行与投资俱乐部十分相似：富人购买银行的股份，银行发行银行券（以1∶2或1∶3的比例，不同银行比例不同），然后银行又将资金贷给董事及其家庭成员拥有的企业。这种银行治理和借贷模式与19世纪新英格兰的模式大同小异：银行由产业资本家持有，其主要角色是区域内大资本家、大商业集团的金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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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新英格兰的最大区别是墨西哥只有数十家银行，而新英格兰却有数百家。实际上，在墨西哥，绝大部分市场只有3家银行：墨西哥国家银行的分行、BLM的分行，以及本州区域内特许经营的银行。银行数量少、内部人士贷款占比大必然导致信贷总量稀缺，以及依赖金融的下游产业不寻常的集中度。这一点在墨西哥的棉纺织行业得到了印证。由于有效生产规模较小，棉纺织行业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在教科书里都被视为完全竞争，但在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却不是如此！墨西哥棉纺织业的集中度不仅几乎是其他纺织业大国的2倍，而且集中度还随着行业发展不断上升。这一点与该行业固定规模报酬的特征不符，却可以从银行体系得到解释：墨西哥的银行数量稀少，银行董事同时也是其主要制造企业的所有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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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墨西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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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迪亚斯自己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他成功地与一批大地主、银行家、产业资本家以及矿场主建立了伙伴关系，但在这过程中，却疏远了另一精英集团。这些人虽然也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实惠，却被排除在政府和精英的利益联盟之外。在这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里，商业银行更青睐其董事拥有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大部分农场主和牧场主甚至大农场主和大牧场主都无法获得贷款。在墨西哥，采矿业规模大、发展快。但在购买炸药时，由于炸药由一批权势资本家和联盟内部人士垄断经营，矿场主需支付远高于合理市场水平的价格。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这个国家的政府宣称自己反对垄断，但是，当它的官员被收买或行政长官本身就是股东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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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这些游离在外的精英组织起来，与另两拨被迪亚斯政府边缘化的人员组成了同盟：小农场主，他们在政府的土地强占运动中失去了土地；逐渐壮大的矿主、铁路工人以及工厂劳工，这些人曾试图组织工会，却被政府还以子弹和绞绳。同盟首领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他出生在墨西哥北部一个富有的矿业和牧业家庭，1910年曾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却因为斗胆挑战迪亚斯被关进了监狱。不久，马德罗越狱并联合支持者开始武力对抗迪亚斯。1911年，同盟军成功地迫使迪亚斯流亡法国，但旋即陷入内斗。在接下来的10年中，墨西哥充斥着政变、暴乱和内战，这些被统称为“墨西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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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自己的军事行动，冲突中的各方都对银行展开了掠夺。其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银行是唾手可得的现金来源，如果他们不抢，就打不过那些更加肆无忌惮的抢夺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墨西哥革命中，与商业利益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恰恰也是掠夺银行最积极的：其中一个是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他是迪亚斯时期的陆军将领，试图重建过去的政权；另一个是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他原是富有的地主，一开始领导同盟军对抗韦尔塔，后又与墨西哥革命中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的激进派对抗。经过这两人的掠夺，墨西哥的银行几乎荡然无存：除了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几乎所有的迪亚斯时期的银行被解散，且其大部分资产遭到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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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在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以及卡兰萨等对手的斗争中，韦尔塔临时政府又对银行掀起了大规模掠夺行动。在用完墨西哥国家银行发放的授信额度后，韦尔塔以对存款征税威胁银行提供更多信贷。由于此次威胁并未带来足够资金，他开始没收银行储备；储备告罄后，他又宣布银行券为法定货币（此前，银行券属于自愿使用），以此提升银行券价值，并强迫银行通过发行纸币给他提供更多资金。44该举措导致高通胀率，这是政府对最后贷款人征税以及人为创造法定货币的必然后果。迪亚斯政权后期（1901—1910年），墨西哥的平均通胀率为4%；而从1910年到1921年，物价水平翻了一番。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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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塔的对手们也采取了类似手段，只是规模小些。1913年，比利亚的部队洗劫了墨西哥国家银行在北部科阿韦拉州托雷翁城（Torreon）的分行，没收了储备，并代银行签发了分别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兑付的3万美元、3万法郎和2万英镑的汇票。卡兰萨也不示弱：1914年，他抄没了索诺拉州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侵占其所有资产以支持自己的军事行动；他下属的部队洗劫了BLM的杜兰戈（Durango）分行，劫掠了50多万比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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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塔失败后，在卡兰萨与萨帕塔及比利亚的缠斗中，墨西哥的银行业遭受了最后的致命一击。令人瞩目的是，这一击来自标榜支持商业的卡兰萨，而非激进的萨帕塔或比利亚。