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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和变革中的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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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内就有人提出把人民币推向世界，因为他们意识到经济和金融上依赖美元体系的巨大代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美、欧、日的量化宽松政策以损害储备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从而促使中国最高领导层下决心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为此，中国政府推进了一系列金融改革，包括推进利率市场化、探索存款保险制度和发放民营银行牌照等；此外，中国政府同数十个国家的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推广人民币贸易结算，并在中国香港、伦敦、中国台湾等地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资本项目的放开，不但被写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改革框架里，而且通过沪港通、RQFII（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和前海试验区等政策举措获得了实质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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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举措的推出，迅速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通过使用人民币结算，贸易商们可以节省成本和时间；作为清算行的中国大银行们也获得了国际业务中的重要竞争优势；人民币在海外市场的存量迅速提升，不仅仅是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连某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都已经悄悄地把人民币资产列为他们的外汇储备。笔者参与的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币国际化课题组自2011年起，一直在追踪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计价结算、直接投资、金融交易和国际储备等领域的份额，并且通过指数化方式来将其整体成长轨迹描述出来。在短短几年间，该指数从（2010年年初）0.02迅速上升到（2014年年末）2以上。2013年年末，笔者调研了上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专业人士，其中半数人士相信到2016年，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将与日元、英镑相当（目前这两种货币的国际化指数都位于4.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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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至2014年的五年间，中国国内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经济学者和政策顾问，比如以余永定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社科院的多位学者，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方式和进程颇为忧虑。137他们认为，当前的主流政策将会鼓励跨境的利率和汇率投机行为，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巨大冲击。他们也非常担心中国资本项目的放开导致中国经济更加动荡和脆弱。不仅如此，他们也反对政府公开提出金融改革的时间表，认为这会限制政策调整的余地和空间。他们主张先推进国内金融和经济体制改革，再逐步放开资本市场，至于人民币国际化则是市场自己的选择而不应成为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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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从经济学专业的视角说起来颇有道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不能仅仅用经济学的棱镜来观察和解释，考虑到它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地位，我们必须把它放进更加广阔的政治背景和国际背景中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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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放开（在很多辩论中，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被视作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或者不同说法），主要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策杠杆，撬动已然大大迟滞了的经济和金融改革，这种诉求在中国央行的政策精英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要想让货币国际化，利率必须由市场决定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汇率也应更及时准确地对不同经济体的竞争力与资本流动的变化做出反应；货币国际化也要求中国国内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足以容纳全球性的资金进出；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要求其中的主体具备足够的风险定价和管理能力，这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提出了挑战。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意味着必须允许市场中的弱者被淘汰和破产，并让投资者承担合理的风险，也就是说，打破目前国内市场的刚性兑付潜规则。总之，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将迫使国内经济运行过程的方方面面，包括金融机构、监管者、国有企业都做出重大调整，利益格局将会重新洗牌。这便是所谓的“开放促改革”，通过资本项目的开放，促动各个方面的改革，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当下的中国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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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开放促改革并非21世纪的新创造。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导者，比如时任总理朱镕基，曾使用了类似策略，不过当时开放的是经常项目而不是资本项目。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改革者号召国内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配合其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如果改革不到位，导致中国无法尽快融入全球大市场，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对民族发展机遇的错失，将会由那些拒绝改革或阻挠改革的人和系统来承担。正是依靠这种策略，市场化改革虽然痛苦，但却得以大幅推进。这显然是政治考量而不是经济问题，是一个略显弱势的中央权威借助国际议程和国际标准反推国内改革的无奈之举。这在日本政治中非常常见，而共和国元老们逝去之后的中国政治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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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场导向的改革者们，也有不少战略领域的学者们希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他们的逻辑不同于前者。他们相信大国货币与大国信用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要想维持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就需要一个更加自信、更加坚定、更加有担当的对外政策和力量投射能力。如果说大规模储备美元意味着依附于美帝国体系的话，那么让别国储备人民币显然意味着在政治经济体系上自立门户，这恰恰是所有希望中国外交政策认真“补钙”的人所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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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在这场辩论中，尽管不断有质疑和犹豫，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者们显然占了上风，因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明确了“积极推进资本项目放开”，而不是“积极研究、审慎推进”或者“积极稳妥地”推进。