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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17036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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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崛起中的未来主导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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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货币世界。一系列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贸易与经济表现，使其货币具备了成为区域货币以及全球货币的潜能。IMF的一项研究认为，人民币最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被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135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在未来十年内就会成为广泛使用和交易的币种；其他观点则认为，这将需要更长时间。不论时间长短，人民币的国际化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国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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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贸易与外商投资的发展，以及中国中产阶级在人数及其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急速扩张，人民币国际化潜能极大。另外，全球20家商品期货交易所有3家在中国。鉴于这些原因，陈宗翼（Gregory Chin）和王勇（Wang Yong）认为：“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虽然可能进展缓慢，但是一个多储备货币时代正在到来，而推动这种情况出现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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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ly, the consensus Chinese view is that a multi-reserve currency era is coming, even if only gradually, and that it would be in 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s to promote such a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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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同时也在防范资本账户快速自由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为了扩大中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业务中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20家央行签署了总额达2.2万亿人民币（约36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自2009年以来在香港地区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发展迅猛，如今这一方案已经向中国所有进出口企业放开。截至2012年，12%的中国贸易已经用人民币进行清算。如今香港地区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已经占到银行存款的近10%，各家银行提供多元化的人民币计价产品，此外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活跃的“点心债”市场（在中国以外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尽管人民币缺乏可兑换性，但仍有包括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智利在内的大约10家发展中国家央行持有少量人民币，将其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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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急速的行动反映出了中国政府的三阶段战略：首先实现人民币在贸易与跨境投资中的使用自由化；其次开放资本账户，为人民币提供更强大的基础保障；最终使得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看起来，这一目标已不是能否实现的问题，而是何时实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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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民币最具有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可能，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在较短的时间内，一些其他币种也可能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这些就是那些在区域贸易中占有相当份额的国家的货币。贸易模式的变化，包括供应链和任务贸易的增加，都表明区域使用的货币最终会在全球贸易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伴随着全球中产阶级的扩张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这些发展会创造出一个比一般预期还要宽广的多极化货币世界。因此，会有更多的国家在区域和全球的地缘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更致力于多边努力，以便使全球金融体系更具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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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6 变革中的货币政治：从人民币汇率到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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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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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olitics in currencies reform：from exchange rate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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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i Do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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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与强币相辅相成。众所周知，货币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而且在很多时候，由于它巨大而又隐蔽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它的政治特性往往超过经济特性。对于人民币政策的经济含义，学者们的研究已然汗牛充栋，然而这一议题的政治含义却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和挖掘。本文旨在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的政治含义，并由此探讨中国内政外交正在发生的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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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要探讨货币政策背后的政治因素，人们通常诉诸利益集团的施压和游说，或者选举周期到来时政客们对选民的讨好，来获得解释。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其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周期是任何一个西方选举型政党都没法攀比的，其政治过程也大不同于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货币这一“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政策领域，中国政府考量的并非短期经济效果，而是长期的和非经济的政策目标。追本溯源，其逻辑起点是如何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要理解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追溯到中国政治的这一逻辑源头上，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根本而不是被瞬息万变的市场波动、经济形势和政策话语所迷惑。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用于论证其执政合法性的逻辑经历过两次重大调整，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次发生在最近两年习近平执政之后。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邓小平路线主导的时代（1979—2012）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内在逻辑，以及更加重要的，在习近平开创的新时代，人民币政策的重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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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建立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意味着内外安全威胁和党的有效应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到了1979年之后，邓小平及其多位继承者把党的执政地位建立在新的表述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2012年年底，中国经历了一次关键的权力交接，新领导习近平在2013年底年提出了60条“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框架，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国内外不少观察者认为他正在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将建立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国梦”。这种政策路线的转型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目前趋势颇佳。其基本方向是从出口和投资导向的发展策略转向更多的本土消费和更好的社会保障，同时，经济增长的优先地位也将逐步让位于公平正义、绿水青山、政治清明、文明复兴以及国家安全等多元平衡的政策目标。要实现这一系列转变，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政策手段，而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将从长久以来的低估值转向平衡估值乃至适度高估，其相对于美元的波动性也将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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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这一重大转型相对应，本文将分为两大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探讨邓小平时代中国快速工业化阶段，如何拥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外部资本以实现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的工业化，阐述人民币汇率政策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第二部分则探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的不同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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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成就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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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开始，中国不再是一个革命输出者，而成为美国事实上的伙伴国。政治和外交上韬光养晦，伴随着经济上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国敞开大门欢迎来自美国及其盟友（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他们提供“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体现在市场准入、税收减免、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使用权、基础设施补贴、出口补贴以及帮助外资确保对中国劳工群体的强势议价地位。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优惠政策是中国国内的民众和私营企业难以企望的。但是对外部世界的最大补贴，还不是上述优惠政策，而是本文的主题——人民币。人民币汇率政策如同一个巨大的杠杆，撬动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奇迹，但作为奇迹的必然代价，它也把中国民众的权益和劳动成果输送给全球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美、欧、日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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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从1980年一直到1994年，美元兑人民币元的名义汇率持续大幅贬值，从大约2贬为8.7，此后的11年里，即便两国间的通货膨胀率、全要素生产力差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价格还是锁定在8.28，连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撼动这个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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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0—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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