卡兰萨总能为他的劫掠行为找到合法的外衣。1915年占领墨西哥城后，他重申了1897年《通用银行法》的条款，并宣布政府将对纸币发行量超过法律限额的银行进行清算，尽管他明知银行是迫于韦尔塔的压力才如此行事。3周后，卡兰萨派人对银行执法情况进行核查，那些没有达到苛刻要求的银行仅被给予45天宽限期，逾期者将被政府宣布破产，政府有权没收银行储备、清算资产。银行提出抗议，卡兰萨政府便逮捕银行管理层。墨西哥城原有的27家银行中，最终仅有9家幸存。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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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由于还需要资金与萨帕塔及比利亚开战，卡兰萨又打起幸存银行储备的主意。1916年9月15日，他控制了银行，并任命“干预董事会”监管银行运行。为继续保留合法的外衣，卡兰萨没有简单地洗劫银行“金库”，而是修改了《通用银行法》，将区域特许银行储备与纸币的法定比例从50%提高至100%。之后，他宣布银行破产，因为根据新的法规，银行已超额发行纸币，并授权“干预董事会”清算银行资产，没收其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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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兰萨也对墨西哥国家银行发起行动。他首先以抄没财产威胁银行提供信贷，接着指使其所控制的区域特许银行的“干预董事会”从墨西哥国家银行取出所有存款，抄没了所有黄金和白银储备。1917年，墨西哥国家银行濒临破产，但卡兰萨仍未满足，希望榨取最后一分钱。1919年，他向墨西哥国家银行的董事们表示，如果答应为他从美国进口的4000吨小麦提供承兑担保，他就撤销“干预董事会”监管墨西哥国家银行的规定。墨西哥国家银行同意了，也按要求提供了担保，卡兰萨撤销了“干预董事会”，也同时撤销了货款承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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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威权统治时期，政府与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为什么卡兰萨选择掠夺银行而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共赢机制呢？究其原因，墨西哥革命时期军事混乱，不具备形成稳定同盟关系的可能：对正以战斗求生存的威权统治者来说，共赢的承诺过于虚幻；而银行也已丧失了支持国内生产发展的资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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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韦尔塔和卡兰萨对银行造成的损失可以用银行总资产与GDP的比例，这个简单统计指标可以估算银行的规模。1910年，该指标为32%；1921年，则降至5%。用现代例子比喻，假设1910年墨西哥银行业是其现在的规模水平（相对于GDP），那么它在1921年时的规模就相当于目前乍得的水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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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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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后，缺乏运作良好的银行体系使墨西哥政府深受其害。事实上，称其为“政府”过于稳定、正式了。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的政治体系是军阀和腐败的工会首脑结成的脆弱联盟，其核心人物是阿尔瓦罗·奥夫雷贡（Alvaro Obregón）和普鲁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这两个政治军事大佬都参加过卡兰萨革命。奥夫雷贡于1920年通过政变推翻并杀害卡兰萨上台，在1924年通过操控选举“败”给卡列斯，在1928年选举中又“赢”了卡列斯。若非1928年选举后，奥夫雷贡被一名宗教狂热分子暗杀，两人的“总统轮换”游戏估计还要往返数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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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夫雷贡和卡列斯的统治遭受了多方威胁，包括两场军事政变、财政部长的武装叛乱以及前后延续3年的克里斯特罗起义（Cristero Rebellion）等。为获取资金应对上述威胁，奥夫雷贡和卡列斯试图提高采矿和原油的税收，但均告失败。50因此，他们非常希望重塑银行体系以获得贷款。与此同时，私营部门，主要是制造业主，也希望重塑银行体系获得融资。在奥夫雷贡和卡列斯的联盟中，墨西哥的新产业工人联盟是重要甚至支柱性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维持其统治来说，保持工厂的正常运转和维持公共财政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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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奥夫雷贡政府试图重新引入迪亚斯时期的银行政策。1921年，为挽回市场信心，奥夫雷贡归还了之前革命时期没收的12家银行，但只有5家能够重新开业，其中还有几家在开业后12个月内就因太过疲弱而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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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夫雷贡试图组建国有银行以解决问题。他选中了贷款储蓄银行（该行成立于1908年的银行业救市行动），这家银行虽然极不活跃，但还是存活的法人实体。奥夫雷贡通过发行债券购买私人银行家持有的贷款储蓄银行股份，并承诺将通过银行收益偿付债券利息。但问题是，为了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奥夫雷贡需要留住手里的每一分钱。最终，他没有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任何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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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政局使得贷款储蓄银行的资产配置同样难以实现：这家银行给关键政治客户的贷款远远超过其所提供的抵押担保，且上述贷款从未偿还。阿努尔福·冈萨雷斯（Arnulfo González）将军对还款要求的回应足以印证：“如你所知，我的借款是出于政治原因。当时银行管理层之所以借（给我），是因为我向总统申请贷款用于政治选举，而总统又与银行管理层私下达成协议……所以，在我看来，既然这个机构是政府所有的，就应自始至终服务于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天理如此。我在其中履行了政府的公平和正义。”51不难预料，一年后，贷款储蓄银行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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