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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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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墨西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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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迪亚斯自己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他成功地与一批大地主、银行家、产业资本家以及矿场主建立了伙伴关系，但在这过程中，却疏远了另一精英集团。这些人虽然也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实惠，却被排除在政府和精英的利益联盟之外。在这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里，商业银行更青睐其董事拥有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大部分农场主和牧场主甚至大农场主和大牧场主都无法获得贷款。在墨西哥，采矿业规模大、发展快。但在购买炸药时，由于炸药由一批权势资本家和联盟内部人士垄断经营，矿场主需支付远高于合理市场水平的价格。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这个国家的政府宣称自己反对垄断，但是，当它的官员被收买或行政长官本身就是股东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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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这些游离在外的精英组织起来，与另两拨被迪亚斯政府边缘化的人员组成了同盟：小农场主，他们在政府的土地强占运动中失去了土地；逐渐壮大的矿主、铁路工人以及工厂劳工，这些人曾试图组织工会，却被政府还以子弹和绞绳。同盟首领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他出生在墨西哥北部一个富有的矿业和牧业家庭，1910年曾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却因为斗胆挑战迪亚斯被关进了监狱。不久，马德罗越狱并联合支持者开始武力对抗迪亚斯。1911年，同盟军成功地迫使迪亚斯流亡法国，但旋即陷入内斗。在接下来的10年中，墨西哥充斥着政变、暴乱和内战，这些被统称为“墨西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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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自己的军事行动，冲突中的各方都对银行展开了掠夺。其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银行是唾手可得的现金来源，如果他们不抢，就打不过那些更加肆无忌惮的抢夺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墨西哥革命中，与商业利益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恰恰也是掠夺银行最积极的：其中一个是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他是迪亚斯时期的陆军将领，试图重建过去的政权；另一个是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他原是富有的地主，一开始领导同盟军对抗韦尔塔，后又与墨西哥革命中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的激进派对抗。经过这两人的掠夺，墨西哥的银行几乎荡然无存：除了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几乎所有的迪亚斯时期的银行被解散，且其大部分资产遭到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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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在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以及卡兰萨等对手的斗争中，韦尔塔临时政府又对银行掀起了大规模掠夺行动。在用完墨西哥国家银行发放的授信额度后，韦尔塔以对存款征税威胁银行提供更多信贷。由于此次威胁并未带来足够资金，他开始没收银行储备；储备告罄后，他又宣布银行券为法定货币（此前，银行券属于自愿使用），以此提升银行券价值，并强迫银行通过发行纸币给他提供更多资金。44该举措导致高通胀率，这是政府对最后贷款人征税以及人为创造法定货币的必然后果。迪亚斯政权后期（1901—1910年），墨西哥的平均通胀率为4%；而从1910年到1921年，物价水平翻了一番。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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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塔的对手们也采取了类似手段，只是规模小些。1913年，比利亚的部队洗劫了墨西哥国家银行在北部科阿韦拉州托雷翁城（Torreon）的分行，没收了储备，并代银行签发了分别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兑付的3万美元、3万法郎和2万英镑的汇票。卡兰萨也不示弱：1914年，他抄没了索诺拉州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侵占其所有资产以支持自己的军事行动；他下属的部队洗劫了BLM的杜兰戈（Durango）分行，劫掠了50多万比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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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塔失败后，在卡兰萨与萨帕塔及比利亚的缠斗中，墨西哥的银行业遭受了最后的致命一击。