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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君主：唐·佩德罗一世时期的通货膨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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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若昂而言，没有现代社会所谓的巴西与葡萄牙的国家之分：重要的是布拉干萨皇宫和它的千秋万代。1821年，唐·若昂返回里斯本时，将儿子唐·佩德罗留在巴西，作为布拉干萨王朝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指示他宣布巴西独立。1822年，巴西国内的地主们担心唐·若昂远在里斯本的统治会导致他们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极力劝说唐·佩德罗宣布巴西独立并拥戴其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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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佩德罗面临着与其父亲相同的问题：唯一现成的税收来源就是种植园主和商人组成的寡头，但后者几乎完全没有动机去支持花销巨大的王室。他也无法通过提升关税来解决问题；他的政府仍受制于和英国签订的15%的关税上限，并且英国即将迫使其将这一条款展期至1844年。因此，唐·佩德罗比他父亲变本加厉地利用巴西银行，将其作为从纸币发行中收取通货膨胀税的工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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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地主阶层非常清楚，一个随心所欲地从所控制银行中借钱的国王终会破产。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恣意发行债券并在巴西银行负债累累后违约呢？一旦发生这种状况巴西银行发行的纸币又有什么价值？他们大量持有巴西银行纸币、股份以及唐·佩德罗政府发行的债券，他们的财产面临极大风险。一旦政府出问题，支付给政府机构特别是军队的纸币将一文不值，那时还何谈维持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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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佩德罗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威胁牵扯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他是一个绝对君主。有关这一点，在1822年的加冕典礼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典礼紧随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典礼之后举行，正如当时一位历史学家所述：唐·佩德罗“不仅是被加冕而是受洗的：他为上帝所选中，担任圣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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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以中世纪为参照系的都主教君主（metropolitan monarch），一个只想要傀儡国王来实现统治的种植园主和地主阶层，两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其结果就是二者之间长期的斗争并最终导致唐·佩德罗被废黜。他被迫召集制宪议会起草宪法，令他沮丧的是，议会起草的文件将权力赋予了由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他将既无法僭越也无法解散。他强行解散了制宪议会，让他的葡萄牙谋臣们组成的国王议事院修宪，以淡化其中的共和主义意味。尽管唐·佩德罗许诺将通过选举重组议会并审议宪法，但是在北部省份伯南布哥爆发的起义让他改变了主意，转而要求巴西各市镇议会直接通过宪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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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年宪法是妥协的结果。一方面唐·佩德罗无法建立一个绝对君主国家，而种植园主和商人寡头们也无法将他视为傀儡。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宪法将立宪双方与大众的政治诉求相分隔。第一，选举权受限于收入和社会地位：收入低于100密尔雷斯（等价于1824年的98美元）、女性、奴隶和25岁以下的男性（或21岁以下的已婚男性）都不具有选举权。第二，议员并非直选：选民们投票选出选举人，由选举人投票选出议员；选举人的最低收入至少要2倍于选民的收入。第三，议员们作为代表大会的一部分就立法投票，代表大会包括102名非直选议员和50名国王指定的终身制参议员。第四，每名参议员都由国王在议员们提名的3个候选人之中选定。第五，国王享有“特别法权”，可以解散下议会，遣散内阁成员，暂停法官和执法官的判决并实施特赦。为防止这一特权受到质疑，宪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情况都不能问责于他”。第六，所有的法律和法令都需由国王签发，国王可以否决任一立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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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年宪法从三方面限制了国王的特权和自由裁量权。第一，宪法赋予议会制定、修改和暂行法律的权力。第二，议会有责任征税、支出、借款和控制国债支付。21国王可以解散拒绝授权他额外举债或加税的议会，但这样做意味着要重新选举议会，而新议会可能更不愿满足他的要求。第三，宪法将佩德罗在1823年草率成立的国务委员会制度化了，“所有重要事务及公共管理要点……以及国王要行使特别法权赋予他的职责时”22都要征询13人国王议事院的意见。该议事院成员“对其有违法律和可能危及国家利益的建议负有责任”，参议院保有对其玩忽职守行为的裁定权。23议事院成员由国王挑选，但挑选的范围不外乎国内的贵族们，其中包括一些巴西最富有的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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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威廉·萨默希尔（William Summerhill）所述，1824年宪法给予了农场主和商人寡头对限制国王的权力，25表现之一就是，1829年巴西银行牌照到期时他们关闭了这家比通货膨胀税征收机好不到哪儿去的银行。