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674342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32]
1703674343
革命制度党和银行
1703674344
1703674345
20世纪30年代上述基于政党的威权制度形成之初，墨西哥政府就着手收回奥夫雷贡和卡列斯时期赋予私人银行家的部分政策制定权。1932年，墨西哥银行转制成为中央银行。1936年，改革进一步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必须在墨西哥银行存放现金储备，即银行必须将部分存款基础借给政府。同时，改革还将诸多银行业监管权从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国家银行委员会转移到墨西哥银行。在1941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中，政府强迫商业银行剥离投资银行业务，并成立单独的金融公司经营该类业务。63
1703674346
1703674347
一旦政府就1924—1925年达成的交易进行重新谈判，墨西哥银行业便开始萎缩。如图10.2所示，银行业总体规模较小，并仍在下滑：虽然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经济飞速发展，但商业银行信贷占GDP的比例却从1933年的7%下降到了1939年的3%。64随后40年间，即便加上独立计算的投资银行信贷，银行信贷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20世纪60年代以前，私人银行在促进投资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便在1972年的最高峰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总信贷也只占GDP的17%。也就是说，从1925年至1978年，私人银行信贷占GDP的比例从未超越1910年的水平。65
1703674348
1703674349
由于大金融家和产业资本家对政府普遍缺乏信任，革命制度党需要另寻途径替代私人银行，支持产业发展，进而维持产业工人对政党的忠诚。革命制度党的选举政策已使工会特权阶层意识到投票给多数政党的好处，他们通过集会和示威向其他城市人口表明：对抗革命制度党是徒劳的。事实上，墨西哥工业企业所有者一直希望持有银行，这一点让革命制度党更为头疼。如果不能设法维护银行体系，革命制度党就无法获得资金维持日益壮大的工业，而失去了工业的支撑，其垄断权力也难以为继。66
1703674350
1703674351
为解决这一难题，革命制度党设立了一系列政府所有的开发银行。第一家开发银行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旨在向农业提供信贷，同时也借给由军事首领转变而来的地主们。20世纪30—40年代，政府开办的开发银行迅速发展，其对象也更多地转向日益发展的制造业，为其提供长期贷款。如图10.2所示，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发银行信贷已经超过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信贷总和。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政府拥有的开发银行信贷规模过于庞大，大幅挤压了私人银行，政府开始允许私人银行进行兼并，并形成了一类名为“兼业银行”（multibank）的企业。
1703674352
1703674353
理论上，政府设立开发银行是为了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改变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主要向大型企业集团提供融资的状况。当时墨西哥的大型企业集团都拥有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些银行的投资包括集团下属企业的股份，67实际变成企业集团的财务部门。但实践中，国有开发银行也将资金投给了大型企业集团。这些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庞大、团结且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工会，这种政治上的压力使开发银行不得不违背初衷，转而向大企业发放贷款。这也就意味着，工业和商业集团可以让开发银行而不是自己控制的私人银行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68
1703674354
1703674355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开发银行三者均向墨西哥的大型工业和商业企业投放信贷。开发银行通过特定项目回购商业银行对政府重点行业的贷款，作为二级贷款人提供间接融资。1942年，政府要求私人银行将60%的贷款投放到其指定的项目中，69项目的风险最终由开发银行承担，即相当于政府给私人银行提供担保。因此，当时墨西哥的银行业十分稳定，并具较强盈利能力。
1703674356
1703674357
开发银行的设立虽然带来了银行业的稳定，但也鼓励了鲁莽的投资行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股东无须承担坏账损失风险，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为开发银行，更确切地说是开发银行的出资者——纳税人。开发银行自身也向制造业提供直接贷款，这进一步资助了大型工业企业及其下属的私人银行，让纳税人承担更多风险。1934年成立的墨西哥最大的开发银行“国家金融发展银行”(Nacional Financiera，NAFIN），通过出售政府担保债券获得资本金，以企业股份质押担保的形式向制造业提供长期信贷。国家金融发展银行设立时，原定贷款对象是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因为这类企业基本不能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获得资金。但实际上，国家金融发展银行把绝大部分资金投给了本就能从私人银行融资的大型企业集团。70更糟的是，迫于工会的政治影响力，政府还要求国家金融发展银行对陷入经济困境的制造业主伸出援手。这种纾困行动产生了“道德风险”：既然知道会被救助，制造业主就会为了获取利润而从事风险更高的活动。71
1703674358
1703674359
最终，墨西哥政府，或者说墨西哥的纳税人，拥有了众多价值可疑的商业和工业企业，如炼糖厂、钢厂、航空公司和酒店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类国有企业的数量已达到1155家，其中大多数长年亏损。72正如下一章所述，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均衡状态。
