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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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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十三章巴西通货膨胀税的民主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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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就职时间恰为通货膨胀螺旋上升期间，当时通货膨胀正在摧毁我们的劳动果实……我是人民的奴仆，今天我将得以解脱。但是我所侍奉的人民，将不再受任何人的奴役。我的牺牲会永远留在你们的灵魂之中，我的鲜血就是你们的赎金……我宁静地踏上永生之路，是非功过待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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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图利奥·瓦加斯，节选自其自杀遗书（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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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说明政治环境决定了“银行交易博弈”的特征，进而决定了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银行业。第十二章显示了在殖民地及帝国时期的巴西，长期羸弱的威权政府产生了弱小而不稳定的银行业。部分银行获许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但这些全国性银行的主要功能是以征收通货膨胀税为根本手段，为国家财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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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们将回顾巴西王权的衰落和民主的崛起。这一过渡并不顺畅。君主制之后的“旧共和国”（Old Republic）并不具有民主的典型特征，政权不断在长期威权统治和短期准民主之间更迭。征收通货膨胀税来满足国家财政的需求再次成为巴西银行的基本功能。多年来，巴西人已经发现了规避通货膨胀税的方法（长年持有较少的现金和传统银行存款），于是政府就提高通胀税率，防止税基减少导致税收收入下降。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通胀变得如此之高，如此不受民众欢迎，以至于助推了巴西军政府的走弱，并促进了民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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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西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民主都只是一个梦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主导巴西政治体系的各类制度都是为了确保绝大多数人口在政府政策制定上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威权政治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很简单：从殖民时期到现在，巴西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地主们有理由害怕，如果穷人拥有了政治权力，他们会投票要求进行财富再分配。因此，地主们用他们掌握的财富和军事资源来塑造国家政治规则的建立，确保自己长期掌控经济、银行业、选举程序、司法和教育资源。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的扭曲分配相互强化，存续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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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当稳定的普选式民主最终在巴西出现时，强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尚未形成。和其他新建立的民主制国家一样，巴西1988年宪法对民粹主义潮流的制衡相当有限。该宪法催生了一个直选的、有力的联邦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很难阻碍其行动。除常规选举之外，宪法还建立了参与立法的其他形式，例如全民公决、复决投票以及让16岁以上的所有普通公民都有权提案等。最终，宪法列举了一长串公民的“积极权利”，包括对失业保险、薪资、奖金、加班费、利润分成、育婴假、带薪假、体检和工会专有权等等事务的管理细则，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巴西宪法长达425页。通过将这些政策提升为宪法保障的权利，制定者们确保直选政府无法再通过立法削减以上权利，因为要削减就需要修订宪法，而修订宪法需要议会两院两次的绝对多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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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巴西宪法这类宪法的出现并非偶然。在人力资本、收入和财富分配极不平等的社会中，公民在生活中的机会受到全面制约时，他们就会坚定地支持能够平衡甚至改变当前游戏规则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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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前后巴西政治体制的巨大改变让银行业天翻地覆。1989年之前，巴西“银行交易博弈”产生的或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小、最基本的银行体系，或是旨在和政府一起榨取并瓜分通货膨胀税的银行体系。巴西通货膨胀税没什么微妙之处：政府和银行每年从现金和支票账户余额持有者处转走的钱，最多时高达GDP的8%。银行要么是绕过财政支出限制的工具，要么以银行资本撬起更大的银行资金，提供给银行家所拥有的工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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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之后，巴西“银行交易博弈”主要围绕关键投票群体的就业机会展开。巴西民主直选政府意图结束加诸穷人的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胀。在民主制下，投票人会把票投给承诺结束通胀并采取实际行动的候选人。类似的选举压力解释了为何民选总统们极力推动州长们将他们控制的州立银行私有化：阻止州政府通过州立银行筹资弥补赤字对于终止恶性通胀十分必要，因为持续为这些州立银行纾困所带来的融资需求必将推高通货膨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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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巴西的普通选民不只是想终止通胀：还希望能够进行收入和机会再分配。1989年后的巴西民主政府行走在民粹主义的钢丝上：要对富裕阶层加税以支持政府的高福利政策，就要放缓资源再分配来增加地主们对民主制度的好感，以防他们转移资产。因此，大量的再分配是通过国有银行在促进选民就业的基础上配置信贷资源。巴西最大的三家银行都是政府所有，它们交叉持有超过巴西银行业40%的资产。因此，尽管1989年后的巴西政府意图复兴民营银行业为银行家们创造盈利机会、给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政府的再分配目标却让这些努力大打折扣。为了彰显政绩，国民储蓄多用于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企业投资或家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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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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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奴隶制；你好，信贷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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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唐·佩德罗二世治下的巴西与1842年他即位时的巴西差别很大。