自此之后，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放开的各类探索和尝试更是层出不穷，可谓“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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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及其配套的改革将会对中国国内政治格局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在中文出版物中并不常见，但是多位西方学者却很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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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美国学者相信人民币国际化会给中国施加某种程度上的民主化压力，其理由是没有人会相信一个非民主国家的货币信用。据说自热那亚共和国开始，国际主流货币就是非专制的，其政府权力都是相对透明和有制衡的，由此而带来其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而中国的体制，包括政治体制和中国央行的非独立性，都不利于人民币的国际信用提升。基于以上理由，他们认为中国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可能会遇到严峻的政治信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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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论述似乎过于武断，也太过意识形态化。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从类似的逻辑来论证民主制度不利于货币的国际信用：假如一个政府总是屈服于选举压力而使其政策行为短期化的话，那么如何让国际市场相信他们能保持通货膨胀率呢？事实上，国际市场上高通货膨胀的货币和被违约的政府债务不少是出自自诩的民主国家，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统治德国的共和政体之历史名词——编者注）的终结正是由于超高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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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国的货币国际化同政治制度变革之间存在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其逻辑关系也可能与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正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由此伴随的政治压力迫使着执政党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而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则是这种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将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更多资源、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更好的合法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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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说，改革开放模式下积累的社会压力和沸腾的中产阶级权利诉求已经让共产党的新领导层充满了紧迫感和危机感，这也是为什么王岐山会到处向人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这样的书籍。新领导层的种种举措，无论是高调高压的反腐倡廉，还是光临庆丰包子铺的群众路线，都显示出他们比以前更加在乎中国普通民众的需求。短短两年间，中国国内的利益格局正在被重新洗牌，而普通民众则从许多方面得到好处。人民币政策的重点从汇率问题转向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这个转变本身也是利益再分配进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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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要求一系列市场导向的经济金融改革与之配套，由此形成的再分配效应正在给中国国内政治带来实质性改变。某些欧洲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将在中国内部制造赢家和输家。国有银行、国有工业企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都会在本土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受损，而受益的则是中国家庭部门和私人部门，中小企业融资将变得相对容易。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银行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力都将大大增强，其政策的独立性也将得到明显加强，所以也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配套改革的赢家。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扮演“决定性作用”，对应在金融货币领域则是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金融抑制的逐步松缓将减少国有金融体系和国有银行对私营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剥夺，存贷利差将趋于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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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所有上述改革都将降低民众肩上的实际负担，并让家庭部门在经济大饼的分配上占有更大的份额。中国由此转向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体，而不再偏向出口和投资。不断升高的实际生活水平，体现在绿水青山和更少的雾霾，体现在更多假期和更短的劳动时间，体现在更公平完善的法治体系，体现在相对于房价和物价而言更体面的工资收入。而这些缓慢却深刻的改变都将有利于提升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有利于巩固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在此背景之下，人民币的国际化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有利于巩固而不是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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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从多个不同方面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货币输出需要依靠资本项目下的逆差或者经常项目下的逆差，前者表现为中国大幅扩大对外投资，后者表现为中国快速增加购买别国的商品和服务。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将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坚定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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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意味着中国政府将获得更多更有效的经济杠杆以影响贸易伙伴们的外交政策。尽管坚持“不干预内政”的对外政策原则，但是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政府并不排斥利用其经贸或者援助手段影响对方的政策选择和判断。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并且是17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许多经济体，从巴西、阿根廷、南非、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源出口者，到韩国这样的制造业出口者，其经济都与中国的需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一旦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那么中国在众多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谈判地位将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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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主要依靠扩大对外资本输出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在当前每年千亿美元规模的基础上持续高速增长，才能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把货币输出到世界各地。