1703674360
1703674361
1703674362
1703674363
1703674364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33]
1703674365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十一章当威权终结
1703674366
1703674367
1703674368
1703674369
1703674370
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彻底的反对派。
1703674371
1703674372
——坎丁弗拉斯[1]调侃总统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
1703674373
1703674374
墨西哥银行家总是对革命制度党充满了怀疑，他们深知自己与革命制度党达成的交易不会比临时盟约更有约束力。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1982年，何塞·洛佩斯总统大笔一挥，没收了银行资产。之后9年，银行基本沦为联邦政府弥补赤字和为国有企业融资的工具，根据非经济标准为占据重要政治地位的生产和消费团体提供信贷。国家经济陷入混乱。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萧条，即墨西哥“失去的十年”，给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墨西哥人民逐渐对革命制度党失去信心，反对党在市、州以及联邦选举中的票数不断上升。
1703674375
1703674376
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总统（1988—1994年在任）的应对之策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银行。但是，谁会向一个刚在9年前没收了银行的政府购买银行呢，尤其是这个政府还明确宣布自己极度缺钱？答案是不需要投入自有资金的人！银行的买家设法让政府同意他以银行股票质押，用这家银行贷给自己的资金购买该银行。我们后面会详细阐述这个奇怪的交易安排，在此首先指出：这一崭新的私有化银行体系仅仅3年即告崩溃，其代价是墨西哥纳税人花费GDP的15%进行纾困，从而导致经济急剧萎缩，选民们将目光转向了反对党。1997年，革命制度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失去对国会下议院的控制权。2000年，革命制度党在总统选举中败北。
1703674377
1703674378
1997年后，墨西哥开始民主化进程。这一过程相当缓慢：要实现公民选举权、限制民选（以及非民选）官员的权力及自由裁量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缓慢的民主化进程中，墨西哥政府首先单方面撕毁了贯穿20世纪始终的政银伙伴关系。1997年，政府允许外资银行购买墨西哥金融机构的控股权。外资银行迅速抓住了这一机会：短短数年，墨西哥所有的大型银行就被外资持有。随后的改革修改了破产法，以方便银行处置抵押物。最近，为提高竞争，墨西哥政府又进一步开放了银行业。
1703674379
1703674380
上述变化并不能在一夜之间根除墨西哥银行业的弊端：其银行体系仍然十分集中，与其他中上等收入国家相比，其信贷规模仍然偏小。但相比革命制度党的鼎盛时期，过去10年墨西哥银行监管政策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超乎想象。
1703674381
1703674382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34]
1703674383
脆弱的交易
1703674384
1703674385
墨西哥银行家和革命制度党政权之间的同盟关系其实十分脆弱。二者之所以能达成联盟，是因为革命制度党需要拉拢工人组织换取政治支持，而工人受雇于产业集团，产业集团又倾向于设立自己的银行以获得资金支持。银行与产业集团之间的紧密联系给银行家提供了些许保护，使革命制度党不可能挑拨银行家和制造业主。但是，如果政府执意掠夺银行，银行家确实没有渠道发动政治报复。如果政府要求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产业工人不会因此罢工。革命制度党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停留在抽象的分析层面，并不是日常的工作伙伴关系。如果革命制度党改变方针，银行家将束手无措。
1703674386
1703674387
20世纪70年代，随着政府支出远远超过收入，这种伙伴关系确实开始发生改变，并最终导致革命制度党与银行家分道扬镳。在此之前，政府试图通过征收通胀税解决财政问题。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政府能实现收支平衡，赤字最多不超过GDP的0.1%。到了60年代，其支出增速超过收入，赤字激增，10年间的年均赤字达到了GDP的1.9%。7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年均赤字达到了GDP的6.6%。到了1981年，该指标膨胀至GDP的18%！1
1703674388
1703674389
革命制度党本可通过提高税收解决赤字问题，但它选择不去碰触银行家和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因为尽管他们并不信任革命制度党，他们仍是该党的隐性伙伴。结果，墨西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与洪都拉斯等拉美最贫穷国家不相上下。而之所以如此低，是因为政府实际上不对资本征税。如此操作并非偶然：1961年，墨西哥政府召集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商讨如何提高政府收入，经济学家建议：政府成立股票债券登记所，对公司分红和利息收入征税；要求银行以及债券发行人在支付个人利息前扣除利息税；修改税法，要求富人按全部收入报税（避免其将收入拆分以获得低税率）。上述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财政部长甚至公开表示：没有富人的默许，不会提高税率。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政府重新审视了上述建议，但在财政部长与主要资本家的一系列私下商讨后，最终不了了之。2
1703674390
1703674391
墨西哥既不愿承担提高税收的政治后果，也不愿减少支出，因此只能通过央行增加货币供给，而这必然提高通胀率：从60年代的3%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两位数；1981年，墨西哥的通胀率已高达28%。墨西哥政府通过通胀税弥补了相当一部分的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