令人瞩目的是，这一击来自标榜支持商业的卡兰萨，而非激进的萨帕塔或比利亚。卡兰萨总能为他的劫掠行为找到合法的外衣。1915年占领墨西哥城后，他重申了1897年《通用银行法》的条款，并宣布政府将对纸币发行量超过法律限额的银行进行清算，尽管他明知银行是迫于韦尔塔的压力才如此行事。3周后，卡兰萨派人对银行执法情况进行核查，那些没有达到苛刻要求的银行仅被给予45天宽限期，逾期者将被政府宣布破产，政府有权没收银行储备、清算资产。银行提出抗议，卡兰萨政府便逮捕银行管理层。墨西哥城原有的27家银行中，最终仅有9家幸存。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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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由于还需要资金与萨帕塔及比利亚开战，卡兰萨又打起幸存银行储备的主意。1916年9月15日，他控制了银行，并任命“干预董事会”监管银行运行。为继续保留合法的外衣，卡兰萨没有简单地洗劫银行“金库”，而是修改了《通用银行法》，将区域特许银行储备与纸币的法定比例从50%提高至100%。之后，他宣布银行破产，因为根据新的法规，银行已超额发行纸币，并授权“干预董事会”清算银行资产，没收其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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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兰萨也对墨西哥国家银行发起行动。他首先以抄没财产威胁银行提供信贷，接着指使其所控制的区域特许银行的“干预董事会”从墨西哥国家银行取出所有存款，抄没了所有黄金和白银储备。1917年，墨西哥国家银行濒临破产，但卡兰萨仍未满足，希望榨取最后一分钱。1919年，他向墨西哥国家银行的董事们表示，如果答应为他从美国进口的4000吨小麦提供承兑担保，他就撤销“干预董事会”监管墨西哥国家银行的规定。墨西哥国家银行同意了，也按要求提供了担保，卡兰萨撤销了“干预董事会”，也同时撤销了货款承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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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威权统治时期，政府与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为什么卡兰萨选择掠夺银行而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共赢机制呢？究其原因，墨西哥革命时期军事混乱，不具备形成稳定同盟关系的可能：对正以战斗求生存的威权统治者来说，共赢的承诺过于虚幻；而银行也已丧失了支持国内生产发展的资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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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韦尔塔和卡兰萨对银行造成的损失可以用银行总资产与GDP的比例，这个简单统计指标可以估算银行的规模。1910年，该指标为32%；1921年，则降至5%。用现代例子比喻，假设1910年墨西哥银行业是其现在的规模水平（相对于GDP），那么它在1921年时的规模就相当于目前乍得的水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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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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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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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后，缺乏运作良好的银行体系使墨西哥政府深受其害。事实上，称其为“政府”过于稳定、正式了。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的政治体系是军阀和腐败的工会首脑结成的脆弱联盟，其核心人物是阿尔瓦罗·奥夫雷贡（Alvaro Obregón）和普鲁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这两个政治军事大佬都参加过卡兰萨革命。奥夫雷贡于1920年通过政变推翻并杀害卡兰萨上台，在1924年通过操控选举“败”给卡列斯，在1928年选举中又“赢”了卡列斯。若非1928年选举后，奥夫雷贡被一名宗教狂热分子暗杀，两人的“总统轮换”游戏估计还要往返数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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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夫雷贡和卡列斯的统治遭受了多方威胁，包括两场军事政变、财政部长的武装叛乱以及前后延续3年的克里斯特罗起义（Cristero Rebellion）等。为获取资金应对上述威胁，奥夫雷贡和卡列斯试图提高采矿和原油的税收，但均告失败。50因此，他们非常希望重塑银行体系以获得贷款。与此同时，私营部门，主要是制造业主，也希望重塑银行体系获得融资。在奥夫雷贡和卡列斯的联盟中，墨西哥的新产业工人联盟是重要甚至支柱性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维持其统治来说，保持工厂的正常运转和维持公共财政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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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奥夫雷贡政府试图重新引入迪亚斯时期的银行政策。1921年，为挽回市场信心，奥夫雷贡归还了之前革命时期没收的12家银行，但只有5家能够重新开业，其中还有几家在开业后12个月内就因太过疲弱而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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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夫雷贡试图组建国有银行以解决问题。