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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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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5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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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5年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法律，通过设置银行准入壁垒提高回报率，刺激银行家投入资本。第一，所有现有银行可不执行新规则，继续存在。第二，新组建国家银行委员会，现有银行家均当选为委员，在阻止新设银行、银行信贷及相关政策等方面拥有巨大影响力。第三，为提高其他银行进入市场的难度，将银行最低资本金要求提高到50万比索（在1924年约25万美元），对于需要在墨西哥城开设分支机构的银行，最低资本金为100万比索。第四，银行牌照需由财政部长及总统特别批准。第五，也是非常关键的，会议成立了一家新的商业银行即“墨西哥银行”，由私人银行和政府共同所有。该行具有以下三方面功能：作为国库代理行、再贴现股东银行票据以及向商业企业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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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银行是墨西哥大银行家和政客复杂政治交易的结果。由于银行家担心政府会通过强迫借贷或选择性违约侵吞银行资产，墨西哥银行被授权垄断政府借贷，这样政府就无法在一家银行违约而在另一家获得新贷款。如果政府不承认银行的财产权，由于所有银行都是墨西哥银行的股东，那么政府践踏的将是所有银行的权益。这种集体风险有助于降低个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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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也担心墨西哥政府会为了偿还国际贷款侵吞资产。为消除其顾虑，卡列斯直接对墨西哥的国际贷款违约。另外，为稳固上述制度安排，政府还用墨西哥银行的再贴现工具为自己担保：可获得黄金并存到国外；政府如没收其国内资产，也就损失了黄金。实际上，从1926年至1929年，墨西哥商业银行资产中高达7.5%的部分存入了在海外的金融机构。52因此，政府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权衡抄收所得与墨西哥银行资本损失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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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些人从新制度安排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从军阀摇身而来的政客们。他们获得了来自墨西哥银行对自己企业的巨额贷款，除非违约确实能让他们遭受损失，否则没有人相信他们会偿还贷款。墨西哥银行的董事名单就像是一张卡列斯政府官员的名人清单，其中包括外交部长阿隆·萨恩斯(Aaron Sáenz)，教育部长莫伊塞斯·萨恩斯(Moises Sáenz，阿隆的兄弟），工业、商业和人力部部长路易斯·莫罗内斯(Luis M. Morones，同时也是代表有组织工人的联邦工会主席），财政部长阿尔韦托·帕尼(1924—1925年会议的召集人），前财政部长路易斯·卡夫雷拉(Luis Cabrera)，前总统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总统卡列斯本人，以及上述人员的家庭成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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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1925—1982年墨西哥信贷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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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exico,INEG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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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机制并不稳固，但还是吸引了一些资本回到银行业。从1921年到1925年，银行总资产占GDP的比例从5%降至4%，1926年该指标上升至6%，1929年则达到12%。但是，这些数字并不可观：首先，即便是占GDP的12%，银行总资产也只是迪亚斯政权末期的1/3；其次，银行业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大股东是政府的墨西哥银行，而非私人所有的商业银行。如图10.2所示，如果剔除墨西哥银行，全国商业银行信贷量并不高：1925年和1929年，商业银行信贷（其中一部分来自墨西哥银行）占GDP的比例分别仅为4%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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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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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完美威权统治下的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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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银行家确有理由谨慎行事，因为不久他们就不得不应对另一个新的政权，一个基于政党的威权政权。1929年，奥夫雷贡被刺后不久，卡列斯组织剩余的墨西哥军队头脑组建了国民革命党。国民革命党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其目的不在于赢得选举，而是为了在军阀内部调节分歧，以一种各方可预期的相对和平的方式分配利益。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系列包括工会运动和农民结盟等的改革后，工人和农民进入这一执政联盟，国民革命党改组为革命制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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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它用财政资金资助选举，决定谁是在野党，它监督选举，计算选票，公证结果。由此，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革命制度党“赢”得了每一场地方选举和州选举，以及2000年前的每一场总统选举。为维护民主的外表，它还制定了一系列选举法规，允许其他政党（有些甚至是享有政府补贴的政党）获得联邦下议院（墨西哥的众议院）席位。当然，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革命制度党始终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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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权式威权网络的革命制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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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以绝对优势在选举中胜出，是因为它成功“笼络”了两大势力集团，即小农场主和工会化的城镇工人，54并创建了一整套复杂的机制控制这两大势力，从而成为20世纪权力最大、集权化程度最高、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革命制度党最突出的一点是它没给民众任何的政治发言权，却又将一切放在了社会公平的幌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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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笼络”数百万小农场主的机制与战后墨西哥特殊的农业改革有关。