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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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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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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巴西银行业的形成，首先要了解巴西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两个决定性因素。第一，巴西幅员辽阔，这一地理特点使其难以形成充满活力的区域间市场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实际上，巴西殖民与后殖民时期都不太像一个国家，而是大量依托资源形成的独立小型定居点的组合，这些定居点绵延海岸数千公里，被巴西洋流所分隔，并使巴西北海沿岸的交通极为不便，直至19世纪末蒸汽机船发明后才有所好转。巴西内河也没有很好地连接国内的市场与人力：它们或是流向不佳（比如巴拉那河，在流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亚特兰大前就从圣保罗州内流向巴拉圭了），或是流往风景秀丽但经济效益低的地区（比如亚马孙盆地）。直到19世纪末修建了铁路，巴西内陆经济才得以发展。1即便如此，铁路网也仅连通了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三个州。所以，20世纪之前的巴西更像是若干地方经济体和政治体的组合，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巴西人并无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中南、东北和北部地区宛如完全不同的世界……相距甚远，缺乏交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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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地理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地理位置使其得以远离地区冲突。它并未卷入18世纪英法战争，也不像美国和加拿大那样直接参与了“七年战争”（美国史上也称之为“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它远离20世纪军事战争的前线，对“一战”和“二战”的参与度都极低。由于巴西人从未被全体动员来保家卫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巴西缺少扩大选举权的主要推动力。相比之下，美国全副武装的民兵队对于17世纪、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幸存者至关重要。早在独立之前，美国农民就从英国政府争取到了殖民议会的投票权，比英国公民都要早几十年（见第六章）。英国20世纪公民权的扩张与上议院权力范围的不断缩小，反映了疆域狭小的强大帝国必须与人口稠密的其他殖民地国家进行大范围斗争的状况（见第五章）。而巴西的地理状况决定了它无须面对这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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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巴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甘蔗种植，自16世纪起巴西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蔗糖产地之一。蔗糖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由有大量奴隶的大种植园栽种：被砍下超过12小时的甘蔗无法发酵；甘蔗碾磨和提纯蔗糖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效应，碾磨机和锅炉的空转意味着经济损失。因此，甘蔗的收割和蔗糖的制造必须紧密衔接。最有效的组织方式是加工厂拥有自己的甘蔗种植园，可以随时根据生产需要对甘蔗进行收割和运输。但这种生产种植一体化的组织带来了劳动力管理上的难题：在热带地区的骄阳照射下，跟着大型碾磨机的节奏收割甘蔗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奴隶，团体作业，忽略所谓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跟上机器生产的节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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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西是新大陆奴隶社会的代表。被运往巴西的非洲奴隶比其他新大陆国家都要多，而巴西于1888年才废除奴隶制，是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新大陆国家。4图12.3显示了美国南部和北部、通用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和巴西在19世纪中期时黑人人口比重，其中，巴西是唯一黑人占比过半的国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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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1825—1860年左右新大陆（美洲）黑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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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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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西相比，19世纪的美国南部简直就是平等的乌托邦：奴隶从未超过南部人口的1/3，除了耕种和收割期，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更像是靠家庭劳动力劳作的小农场主。而在巴西，奴隶几乎承担了所有的体力劳作，从收割甘蔗到拾取咖啡豆，从清扫大街到操纵出海船只。直至19世纪早期，奴隶制在巴西社会的各个层面仍根深蒂固，首都里约热内卢有近一半的人口是奴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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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给巴西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实际上，正如下文所讨论的，在巴西失去了蔗糖生产的霸主地位，种植园主们被迫雇佣（付工资的）移民劳动力之后，巴西种植园主仍竭尽全力维系巴西社会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图12.4显示了1970年（首次有了充足的可跨国比较数据的年度）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情况，收入分配不平等比巴西更悬殊的只有肯尼亚，即使是种族隔离的起源地南非也比巴西的收入分配更公平。巴西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映射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特别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程度的不平等。1950年，巴西25岁以上的年轻人有2/3从未上过学，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4年，其教育程度不均衡可见一斑。即使是菲律宾这样的“分赃式资本主义”（booty capitalism）7国家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水平也比巴西要高。