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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无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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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农场主和商人寡头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国家了，但他们能做的着实有限。他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可谓无为到极致：在对自身征税、借国有银行征收通胀税和保持一个弱小的中央政府之间，他们选择后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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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央政府只控制了里约热内卢及其周边的一小块地区，这一事实被写入了183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1824年宪法的修正案），并催生了各省的独立立法机构。即使在1842年唐·佩德罗二世达到法定年龄并即位之后，各省寡头仍然掌控着全部实权。他们拥有土地，决定何人在何种条件下工作，控制选举并决定谁可以“当选”，他们控制着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以及各省的国民警卫队。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寡头们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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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偏好弱小政府，巴西国内的寡头们还有一点绝不动摇，那就是确保周边地区与国家发生的任何变革，都不会令日益壮大的自由劳工阶层与他们分享权力。自由劳工的发展有两个有利外因：英国要求巴西废除奴隶制和咖啡种植的引入。这些外因和1824年巴西选举法案一起对蔗糖种植园主们产生严重威胁。咖啡在小农场就可以高效种植，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自己的农场中劳作而不是给别人打工。巴西选举法也对独立种植产生激励：产权人有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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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被新生的独立小农场主阶层分权，巴西的地主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奴隶制的废除，在英国对其施压后又保持了奴隶制长达60年。早在1826年，英国政府就迫使巴西政府签署了终止奴隶交易的条约，但是巴西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们无视这一法案，每年继续进口40000—50000名奴隶。1850年，英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封锁巴西港口、迫使入境船只靠岸并释放船上的奴隶。20年后，奴隶制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消失之后（包括葡属美洲殖民地），巴西议会才最终通过“生而自由”法案，规定自那之后出生的奴隶子女为自由人。在废奴主义者与日俱增的压力下，巴西议会通过了解放所有60岁以上奴隶的法案，这个“进步”带有些讽刺，因为养活老年奴隶们的成本超过他们的边际产出。奴隶制直至1888年才最终得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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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世纪，巴西种植园主和商人们成功阻止了小农场和小农场主的扩张。尽管咖啡生产和奴隶制萎缩带来的压力最终让他们退败，但他们的确阻碍了小农场主的扩张以及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转型约半个世纪之久。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咖啡的生产开始腾飞。3119世纪80年代早期，巴西生产了全球近60%的咖啡，而到了20世纪头1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了75%。32随着奴隶占人口比重的下降，巴西种植园主们竭力确保之前的奴隶和用来替代奴隶的东欧移民在种植园里劳作。1850年，巴西通过了禁止自由开荒的法案。法案规定，如果土地所有者无法提供文书证明其土地是通过继承或赐予获得的，政府有权收回其土地并进行拍卖。在多数人都不能读写的社会里，普通人无法提供这类文书。1850法案还规定，从政府处购买边界上的荒地必须马上付现，相反，美国和加拿大的家宅法允许农民用经营农场的利润分期支付土地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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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种植园主们成功阻止了聚居新劳动力的小农场扩张。尽管咖啡可以在小农场内种植，但当时并未能实现。比如，1890年的调查显示，里约热内卢高产的巴拉伊巴（Parahyba）山谷多达70%（57000英亩）的土地仅为区区41人所占有。34直至20世纪20年代，新移民控制的巴西咖啡树和咖啡园的份额仍相当有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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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新移民或前奴隶千辛万苦地开拓了自己的小农场，巴西大农场主阶层也不会让他们拥有选举权。1824年宪法将公民权建立在收入基础上，要求选举人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但是，显然在1824年，几乎没有多少农民收入可以达到这一水平。1881年，当这一选举人阶层崭露头角时，议会用文化考试取代收入作为享有公民权的限制条件。