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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完美威权统治下的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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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银行家确有理由谨慎行事，因为不久他们就不得不应对另一个新的政权，一个基于政党的威权政权。1929年，奥夫雷贡被刺后不久，卡列斯组织剩余的墨西哥军队头脑组建了国民革命党。国民革命党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其目的不在于赢得选举，而是为了在军阀内部调节分歧，以一种各方可预期的相对和平的方式分配利益。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系列包括工会运动和农民结盟等的改革后，工人和农民进入这一执政联盟，国民革命党改组为革命制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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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它用财政资金资助选举，决定谁是在野党，它监督选举，计算选票，公证结果。由此，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革命制度党“赢”得了每一场地方选举和州选举，以及2000年前的每一场总统选举。为维护民主的外表，它还制定了一系列选举法规，允许其他政党（有些甚至是享有政府补贴的政党）获得联邦下议院（墨西哥的众议院）席位。当然，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革命制度党始终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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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权式威权网络的革命制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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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以绝对优势在选举中胜出，是因为它成功“笼络”了两大势力集团，即小农场主和工会化的城镇工人，54并创建了一整套复杂的机制控制这两大势力，从而成为20世纪权力最大、集权化程度最高、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革命制度党最突出的一点是它没给民众任何的政治发言权，却又将一切放在了社会公平的幌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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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笼络”数百万小农场主的机制与战后墨西哥特殊的农业改革有关。1917年，迫于农业激进分子的压力，卡兰萨同意了1917年《宪法》第27条，为土地改革确立了基础；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墨西哥总统大多无视这一条款。55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上台后（1934年至1940年在任），决定改组国民革命党，吸收民众入党并按行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卡德纳斯重新分配了4540万公顷耕地，几乎是墨西哥所有耕地的1/10，惠及72.3万个家庭。但土地改革并没有就此结束，1940—1970年，历任总统又陆续分配了7810万公顷耕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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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对农村选民的集中控制，墨西哥的土地改革并没有赋予农场主对所耕辖地的完整所有权。革命制度党创建了一种叫“村社”（ejido）的集体所有权制度，无论是作为企业的村社还是作为个人的“村社员”(ejidatarios)，都不能出售或出租土地。这一不可转让性也就意味着没人会接受土地抵押，村社员要获取资金购买种子、农具和化肥等，就只能依靠政府的开发银行。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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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制度虽然在粮食种植上非常低效，但在保证革命制度党获得选票上却卓有成效。村社既是生产单位，又是革命制度党正式组成部分“全国农民联合会”(National Peasants’Confederation)的员单位。与捕虫器类似，村社制度属于“能进，不能出”：村社没有完整的所有权，所以效率较高的村社员不能通过购买邻近土地或从商业银行贷款扩大生产；效率较低的村社员也不能在不放弃土地耕种权的情况下离开土地。通过村社制度，革命制度党成功换取了数百万选民，交换方式集中且公开，包括对村社贷款、土地扩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农产品采购补贴等。对于村社员而言，采购补贴至关重要，因为为了换取城市选民的支持，革命制度党维持了非常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如果不投票给革命制度党，上面的种种好处将化为泡影。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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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制度党与墨西哥小农场主的关系中，有一点颇具讽刺意味：革命制度党宣称包括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潘乔·比利亚在内的农民革命家都是政党的一分子。但实际上，萨帕塔和比利亚与革命制度党的成立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正是革命制度党的发起者奥夫雷贡和卡列斯先后在1919年和1923年下令杀害了萨帕塔及比利亚，也正是这种“笼络”制度导致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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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选民们也被类似的“笼络”制度控制。由于城市社会更加多样化、更富流动性，要操控城市选民也就更困难，城市的游行示威更容易组织却更难镇压。但是，革命制度党并不需要所有的城市选民，甚至不需要绝大部分的，他们只需要其中可发展成积极支持者的核心部分。在这方面，工会十分契合：它本身具有组织上的垄断权，并且是革命制度党的正式组成部分。为了笼络这些并非城市多数人口的工会成员，革命制度党赋予了他们许多其他社会成员没有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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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笼络”机制外，革命制度党另一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是保住工会负责人和普通工人的位置。“官方”的工会负责人要确保劳动关系稳定，保证工会成员投票给革命制度党。实际上，墨西哥工会是“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Mexican Workers)的分支机构，而后者是革命制度党的正式组成部分。工会可以给普通工人带来诸多好处，其中一项就是工作保障：当时几乎不可能解雇工会工人；而且联邦劳动法还制定了工资范围和工作条例，使同行业企业具有相同的人力成本。通过这种限制竞争的合同法，工人的工作保障进一步加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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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人及其家庭可优先参加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包括退休金、政府卫生保健补贴等。在工会工人集中的行业里，工人可加入社会保障机制（Mexic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IMSS），而截至1950年，社会保障机制也只覆盖了16%的工人。工会工人还可享受政府住房项目的好处。1972年，政府建立了全国工人住房协会（National Worker Housing Institute，INFONAVIT），该联邦机构向大多数主要行业里的工人收取5%的工资，用于补贴建房。不过，房补只针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下属的工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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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工会工人和工业盟友的利益，墨西哥政府在对外贸易上设定了很高的准入门槛。