1850年后，咖啡经济的增长和奴隶交易的终结促使大量移民劳工涌入巴西，他们产生的需求催生了对啤酒、衣物、香烟和其他消费品的现代化生产。制造业成长又促进了实业家和产业工人的增加，他们不愿让一小撮种植园主为自身利益统治巴西。1在与巴拉圭的战争中，巴西军队的糟糕表现表明职业化军队的必要性，年轻军官们更是意识到：和他们向往的社会特别是法兰西共和国相比，巴西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这个国家处于不利境地。巴西的中南地区，如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其经济重要性堪比里约热内卢和东北部地区，当地的精英阶层希望有权选举自己的州长。到了19世纪80年代，唐·佩德罗二世年老体弱，活跃的共和主义和废奴主义运动不断挑战着他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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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的支柱仍然存在：在巴西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奴隶主们都握有实权，他们控制着当地政府和国民军，操纵选举并决定谁能够“胜出”。他们占有了绝大多数土地和劳动力，并决定谁能工作以及做何工作。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世界变了。奴隶主无法控制所有事情，他们不再控制议会，也无法支配国王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1888年唐·佩德罗二世赴外求医时，伊莎贝拉公主和议会自由主义者们策划释放了最后一批奴隶。她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她的所作所为让她和她父亲离流亡更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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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佩德罗二世和他的首相及财务大臣欧鲁·普雷图（Ouro Preto）子爵都十分清楚伊莎贝拉公主的行动意味着什么。从欧洲回来后，他们竭力安抚种植园主们，并同意他们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游说的要求：信贷宽松。欧鲁·普雷图签署了政府和巴西银行、巴伊亚银行（Banco do Bahia）之间的协议，同意为种植园主们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贷款资金一半来源于政府，剩下的一半由银行出资。但银行拿了政府的资金并贷出，而自己的钱分毫未动。发现这些措施不得力后，欧鲁·普雷图又与另外17家银行签署了类似协议。这些银行也同样乐于把政府的资金发放出去，却没有动用任何自有资金。不仅如此，银行还向欧鲁·普雷图申请并得到了更多拨款。实际上，为了维持旧秩序，王室也急于与民营银行联手为种植园主们提供贷款。比如，在国王倒台前数月，真实信贷银行（Banco de Crédito Real）还从财政部得到了500万密尔雷斯的资金，并据此向圣保罗州的种植园主们发放了3倍于此的长期低息农业抵押贷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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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推贷款狂潮，欧鲁·普雷图还允许部分银行印发自己的纸币，这与此前的做法大相径庭。更严重的是，银行不需要兑付这些纸币：纸币的20%用货币兑付，另外80%则通过银行为发行纸币所持有的国库券支付。但是，进口关税，当时唯一的最重要的税收来源，政府不允许用这些纸币支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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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政府补贴中获利，银行设立如雨后春笋。为了能够获得更多政府免息资金，原有银行通过增资扩股增加资本。有证据显示，银行并不会将这些资金都用于向种植园主们发放新贷款，而是将种植园主逾期的短期贷款转为长期抵押贷款，然后将政府补贴资金贷给其他人，包括那些以贷款购买银行股份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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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行为促使银行股东急剧增加，众多新银行纷纷设立。但不幸的是，对于唐·佩德罗二世而言，这些信贷补贴并没能换来皇权统治的延续：1889年11月15日，军队发动政变；次日，他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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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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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君主统治；你好，金融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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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统治瓦解后成立的临时军政府不但要拍种植园主们的马屁，还要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因此，财政大臣鲁伊·巴尔博萨（Rui Barbosa）不但继续对农业实行欧鲁·普雷图的信贷宽松政策，还不计后果地推进金融工程试验。然而，对于拼命要维系脆弱政治联盟的政府而言，这种不计后果的方式又十分必要，甚至可说是必须。巴尔博萨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扩大货币供应，在对种植园主、商人和实业家们实行信贷宽松的同时，让政府也能够获得贷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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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权的两个月内，巴尔博萨推进的银行改革不但使商业银行成立更为容易，还鼓励成立德国式的全能银行，此类银行的资产组合中绝大多数为长期抵押贷款。巴尔博萨授权其中三家银行以国债为支持，印发450000康多（1康多等于1000密尔雷斯）纸币，由于这将直接导致货币供应增加1倍以上，在同僚的抗议下，金额减少到250000康多。作为向政府提供贷款的交换，巴尔博萨给予银行印发纸币发放生息贷款的权力。贷款条款值得一提：银行为发行纸币所购买的国债利率从5%降至2%。相应地，银行家们从政府获得了一系列特权，包括免费的土地、铁路及运河等公共项目合同的优先权、采矿合同优先权以及为实施这些项目所需的征地权。他们还获得了名下公司的税收豁免权，包括“铁路、河流开发、采矿及其他生产资料”所需的进口商品关税的减免。6通过准许银行家投资于商业和工业企业，巴尔博萨不只是赋予了他们印钞的权利，而是相当于暗中赋予他们一张可以出借给其工商企业的印钞证，贷款抵押物就是这些公司的股票。简而言之，他用政府获得的贷款换得了搭建纸牌屋的权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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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银行达成交易的同时，巴尔博萨还修改了公司法以帮助公司内部人从小股东身上套取利益。81890年前，巴西采用和英国类似的储备负债（reserve liability），即规定未按票面值缴纳股本金的股东也需按股票面值承担责任，且在股票转让后5年内，股东仍对“责任金”负有责任。这一规定是为了防范发起人成立皮包公司诈骗投资者的企图。巴尔博萨制定的新公司法废止了上述规定，变为：只有在股东年会核定公司账目时，未按票面值缴纳股本金的股东才按面值承担责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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