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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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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收支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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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同一战类似，都伴随着巨额的资本输出（二战时包括单方面转移），其水平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方面，都是任何和平时期无法比拟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输出的方式十分相似（见图51）。1914-1917年资本输出迅速增加，而1940-1944年的增长更为剧烈（在图中表现为下降，曲线描述的是资本流入，因此资本输出为负值）。之后在一战中资本输出出现了一个持续四年的下降，二战中资本输出下降的持续时间为一年。二战后，美国以各种方式广泛援助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这使资本输出在两年的时间内继续增加，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下降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的几年内资本输出一直围绕着该水平波动。一战后，资本输出在1918年开始下降，并持续到1923年。随后一直到1933年，资本输出一直以一个几乎不变的水平为中心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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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1914-1960年美国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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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本流入减去单方面转移支付为正值，黄金流出额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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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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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输出的最高水平，以其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例表示的话，在二战和一战时是基本相同的——1944年为8.0%，1917年为8.2%——但是就资本输出保持超高水平所持续的时间来说，二战时期更长一些，持续了9年，而一战时期只持续了6年。资本输出最高水平的相似有些令人意外，因为二战的战争消耗更大；资本输出超高水平持续时间上的差异是由于二战的持续时间更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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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输出的狂潮退去之后，其水平仍高于之前和平时期的一般水平。从1907年到1914年，美国资本收支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资本输出也没有资本流入；从1923年到1932年，总的来说，美国的资本输出水平大约等于国民生产净值的1%；从1950年到1960年，大约等于国民生产净值的2%。但是，在两个战后时期，输出资本变动的来源是不同的：一战后较高水平的资本输出和单方面转移来自私人的国外贷款；而二战后较高水平的资本输出来源于政府的贷款和赠与——英国贷款、“马歇尔计划”、其他国外援助支出，以及通过进出口银行、世界银行和其他类似机构发放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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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美元对英镑的汇率变化起初同一战期间截然不同。一战一爆发，英镑就迅速升值，随后就回到了战前的平价，在其后的战争阶段，英镑汇率一直在接近战前平价的水平上固定不变；而二战一爆发，英镑就迅速贬值。从1931年英镑不再承诺与黄金挂钩后，英镑就一直没有官方的平价。1932年年末，英镑首次剧烈贬值到当月的最低点3.28美元；在1934年年初美国重新对黄金估值后，英镑又回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5.15美元。从1934年到1938年中期，英镑围绕着略低于5.00美元的水平波动。慕尼黑会议和欧洲加速的资本外流使英镑在1939年8月又跌至略高于4.60美元的水平。二战一爆发，英镑就急剧贬值，先贬至4.00美元，后来在法国战败后又贬至3.2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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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一战的模式又开始重演。英国官方将英镑的汇率固定在4.035美元的水平，实施远比一战时更为严格、涉及面更广的外汇管制，并且征用国民手中的外国证券和外汇。该官方汇率在1940年秋天生效，之后一直保持在该水平。1941年《租借法案》的通过，缓解了英镑承受的大部分压力，这类似于一战时美国加入战争并开始为同盟国融资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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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图51中描述两次战争中资本输出的两条曲线表现出相同的形状，但描述美国和英国相对价格的曲线（该曲线经过汇率变动的调整）却不相同。在一战时，伴随着美国资本输出的迅速增加，美国对英国的相对价格剧烈下降，而伴随着资本输出的下降，价格比率上升。我们在第5章指出，一战时价格变动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同战前表现出来的关系基本一致。在二战时，图中的价格曲线反映了几乎相反的关系，从1941年到1947年，价格都明显地上升，并没有受到资本输出上升或下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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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之前的70年里资本流动基本上都会影响到相对价格，而这次资本流动却没有在相对价格上得到反映呢？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个因素就是英国在二战期间采用的外汇管制政策比一战时更严格。但是，这个因素的作用并不能对该现象作出解释。我们在第5章指出，如果汇率水平不变，外汇管制会使英国商品的价格高于没有管制时的价格；或者如果本国和国外的价格水平保持不变，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会比没有管制时更高。但是无论汇率不变还是商品价格不变，外汇管制都会使图51中的价格比率比没有管制时更低，因为该比率是经过汇率调整的。但是，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该比率如此之高。只有当美国也实施比一战时更为严格的外汇管制时，外汇管制才能有效地解释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并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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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能提供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价格比率的超常变化反映的不是外汇管制而是国内的价格管制。价格管制使得用来计算价格比率的价格指数存在严重缺陷，从而不能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作为衡量“价格”的标准。英国实施的价格管制和定量配给制远比美国严格，因此英国的价格指数可能比美国的价格指数更偏离理想的价格衡量标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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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中关于瑞士和瑞典的价格比较提供了一些支持该解释的论据。尽管战争期间瑞士和瑞典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管制，但与英国和美国相比，程度却要轻得多。此外，两个国家所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也较小。因此，用美国的价格和瑞士及瑞典的价格作比较，价格因受管制而出现的偏离方向应该与美英两国价格比较时偏离的方向相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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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0所示，1931年英镑贬值使国际价格结构出现了剧烈的分化，1936年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贬值，价格结构的分化基本终止。战争前夕，1937年到1939年，英国、瑞士和瑞典的价格比率曲线比1930年以来更为接近，因此为这三个国家的价格比率提供了一个相当一致的起点。在临近战争结束的那些年，唯一出现的一次官方汇率调整就是1946年夏天瑞典克朗约升值16%，从而使该年的瑞典价格比率曲线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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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从瑞士和瑞典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都可以从资本流动和单方面转移的变化与相对价格变化的早期关系中推测出来。从1939年到1941年，美国的价格相对于这两国的价格都下降了，之后对瑞典的价格比率一直上升到1950年，而对瑞士的价格比率的上升则持续到1951年。最初的下降基本与美国资本输出和转移增加的时期一致，而之后的增加则与资本输出和转移减少的时期一致。此外，美国购买力平价的下降和上升幅度与资本输出和转移变化的幅度之间的关系也与之前的年代相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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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瑞士和瑞典价格之间的比较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使美英价格比率同英国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在二战期间及战后与战前有所不同的原因是，国内的价格管制及其导致的价格指数的缺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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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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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与一战时的数据保持一致，1942-1945年的收入数据在Kendrick的国民生产净值的“国家保障版本”（见第5章注释[16]）的基础上，根据Kuznets的估计进行了一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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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价格和货币存量，三次战争之间的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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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1939年8月开始计算，见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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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从1914年6月开始计算，见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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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从1861年6月到1865年6月每个财政年度之间。这些年度的数据来自Milton Friedman，“Price,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 in Three Wartime Period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52，p.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