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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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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美国中立时期（1939年9月-194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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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明确地划分出美国保持中立的时期，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界限却并不明显。在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也就是所谓的“伪战争”阶段，美国的经济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1939年第四季度，产量、就业和个人收入曾出现了一次短暂的投机性上升，之后一直到1940年5月，它们基本上都处于下降趋势。但是纳粹对低地国家[4]的袭击和随后法国的沦陷使美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转机。英国及其盟友开始在美国大量订购战争物资。前面的章节已提到，在1940年中期，由于黄金被运往美国用来支付战争物资，美国的黄金流入速度大幅上升，同时美国还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防御工程。这些举措引发了工业产量、就业和个人收入的快速增长。由于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和闲置的工业资源，批发物价起初保持稳定，到1940年秋天才开始上升。综上所述，从经济角度来看，对作为中立者的美国而言，说战争开始于1940年5月也许更为合适，因为经济所受战争的影响那时才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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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1940年12月初美国向德国和日本宣战而言，1941年3月《租借法案》（原文为Lend-lease，指Lend-Lease Act）的生效也许更能标志着美国经济上中立时期的结束，以及积极参战的开始。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前，英国为了支付战争购买费用，向美国输出了20亿美元的黄金，动用了2.35亿美元外汇余额，并且出售了3.35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其中，后两者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英国向国民征用的。[3]《租借法案》生效后，美国政府无偿向英国供应大部分的战争物资，名义上是用来交换英国为美国提供的服务。《租借法案》事实上相当于二战期间美国向其一战中的盟友提供贷款。至二战结束，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共支出了500亿美元。《租借法案》通过后的一个月内，黄金储备的快速增长势头得到遏制，这种增长始于1938年，并在法国沦陷后开始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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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保持中立的这段时期——从欧洲战争爆发前的1939年8月至“珍珠港事件”前的1941年11月（表23所用的日期），或者前文刚提到的从1940年5月到1941年3月——无论采用哪组日期，货币存量的增加都完全可以归因于当时黄金储备的相应增长（见表23第7行和第11行，对应第一组的日期）。美国在一战中的中立时期，黄金储备的增长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货币存量80%的增长都可以归因于它；在二战中的中立时期，货币存量增长了29%，高能货币量也增长了29%，黄金储备增长略高于29%，其增量中多于高能货币量增量的部分正好被联邦储备银行拥有的债权和法定货币的减少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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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银行纷纷减少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上升。尽管该比率的上升可以增加货币存量，但这种影响却被存款通货比率的同期下降所抵消（见图46及表23）。整个战争期间，这两个比率一直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这与一战中大部分时期的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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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货币存量的变化及其直接决定因素，月度数据，1939年8月-194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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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阴影部分代表经济紧缩期，非阴影部分部分代表经济扩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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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A-1列（8）以及表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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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中的中立时期，联邦储备体系由于没有盈利资产可以出售，从而无力熨平黄金流入引起的货币存量波动。而二战期间，从技术角度看，联邦储备体系所处的形势更为有利。它拥有超过2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组合可以随意出售。当然，即使卖出全部债券组合，也难以抵消1939年8月至1941年11月期间黄金流入量的一半。但是，财政部可以采用对冲操作来抵消另一半——或者可以抵消全部甚至还有余力。在1936年年末至1937年年初，财政部曾采用过这种对冲操作，当时它出售债券并用所得收入来购买黄金，而不是通过印发金元券来支付。因此，在出售债券和购买黄金的过程中，财政部和联邦储备体系可以从技术上控制高能货币量的变动（见图47，该图分为货币当局的资产和负债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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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1939-1948年的高能货币，按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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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1939-1948年的高能货币，按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分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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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联邦储备券以及财政通货是在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之外的。