到2014年为止，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政府通过多个平行而互补的框架来构思和规划中国的资本输出大计，包括金砖国家体系、“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印中孟缅通道、中巴战略经济走廊、泛亚铁路等等。在一个缺乏有效治理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大规模的对外投资要求有能力保护散布在全球各地的产权、债权和人员安全，这种保护能力对于中国外交和综合实力的投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何种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导，当资本从先进国家流向发展中地区的时候，硬实力总会在不远处如影随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更迭或者宏观经济政策失败而出现违约或者将外国投资宣布国有化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控制政治风险的各类举措多少都会对中国的“不干预内政”的外交传统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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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固然会给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带来新的手段和目标，但是最大的挑战和冲击恐怕还是在中美关系。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性意义不仅仅是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便利，也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种新的融资货币或者储值途径，它最根本的含义还在于重塑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将会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止步于当前的4万亿美元，并且从此以后可能持续下降；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不再转变为对美、日、欧政府的低息债权，而是会转变成中国在国内或者发展中地区的投资以及本国民众的消费；中国通过美元铸币税的形式向美国输送利益的时代将终结，甚至可能反过来在国际人民币体系中征收一部分铸币税。中国与美国之间将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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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人民币全球支付体系的建立，也将侵蚀甚至瓦解美元的独特地位为美国政府带来的权力优势。由于到目前为止，国际支付体系都是以美元为基础的，而美元是由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掌控的，这是典型的公器私用的局面。所以，美国财政部发现他们可以用非常低廉的成本有效地制裁任何一家银行乃至企业，不论是用以截断恐怖分子的财源，还是为了阻断伊朗等国的武器贸易，甚至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精英们施加制裁，美元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元的国际支付与信用体系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运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对此暗暗忌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币国际化计划一旦推出便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未来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当美国再次利用美元信用体系惩罚某个小国的时候，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因为后者可以转而利用国际人民币支付体系。届时，国际化的人民币必然会被视为“国际规制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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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笔者的座谈和问卷调研来看，到2014年为止，美国的主流意见仍是乐见人民币国际化，他们相信这会迫使中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由此，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被美国人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尤其是有利于减小美国贸易逆差。这样一种态度显示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领袖的谬见和迟钝，除了财政部、美联储和华尔街之外，其他部门和大众媒体对于诸如货币金融和全球市场这样抽象复杂的议题缺乏深入和完整的理解。他们不理解所谓的美国贸易逆差其实是对他国的一种剥夺，因为美国只需要印一张纸片就可以换取别人的劳动和资源。当哪一天美元的“过度特权”面临真正侵蚀和挑战的时候，上述的天真态度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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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作用因素之外，人民币国际化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还将受到两国各自国内政治事态发展的影响。在中国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推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道路究竟以何种速度、何种力度、何种广度来改变中国，将是一个最重大变量。而在美国方面，最显著的不确定性在于未来一个时期内哪个政党将赢得美国政治的主导地位。民主党阵营中，由于工会和制造业部门是其重要选民基础，他们乐见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和美元汇率的贬值；共和党对于华尔街和消费者的利益似乎更加敏感，而这些阵营的利益更加依赖于美元霸权。所以相比较而言，一个面对通货膨胀上升周期的共和党政府估计很难对人民币国际化持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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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以上不确定性的理解，对于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我们至少可以想象有三种可能场景：一是以美国和中国为两极的竞争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两国的货币既是竞争手段也是竞争目标。二是以中、美、欧三极或者加上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多极化体系，全球经济将比21世纪初更加平衡，而且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将使任何一方都无法不受惩罚地依靠货币霸权为其逆差和财政赤字买单。三是假如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失败，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并没有带来富足繁荣而是投机泡沫和资本外逃，最终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动荡之中。这意味着美国和美元的全球霸权可以继续维持直到类似印度这样的下一代大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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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上述三种场景都有其可能性，但是唯一令中国新领导层向往的是第二种。习近平总书记提议在中、美、俄乃至其他大国之间践行“新型大国关系”准则，这一方面是在凸显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在努力避免重蹈当年德国、日本和苏联的覆辙。也正是因为预见到上述另外两种不利场景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影响颇为慎重，最重要的是避免被美国的政治和金融精英视为挑战或瓦解美元霸权。正是由于这种顾虑，中国官方至今没有在正式文件中提及“人民币国际化”，而是使用更加中性、模糊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与“资本项目放开”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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