1947年，革命制度党制定进口许可制度，覆盖所有进口商品。该制度在加强工作保障、巩固关系网控制权方面堪称完美。当时，只有在货物到达墨西哥海关时，企业才可以申请进口许可，且政府可以拒绝。所以，除非是革命制度党关系网的成员，否则没有人会疯狂到去从事进口，即便是美国大学里的后现代英语教授也不会。进口门槛不仅限制了来自国外的竞争，而且通过限制外国资本和半成品流入，也限制了国内的竞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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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上述复杂的“笼络”制度，革命制度党成功赢得了数十年的选举胜利，从而控制了墨西哥的国家管理及法律体系：革命制度党可以任命各州和联邦的法官、国有企业的董事以及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官员。用玻利维亚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话来形容，这种制度是“完美的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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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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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上述基于政党的威权制度形成之初，墨西哥政府就着手收回奥夫雷贡和卡列斯时期赋予私人银行家的部分政策制定权。1932年，墨西哥银行转制成为中央银行。1936年，改革进一步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必须在墨西哥银行存放现金储备，即银行必须将部分存款基础借给政府。同时，改革还将诸多银行业监管权从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国家银行委员会转移到墨西哥银行。在1941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中，政府强迫商业银行剥离投资银行业务，并成立单独的金融公司经营该类业务。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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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政府就1924—1925年达成的交易进行重新谈判，墨西哥银行业便开始萎缩。如图10.2所示，银行业总体规模较小，并仍在下滑：虽然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经济飞速发展，但商业银行信贷占GDP的比例却从1933年的7%下降到了1939年的3%。64随后40年间，即便加上独立计算的投资银行信贷，银行信贷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20世纪60年代以前，私人银行在促进投资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便在1972年的最高峰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总信贷也只占GDP的17%。也就是说，从1925年至1978年，私人银行信贷占GDP的比例从未超越1910年的水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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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金融家和产业资本家对政府普遍缺乏信任，革命制度党需要另寻途径替代私人银行，支持产业发展，进而维持产业工人对政党的忠诚。革命制度党的选举政策已使工会特权阶层意识到投票给多数政党的好处，他们通过集会和示威向其他城市人口表明：对抗革命制度党是徒劳的。事实上，墨西哥工业企业所有者一直希望持有银行，这一点让革命制度党更为头疼。如果不能设法维护银行体系，革命制度党就无法获得资金维持日益壮大的工业，而失去了工业的支撑，其垄断权力也难以为继。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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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一难题，革命制度党设立了一系列政府所有的开发银行。第一家开发银行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旨在向农业提供信贷，同时也借给由军事首领转变而来的地主们。20世纪30—40年代，政府开办的开发银行迅速发展，其对象也更多地转向日益发展的制造业，为其提供长期贷款。如图10.2所示，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发银行信贷已经超过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信贷总和。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政府拥有的开发银行信贷规模过于庞大，大幅挤压了私人银行，政府开始允许私人银行进行兼并，并形成了一类名为“兼业银行”（multibank）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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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政府设立开发银行是为了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改变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主要向大型企业集团提供融资的状况。当时墨西哥的大型企业集团都拥有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些银行的投资包括集团下属企业的股份，67实际变成企业集团的财务部门。但实践中，国有开发银行也将资金投给了大型企业集团。这些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庞大、团结且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工会，这种政治上的压力使开发银行不得不违背初衷，转而向大企业发放贷款。这也就意味着，工业和商业集团可以让开发银行而不是自己控制的私人银行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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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开发银行三者均向墨西哥的大型工业和商业企业投放信贷。开发银行通过特定项目回购商业银行对政府重点行业的贷款，作为二级贷款人提供间接融资。1942年，政府要求私人银行将60%的贷款投放到其指定的项目中，69项目的风险最终由开发银行承担，即相当于政府给私人银行提供担保。因此，当时墨西哥的银行业十分稳定，并具较强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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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银行的设立虽然带来了银行业的稳定，但也鼓励了鲁莽的投资行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股东无须承担坏账损失风险，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为开发银行，更确切地说是开发银行的出资者——纳税人。开发银行自身也向制造业提供直接贷款，这进一步资助了大型工业企业及其下属的私人银行，让纳税人承担更多风险。1934年成立的墨西哥最大的开发银行“国家金融发展银行”(Nacional Financiera，NAFIN），通过出售政府担保债券获得资本金，以企业股份质押担保的形式向制造业提供长期信贷。国家金融发展银行设立时，原定贷款对象是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因为这类企业基本不能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获得资金。但实际上，国家金融发展银行把绝大部分资金投给了本就能从私人银行融资的大型企业集团。70更糟的是，迫于工会的政治影响力，政府还要求国家金融发展银行对陷入经济困境的制造业主伸出援手。这种纾困行动产生了“道德风险”：既然知道会被救助，制造业主就会为了获取利润而从事风险更高的活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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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墨西哥政府，或者说墨西哥的纳税人，拥有了众多价值可疑的商业和工业企业，如炼糖厂、钢厂、航空公司和酒店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类国有企业的数量已达到1155家，其中大多数长年亏损。72正如下一章所述，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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