1917年，迫于农业激进分子的压力，卡兰萨同意了1917年《宪法》第27条，为土地改革确立了基础；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墨西哥总统大多无视这一条款。55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上台后（1934年至1940年在任），决定改组国民革命党，吸收民众入党并按行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卡德纳斯重新分配了4540万公顷耕地，几乎是墨西哥所有耕地的1/10，惠及72.3万个家庭。但土地改革并没有就此结束，1940—1970年，历任总统又陆续分配了7810万公顷耕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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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对农村选民的集中控制，墨西哥的土地改革并没有赋予农场主对所耕辖地的完整所有权。革命制度党创建了一种叫“村社”（ejido）的集体所有权制度，无论是作为企业的村社还是作为个人的“村社员”(ejidatarios)，都不能出售或出租土地。这一不可转让性也就意味着没人会接受土地抵押，村社员要获取资金购买种子、农具和化肥等，就只能依靠政府的开发银行。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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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制度虽然在粮食种植上非常低效，但在保证革命制度党获得选票上却卓有成效。村社既是生产单位，又是革命制度党正式组成部分“全国农民联合会”(National Peasants’Confederation)的员单位。与捕虫器类似，村社制度属于“能进，不能出”：村社没有完整的所有权，所以效率较高的村社员不能通过购买邻近土地或从商业银行贷款扩大生产；效率较低的村社员也不能在不放弃土地耕种权的情况下离开土地。通过村社制度，革命制度党成功换取了数百万选民，交换方式集中且公开，包括对村社贷款、土地扩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农产品采购补贴等。对于村社员而言，采购补贴至关重要，因为为了换取城市选民的支持，革命制度党维持了非常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如果不投票给革命制度党，上面的种种好处将化为泡影。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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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制度党与墨西哥小农场主的关系中，有一点颇具讽刺意味：革命制度党宣称包括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潘乔·比利亚在内的农民革命家都是政党的一分子。但实际上，萨帕塔和比利亚与革命制度党的成立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正是革命制度党的发起者奥夫雷贡和卡列斯先后在1919年和1923年下令杀害了萨帕塔及比利亚，也正是这种“笼络”制度导致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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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选民们也被类似的“笼络”制度控制。由于城市社会更加多样化、更富流动性，要操控城市选民也就更困难，城市的游行示威更容易组织却更难镇压。但是，革命制度党并不需要所有的城市选民，甚至不需要绝大部分的，他们只需要其中可发展成积极支持者的核心部分。在这方面，工会十分契合：它本身具有组织上的垄断权，并且是革命制度党的正式组成部分。为了笼络这些并非城市多数人口的工会成员，革命制度党赋予了他们许多其他社会成员没有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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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笼络”机制外，革命制度党另一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是保住工会负责人和普通工人的位置。“官方”的工会负责人要确保劳动关系稳定，保证工会成员投票给革命制度党。实际上，墨西哥工会是“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Mexican Workers)的分支机构，而后者是革命制度党的正式组成部分。工会可以给普通工人带来诸多好处，其中一项就是工作保障：当时几乎不可能解雇工会工人；而且联邦劳动法还制定了工资范围和工作条例，使同行业企业具有相同的人力成本。通过这种限制竞争的合同法，工人的工作保障进一步加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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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人及其家庭可优先参加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包括退休金、政府卫生保健补贴等。在工会工人集中的行业里，工人可加入社会保障机制（Mexic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IMSS），而截至1950年，社会保障机制也只覆盖了16%的工人。工会工人还可享受政府住房项目的好处。1972年，政府建立了全国工人住房协会（National Worker Housing Institute，INFONAVIT），该联邦机构向大多数主要行业里的工人收取5%的工资，用于补贴建房。不过，房补只针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下属的工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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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工会工人和工业盟友的利益，墨西哥政府在对外贸易上设定了很高的准入门槛。1947年，革命制度党制定进口许可制度，覆盖所有进口商品。该制度在加强工作保障、巩固关系网控制权方面堪称完美。当时，只有在货物到达墨西哥海关时，企业才可以申请进口许可，且政府可以拒绝。所以，除非是革命制度党关系网的成员，否则没有人会疯狂到去从事进口，即便是美国大学里的后现代英语教授也不会。进口门槛不仅限制了来自国外的竞争，而且通过限制外国资本和半成品流入，也限制了国内的竞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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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上述复杂的“笼络”制度，革命制度党成功赢得了数十年的选举胜利，从而控制了墨西哥的国家管理及法律体系：革命制度党可以任命各州和联邦的法官、国有企业的董事以及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官员。用玻利维亚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话来形容，这种制度是“完美的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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