他选中了贷款储蓄银行（该行成立于1908年的银行业救市行动），这家银行虽然极不活跃，但还是存活的法人实体。奥夫雷贡通过发行债券购买私人银行家持有的贷款储蓄银行股份，并承诺将通过银行收益偿付债券利息。但问题是，为了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奥夫雷贡需要留住手里的每一分钱。最终，他没有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任何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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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政局使得贷款储蓄银行的资产配置同样难以实现：这家银行给关键政治客户的贷款远远超过其所提供的抵押担保，且上述贷款从未偿还。阿努尔福·冈萨雷斯（Arnulfo González）将军对还款要求的回应足以印证：“如你所知，我的借款是出于政治原因。当时银行管理层之所以借（给我），是因为我向总统申请贷款用于政治选举，而总统又与银行管理层私下达成协议……所以，在我看来，既然这个机构是政府所有的，就应自始至终服务于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天理如此。我在其中履行了政府的公平和正义。”51不难预料，一年后，贷款储蓄银行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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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夫雷贡和卡列斯重回老路，希望能让私人金融家投资银行业，进而给政府提供信贷。为此，他们照搬了迪亚斯时期的方法：保证银行家在行业中的话语权，预期可以得到超额收益抵消没收风险。1924年后期，财政部长阿尔韦托·帕尼（Alberto Pani）将政府官员和包括部分革命前银行业大亨在内的银行家召集到一起，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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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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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5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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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5年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法律，通过设置银行准入壁垒提高回报率，刺激银行家投入资本。第一，所有现有银行可不执行新规则，继续存在。第二，新组建国家银行委员会，现有银行家均当选为委员，在阻止新设银行、银行信贷及相关政策等方面拥有巨大影响力。第三，为提高其他银行进入市场的难度，将银行最低资本金要求提高到50万比索（在1924年约25万美元），对于需要在墨西哥城开设分支机构的银行，最低资本金为100万比索。第四，银行牌照需由财政部长及总统特别批准。第五，也是非常关键的，会议成立了一家新的商业银行即“墨西哥银行”，由私人银行和政府共同所有。该行具有以下三方面功能：作为国库代理行、再贴现股东银行票据以及向商业企业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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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银行是墨西哥大银行家和政客复杂政治交易的结果。由于银行家担心政府会通过强迫借贷或选择性违约侵吞银行资产，墨西哥银行被授权垄断政府借贷，这样政府就无法在一家银行违约而在另一家获得新贷款。如果政府不承认银行的财产权，由于所有银行都是墨西哥银行的股东，那么政府践踏的将是所有银行的权益。这种集体风险有助于降低个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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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也担心墨西哥政府会为了偿还国际贷款侵吞资产。为消除其顾虑，卡列斯直接对墨西哥的国际贷款违约。另外，为稳固上述制度安排，政府还用墨西哥银行的再贴现工具为自己担保：可获得黄金并存到国外；政府如没收其国内资产，也就损失了黄金。实际上，从1926年至1929年，墨西哥商业银行资产中高达7.5%的部分存入了在海外的金融机构。52因此，政府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权衡抄收所得与墨西哥银行资本损失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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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些人从新制度安排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从军阀摇身而来的政客们。他们获得了来自墨西哥银行对自己企业的巨额贷款，除非违约确实能让他们遭受损失，否则没有人相信他们会偿还贷款。墨西哥银行的董事名单就像是一张卡列斯政府官员的名人清单，其中包括外交部长阿隆·萨恩斯(Aaron Sáenz)，教育部长莫伊塞斯·萨恩斯(Moises Sáenz，阿隆的兄弟），工业、商业和人力部部长路易斯·莫罗内斯(Luis M. Morones，同时也是代表有组织工人的联邦工会主席），财政部长阿尔韦托·帕尼(1924—1925年会议的召集人），前财政部长路易斯·卡夫雷拉(Luis Cabrera)，前总统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总统卡列斯本人，以及上述人员的家庭成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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