26关停巴西银行有助于减少通胀性纸币发放，并迫使政府缩减赤字。1828年，巴西政府的支出约是其税收收入的2倍，超出部分都来自海外借贷或巴西银行的纸币发行。27由于货币发行被滥用于弥补赤字，1822年至1831年，巴西的年均通胀率高达10%，而同期全球平均通胀率只有0.7%。实际上，即便是用20世纪年均通胀率5%的标准衡量，唐·佩德罗时期巴西的通胀率仍然是很高的。28如图12.1所示，1829年巴西银行关停后，巴西通胀率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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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反对国王的表现之二就是公开挑战他的权威，最终迫使他逊位于5岁的儿子。持续的政府财政危机使巴西寡头们的改革意愿日益强烈，在1828年的大选中，他们组成在野党为自己投票争取议院席位。就任后的反对派们开始大刀阔斧地缩减政府预算，并重新定义叛国罪，迫使巴西军队中的外国军官们辞职。考虑到首都极不稳定的政治氛围，唐·佩德罗屈服于反对派的压力签署了这些法案。尽管暂时落败但他并未就此放弃：短短数月他就解散了内阁，把反对派都换成了自己圈子里的贵族。人们在反对派领袖的鼓动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军队拒绝支持国王。1831年4月7日，唐·佩德罗逊位并返回葡萄牙，留下其5岁的儿子作为摄政王。议会随即授权“三人摄政团”，确保在唐·佩德罗二世到达法定年龄前摄政团几乎不具有君主的权力：代表大会指定的摄政团明确不具有对立法的否决权、宣战权、称号和名誉授予权以及解散议会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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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无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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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农场主和商人寡头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国家了，但他们能做的着实有限。他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可谓无为到极致：在对自身征税、借国有银行征收通胀税和保持一个弱小的中央政府之间，他们选择后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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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央政府只控制了里约热内卢及其周边的一小块地区，这一事实被写入了183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1824年宪法的修正案），并催生了各省的独立立法机构。即使在1842年唐·佩德罗二世达到法定年龄并即位之后，各省寡头仍然掌控着全部实权。他们拥有土地，决定何人在何种条件下工作，控制选举并决定谁可以“当选”，他们控制着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以及各省的国民警卫队。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寡头们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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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偏好弱小政府，巴西国内的寡头们还有一点绝不动摇，那就是确保周边地区与国家发生的任何变革，都不会令日益壮大的自由劳工阶层与他们分享权力。自由劳工的发展有两个有利外因：英国要求巴西废除奴隶制和咖啡种植的引入。这些外因和1824年巴西选举法案一起对蔗糖种植园主们产生严重威胁。咖啡在小农场就可以高效种植，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自己的农场中劳作而不是给别人打工。巴西选举法也对独立种植产生激励：产权人有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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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被新生的独立小农场主阶层分权，巴西的地主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奴隶制的废除，在英国对其施压后又保持了奴隶制长达60年。早在1826年，英国政府就迫使巴西政府签署了终止奴隶交易的条约，但是巴西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们无视这一法案，每年继续进口40000—50000名奴隶。1850年，英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封锁巴西港口、迫使入境船只靠岸并释放船上的奴隶。20年后，奴隶制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消失之后（包括葡属美洲殖民地），巴西议会才最终通过“生而自由”法案，规定自那之后出生的奴隶子女为自由人。在废奴主义者与日俱增的压力下，巴西议会通过了解放所有60岁以上奴隶的法案，这个“进步”带有些讽刺，因为养活老年奴隶们的成本超过他们的边际产出。奴隶制直至1888年才最终得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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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世纪，巴西种植园主和商人们成功阻止了小农场和小农场主的扩张。尽管咖啡生产和奴隶制萎缩带来的压力最终让他们退败，但他们的确阻碍了小农场主的扩张以及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转型约半个世纪之久。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咖啡的生产开始腾飞。3119世纪80年代早期，巴西生产了全球近60%的咖啡，而到了20世纪头1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了75%。32随着奴隶占人口比重的下降，巴西种植园主们竭力确保之前的奴隶和用来替代奴隶的东欧移民在种植园里劳作。1850年，巴西通过了禁止自由开荒的法案。法案规定，如果土地所有者无法提供文书证明其土地是通过继承或赐予获得的，政府有权收回其土地并进行拍卖。