对于缺乏公共教育体制的社会而言，文化考试的确是一个有效的限制选举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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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政府，无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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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50年巴西首部商法典颁布前，巴西都没有合同履行、破产程序或票据承兑及转让的相关规则，巴西地主们在国家治理上奉行的无为准则由此可见一斑。36这一法律空白使得巴西港口城市涌现的许多小型民营银行能否存活大成问题，这些银行在巴西银行关停后对种植园主和商人之间大量的借条进行贴现。他们所做的货币业务（一般为期限3—5天的短期债务工具，称作vales）和所签订的借贷合同在法律上是否可行都是模糊不清的。可以想象，这一时期最终成功获得牌照的7家银行都是议员们经营的：他们的政治网络赋予他们签署的经济合同特别信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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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世纪银行体系既不能为国家提供金融支持也不能为快速增长的咖啡经济提供经营资本。于是，巴西议会和唐·佩德罗二世在1850年精心炮制了一部商法典，允许成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制银行。他们在1860年和1882年先后两次对法典进行修订，每一次都谨慎地确保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自由银行制度。如威廉·萨默希尔所述，巴西政府严格限制银行数量以减少竞争，这提高了银行股票的回报率，这些回报都为特权银行董事会中的政治家们所瓜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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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50年商法典，每个公司牌照都要分别获得国王内阁（对于里约热内卢的公司）和省长（对于里约热内卢外的公司）的批准。然而，省长（等同于州长）都由内阁指定并对内阁负责。由此，颁发牌照为中央集权。拿到特许经营牌照后还需经议会同意。391860年，组建有限责任的股份制银行更加困难：银行牌照需经国王议事院、议会和内阁同时批准。19世纪50年代获批成立的各类公司已经很少，修订商法典之后更是缓慢。401882年的一般公司法放宽了1860年法典的要求，但仍要求从事抵押贷款或发行票据的金融企业需特别审批，也就是说一般公司法不适用于银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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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商法典刚刚生效，巴西政府就开始启动将两家银行合并为一家由政府运营的超级银行。1851年，实业家伊里内乌·埃万热利斯塔·德索萨（Irineu Evangelista de Sousa，也就是后来的毛阿子爵兼男爵Baron and Viscount of Mauá，这个称号最知名），获准设立巴西工商银行（Banco de Comércio e Indústria do Brasil，又称第二巴西银行）。两年后，内阁想要设立一家新的（第三）巴西银行向政府发放免息贷款，于是强迫毛阿与一家19世纪30年代特许成立的商业银行合并。42协议要求，第三巴西银行将用它发行的纸币购买并回收1000万密尔雷斯的旧国债。这一“协议”还要求由一名议员接替毛阿担任银行董事长，为补偿毛阿和股东们，政府给予银行一系列有利可图的特权，包括垄断货币发行、发行2倍于其储备金的货币、自由选择用黄金还是国库券兑换纸币等。这一特权所带来的价值无可限量。一家可以发行2倍于实收资本货币的银行可以利用其资本赚取3倍以上的收益：1倍来自为回收货币所购买的政府债券的利息，另外2倍以上的收益则来自这些货币的贷款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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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阿对这些安排仍不满意：1854年，为对抗政府，他成立了另一家银行，不是股份制而是可转让股权的有限合伙制。他这么做是希望这家新银行——毛阿与麦克格雷迪公司（Mauá, MacGregor and Company），能够“免于政府的指导”。43虽然毛阿并不简单，他提前与首相（国王议事院主席）巴拉那（Paraná）侯爵分享了他的计划，并拉拢了侯爵的6位亲戚做股东，但这一切仍是白费力气。毛阿的新银行在政府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司法部长和国王议事院意见相左。政府判定反对成立新银行，可以采取有限合伙人制度，但股份不可转让。毛阿只好重新起草了一份合伙人契约。政府的意图十分明确：如果你想在有限责任的股份制银行或其他类似的机构中持股，就只能入股“我们的”银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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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伊塔贝拉（Itaborahy）子爵，也就是巴拉那侯爵的前任，被任命为第三巴西银行的董事长。此后，政府又强迫另外四家北部地区的银行放弃牌照，成为第三巴西银行的分支机构。与此同时，政府许可巴西银行将货币发行数量从实收净资本的2倍提高到3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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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也有其他银行成立，但是在内阁（此后为国王议事院）签发每一张牌照并可以随意侵吞银行资本的情况下，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被政府没收的风险可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1857年，为鼓励银行组建，内阁削弱了巴西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但1862年又撤销了新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并重新归于巴西银行。