8简而言之，巴西绝对是植根于种植园奴隶制的不平等社会的一个极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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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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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税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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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前初具国家雏形的美国相比，殖民时期的巴西更像是半独立的种植园主领地经济的联合体。巴西的政治管理体制和英属北美十三州以及墨西哥等新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国家完全不同，反而更接近于安哥拉等葡萄牙集散地(entrept)经济体。比如，墨西哥北部开采的白银在运往韦拉克鲁斯港口前必须经由墨西哥城铸造并征税，而巴西的种植园主们都在本地港口购买奴隶和装运蔗糖，他们对阿姆斯特丹蔗糖精炼厂的关注比对殖民地首都（1763年前是萨尔瓦多，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官僚小圈子的关注多得多。对蔗糖出口生产的重视一方面反映了巴西各州之间沟通和运输的匮乏程度，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这种匮乏程度。正如一位巴西历史学家所言：“在蒸汽轮船发明之前，从马拉尼昂（巴西北部州）到里斯本都比到里约热内卢方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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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拿破仑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入侵葡萄牙，巴西政治格局随之发生突变，里斯本沦陷，摄政王唐·若昂（Dom Joo,“唐”意味着其高贵的血统）及其后宫千人在英国军舰的护卫下从里斯本逃往里约热内卢。一到里约热内卢，唐·若昂就宣布将巴西从殖民地提升为王国，并宣称他自己将在里约热内卢延续葡萄牙帝国余威。可惜的是，巴西几乎没有国家机器运转所需的任何基础设施，政府部门、法院乃至军队的建设都要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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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若昂无法向国内地主征税来为国家建设筹集资金，因为这些人散布于绵长的海岸线上，并且不愿意为开销巨大的王室埋单。1809年，情况一度恶化至唐·若昂不得不从英国政府借款60万英镑，用以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10当然，英国政府借出这笔款项绝非出于好心：第二年，英国政府就向唐·若昂提出一系列为英国商人提供优先权的条约，其中包括对英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上限为15%。11尽管关税是最主要且最易征收的潜在税源，12但由于唐·若昂急于摆脱债务，他还是同意了这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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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1970年各国或地区收入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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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ol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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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纾解财政困难，唐·若昂参照欧洲诸王的做法采取了一项措施：1808年，他向资本家们颁发特许牌照成立了一家具有法定纸币发行权的垄断银行——巴西银行（Banco do Brasil）。唐·若昂要求银行用其印发的纸币购买国家债券来筹集财政资金，随着纸币数量的不断增加，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本质上，巴西银行是政府创造通货膨胀税的代理工具。在征收通货膨胀税的过程中，银行及其股东持有政府存款而无须支付利息并从此获利。当然，至少从理论上讲，新成立的巴西银行也为巴西种植主和商人们的远距离交易结算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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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机制存在一个问题：巴西银行的股东们不相信唐·若昂会偿还这些贷款，唐·若昂要赋予银行一系列特权，以诱使投资者们购买巴西银行的股份：包括对纸币发行权和奢侈品出口的垄断、处理政府财政运作；欠银行的借款在法律上视同于对王室的负债；征收新税赋的权利，并可以在10年内免息持有税金。即便如此，仍无法完全说服投资者们购买巴西银行的股票，巴西银行用了1年时间才卖掉了投入运营所必需的100份股权，唐·若昂还被迫向所有原始股股东授予骑士荣誉勋章。此后又过了8年，巴西银行才实现了其最初的资本化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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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若昂政府财政对通货膨胀税的依赖与日俱增，以至于1814—1820年间，流通中的纸币存量增长了8倍。141810—1820年，巴西银行所有者权益的名义回报率为年均10%，基本接近于年均通货膨胀率。股东们以分红形式基本上套现了所有可得的回报，仅按约定要求的最低限对银行进行再投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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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若昂的财政问题永无宁日。1812年，英国人赶走了所有侵入葡萄牙的法国军队，但唐·若昂对打回里斯本毫无兴趣，于是英国军官贝雷斯福德（Beresford）勋爵迅速统治了葡萄牙。到1820年，贝雷斯福德勋爵确信葡萄牙可能也将发生像西班牙一样的立宪制革命，于是他乘船至里约热内卢，试图将唐·若昂从无所作为中唤醒。他成功说服唐·若昂用里约热内卢（而不是里斯本）的财政资金给巴西军队发军饷，贝雷斯福德带着葡萄牙军队所需的资金回到了里斯本，而这意味着唐·若昂只能违背他先前做出的由巴西银行控制新税赋的安排。他大笔一挥，剥夺了大部分银行股东们在通货膨胀税征收中的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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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他的所作所为给银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唐·若昂将自己所控制的所有稀有金属采矿垄断权授予银行。他还将其所有钻石以及王室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包括皇冠珠宝）都存在银行以支撑货币发行。但是当面临葡萄牙共和党起义并急需带着他的财富返回里斯本时，他再次反悔，取回了他存入银行的所有财宝，16导致巴西银行不得不暂停纸币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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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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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君主：唐·佩德罗一世时期的通货膨胀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