大约4000万-6500万美元的金元券被召回但未上缴，这部分包含在高能货币中，但是没有在负债项目中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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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1942-1949年《联邦储备公告》中的信贷余额以及货币性黄金储备，以及财政部年报，对图39进行了贬值收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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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变动使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货币存量的增长。从1939年8月到1941年11月，批发物价上涨了23%，每年上涨9个百分点。我们前面提到，几乎全部的物价上涨都发生在中立时期的最后15个月内，批发物价上涨了近20%，而货币存量增长了16%还要多。然而，从下面的图49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联邦储备体系并未广泛地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在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的3个星期内，它购买了大约4亿美元的政府债券用来平抑美国政府债券价格的大幅下跌。[4]在其后的几个月内，联储又全部出售了这些债券。因此到1939年年末，它的政府债券持有量仍处于战前水平。在1940年6月到12月期间，财政部又出售了大约3亿美元的债券。之后直到美国参战，联储的政府债券持有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可以看出，关于公开市场操作和黄金流入方面的政策，联邦储备委员会基本上延续了其自1933年以来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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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立时期，财政部跟联储一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冲黄金的流入。它的现金和联储存款的周余额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最低额约为24亿美元，最高额则达34亿美元。10亿美元的波动范围大约是联储信贷余额变动范围的1.5倍。因此，相对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财政部的操作行为对货币存量的影响更为重要。但财政部收支余额的波动不是执行货币政策的结果，与货币因素也没有系统性的联系，而是国库收支波动和政府债券的发行、到期偿还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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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价格和货币存量的快速上升，除了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证券外，联邦储备委员会还在1940年下半年采取了两项措施。这两项措施都是在中立时期末实行的，并且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政策一样，涉及新的操作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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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1日，经总统的行政命令（1941年8月9日下达）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消费者信贷实行控制，在W条例中规定了其列出的某些特定商品分期付款的最低首付限额以及贷款的最长期限。由于耐用消费品之后不久就变得十分稀缺，“珍珠港事件”后消费者信贷规模迅速下降。所以，消费者信贷控制在战争期间变得几乎没有意义。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它标志着特殊信贷控制原则向新领域的延伸，最初这个原则只适用于证券贷款；其次，它注定会在战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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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另一个措施是：在1941年11月1日将准备金要求提高至法律允许的最高限度，从而取消了其1938年4月降低准备金要求的政策。[5]这项措施使得47亿美元超额准备金中的12亿美元转化为法定准备金。然而银行的态度较之以前已经有所改变，它们不再试图重新补充超额准备金（1936年、1937年准备金要求提高后，银行纷纷补充超额准备金），而是继续减少它们剩余的超额准备金。9月23日，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了提高准备金要求的通告，其效果仅仅表现为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上升速度从10月份开始有所下降。1942年4月，联邦储备委员会称国库券利率保持不变，随后存款准备金比率又开始上升，其速度比提高法定准备金要求之前的上升速度还要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提高法定准备金要求，原本旨在紧缩货币环境和控制银行负债的扩张，但效果甚微；而之前提高法定准备金要求的政策，只是作为一个预防措施，并没有打算发挥直接的影响，结果却产生了十分强烈的紧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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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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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战争赤字时期（1941年12月-194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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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开始的防御工程以及1941年早期生效的《租借法案》使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一段时期内，税率的上升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弥补了支出的扩大。但是到1941年年初，赤字开始迅速上升。1941年，政府现金支出比现金收入多出了100亿美元，几乎占总支出的1/2。[6]“珍珠港事件”大大加强了赤字扩大的趋势。1941年到1942年，政府支出几乎增长了两倍；1942年到1943年，支出又增长了50%；1944年达到了顶峰——近950亿美元。税收收入也有所增长，但速度要慢得多，税收比例也没有提高。结果，现金赤字无论按绝对数量还是按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42年将近400亿美元，1943年超过500亿美元，1944年超过450亿美元，1945年超过350亿美元，其总和大约相当于当时国民生产净值的30%。战争结束后，政府支出迅速下降，而税收收入却居高不下。同一战的情况类似，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内，政府收入大于支出，因此在1946年1月，战争赤字时期便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