在多数人都不能读写的社会里，普通人无法提供这类文书。1850法案还规定，从政府处购买边界上的荒地必须马上付现，相反，美国和加拿大的家宅法允许农民用经营农场的利润分期支付土地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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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种植园主们成功阻止了聚居新劳动力的小农场扩张。尽管咖啡可以在小农场内种植，但当时并未能实现。比如，1890年的调查显示，里约热内卢高产的巴拉伊巴（Parahyba）山谷多达70%（57000英亩）的土地仅为区区41人所占有。34直至20世纪20年代，新移民控制的巴西咖啡树和咖啡园的份额仍相当有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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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新移民或前奴隶千辛万苦地开拓了自己的小农场，巴西大农场主阶层也不会让他们拥有选举权。1824年宪法将公民权建立在收入基础上，要求选举人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但是，显然在1824年，几乎没有多少农民收入可以达到这一水平。1881年，当这一选举人阶层崭露头角时，议会用文化考试取代收入作为享有公民权的限制条件。对于缺乏公共教育体制的社会而言，文化考试的确是一个有效的限制选举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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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政府，无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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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50年巴西首部商法典颁布前，巴西都没有合同履行、破产程序或票据承兑及转让的相关规则，巴西地主们在国家治理上奉行的无为准则由此可见一斑。36这一法律空白使得巴西港口城市涌现的许多小型民营银行能否存活大成问题，这些银行在巴西银行关停后对种植园主和商人之间大量的借条进行贴现。他们所做的货币业务（一般为期限3—5天的短期债务工具，称作vales）和所签订的借贷合同在法律上是否可行都是模糊不清的。可以想象，这一时期最终成功获得牌照的7家银行都是议员们经营的：他们的政治网络赋予他们签署的经济合同特别信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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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世纪银行体系既不能为国家提供金融支持也不能为快速增长的咖啡经济提供经营资本。于是，巴西议会和唐·佩德罗二世在1850年精心炮制了一部商法典，允许成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制银行。他们在1860年和1882年先后两次对法典进行修订，每一次都谨慎地确保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自由银行制度。如威廉·萨默希尔所述，巴西政府严格限制银行数量以减少竞争，这提高了银行股票的回报率，这些回报都为特权银行董事会中的政治家们所瓜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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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50年商法典，每个公司牌照都要分别获得国王内阁（对于里约热内卢的公司）和省长（对于里约热内卢外的公司）的批准。然而，省长（等同于州长）都由内阁指定并对内阁负责。由此，颁发牌照为中央集权。拿到特许经营牌照后还需经议会同意。391860年，组建有限责任的股份制银行更加困难：银行牌照需经国王议事院、议会和内阁同时批准。19世纪50年代获批成立的各类公司已经很少，修订商法典之后更是缓慢。401882年的一般公司法放宽了1860年法典的要求，但仍要求从事抵押贷款或发行票据的金融企业需特别审批，也就是说一般公司法不适用于银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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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商法典刚刚生效，巴西政府就开始启动将两家银行合并为一家由政府运营的超级银行。1851年，实业家伊里内乌·埃万热利斯塔·德索萨（Irineu Evangelista de Sousa，也就是后来的毛阿子爵兼男爵Baron and Viscount of Mauá，这个称号最知名），获准设立巴西工商银行（Banco de Comércio e Indústria do Brasil，又称第二巴西银行）。两年后，内阁想要设立一家新的（第三）巴西银行向政府发放免息贷款，于是强迫毛阿与一家19世纪30年代特许成立的商业银行合并。42协议要求，第三巴西银行将用它发行的纸币购买并回收1000万密尔雷斯的旧国债。这一“协议”还要求由一名议员接替毛阿担任银行董事长，为补偿毛阿和股东们，政府给予银行一系列有利可图的特权，包括垄断货币发行、发行2倍于其储备金的货币、自由选择用黄金还是国库券兑换纸币等。这一特权所带来的价值无可限量。一家可以发行2倍于实收资本货币的银行可以利用其资本赚取3倍以上的收益：1倍来自为回收货币所购买的政府债券的利息，另外2倍以上的收益则来自这些货币的贷款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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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阿对这些安排仍不满意：1854年，为对抗政府，他成立了另一家银行，不是股份制而是可转让股权的有限合伙制。他这么做是希望这家新银行——毛阿与麦克格雷迪公司（Mauá, MacGregor and Company），能够“免于政府的指导”。43虽然毛阿并不简单，他提前与首相（国王议事院主席）巴拉那（Paraná）侯爵分享了他的计划，并拉拢了侯爵的6位亲戚做股东，但这一切仍是白费力气。毛阿的新银行在政府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司法部长和国王议事院意见相左。政府判定反对成立新银行，可以采取有限合伙人制度，但股份不可转让。毛阿只好重新起草了一份合伙人契约。政府的意图十分明确：如果你想在有限责任的股份制银行或其他类似的机构中持股，就只能入股“我们的”银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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