四年后，为了支持对巴拉圭的战争，政府废除了巴西银行的货币发行垄断权，让财政部也能够印发货币，并没收了巴西银行的全部黄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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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875年，整个国家只有12家银行在运营，包括巴西银行和3家外资银行。剩下的8家中，有6家在里约热内卢，这意味着首都以外的巴西市民只能找到2家只有一个网点的小银行：一家在港口城市桑托斯，另一家在港口城市累西腓。这一银行体系小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巴西银行在其中占约1/3。即使用最大胆的推测，银行向私人部门的贷款也不会超过GDP的20%，可能更接近于15%。47而且，这些贷款可能只提供给一小部分内部人。巴西银行圣保罗分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总结称：“董事们开会时，一个就会问另一个‘某某男爵，你用钱吗？’然后，某某男爵永远都是回答‘不’，董事们就此散会，因为他们不会借钱给外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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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的不确定性使政客们进入银行董事会变得尤为重要。根据法规，在巴西银行具有法定货币发行权的时期内，其董事长都是由政府指定的。在此期间，61个董事里有13个此后在众议院、上议院、内阁或国王议事院任职。即使到了1866年，巴西银行已不再发行货币，股东们仍然选择政客任董事长：首任选举产生的董事长弗朗西斯科·德萨雷斯·托雷斯奥梅姆（Francisco de Sales Torres-Homem），连任四届联邦众议员、参议员并曾任财政部长。继任董事长也有类似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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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银行的情况与巴西银行差不多：董事会里基本上都是与巴西政坛有关系的人。七任巴西首相都担任过银行董事长或董事。这些内部人不但保护了银行财产权，还进行游说以确保银行牌照的稀缺性。他们的介入对于银行业在1875年危机（1873年恐慌从发达国家传导至巴西）时获得政府救助也至关重要，政府为3家银行提供了15笔超过4个月的贷款以确保它们的偿付能力。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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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向私人部门的贷款被内部人控制且限量供应的时期，银行多数情况下未被用于征收通货膨胀税。实际上，除了1853—1866年之外的其他时期，只有财政部才有权发行法定货币，当然财政部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印钞，因为议会控制着预算支出。也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强迫银行持有国库券。只有一次例外：1871年，巴西银行被要求持有占总资产22%的国库券。50但是这只占国债很小的份额，绝大多数巴西国债由巴西公民或外国人所持有，他们认为国债是稳健的投资，不同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政府总能兑付国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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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银行业的无为方式有两个不利之处：有限信贷意味着巴西并未达到其应有的经济增速，且巴西中央政府只能继续疲弱。唐·佩德罗二世的税基极其有限，他无法对巴西地方寡头的收入、财富或消费征税，因为他们控制了议会，而议会负责批准所有税种。52他可以通过在伦敦和里约热内卢销售国债借钱，而借债的规模必然由市场对其税收收入的判断而决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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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向巴西咖啡征收过出口税，但是由于19世纪中期要通过骡队将咖啡从内陆运送到港口，高昂的运输成本限制了咖啡出口，雨季骡队深陷泥泞，运输成本更高。铁路运输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的公共补贴。唐·佩德罗二世陷入了两难：他需要修建铁路促进咖啡出口以形成更稳固的税基，但由于他缺少足够的税收收入又无法着手修建铁路，借贷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借贷的规模也是由他的税收能力决定的。因此，直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投资者在政府的盈利担保下开始注入资金，巴西铁路才开始发展。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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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在巴西和落后小国巴拉圭的战争中，巴西军队的悲惨表现比统计数据更能说明巴西和唐·佩德罗二世的处境：巴拉圭向巴西宣战后，唐·佩德罗二世被迫迎战。整个巴拉圭只有40万人，其支柱产业是向同样贫穷的阿根廷内陆省份出口巴拉圭茶。巴拉圭军队大多使用老式的滑膛枪，整个海军只有一艘军舰。但是，这场战争巴西花了6年才获胜。在巴西军队勉强迎战的同时，唐·佩德罗二世在做的也是他即位以来空虚的国库尚能允许他做的一些事情：研究巴西的动植物，学习各种艰涩的语言（包括梵文、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中文、奥克西唐语，以及巴西印第安人使用的语言图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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