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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重新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10年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签署《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速度加快。截至2012年年底，香港银行体系人民币存款突破6 000亿元，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为76家。同时，人民币在国际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2008年，中国与越南等周边8个国家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的结算协议。多个国家也通过立法，允许在进出口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或者采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自2009年开始到2012年年底，中国已经与韩国等18个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达1.6万亿元。这些成果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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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国际化以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为前提，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兑换的自由化，最终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而人民币在贸易方面的自由化，如人民币可以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举措，必然会产生境外银行和企业持有的人民币的国内投资、国内企业境外筹资人民币的回流国内等需要和问题，进而倒逼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加快。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将使得国内的金融系统更多参与国际竞争，引入国际运作标准，从而大幅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加快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也要防止国内金融系统不完善造成外来资本对国内的冲击，影响经济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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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汇率和资本流动、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故应该慎重确定三者合理开放时序，避免盲目开放产生的金融冲击。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使国内短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外短期利率和汇率预期的影响，而且在资本项目开放下，一个国家若对利率和汇率水平同时进行管制，将会出现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因此，在资本项目开放后，汇率稳定政策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将难以同时实现。同样，如果没有稳健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会造成国内金融震荡，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根据既往的历史经验，智利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但是由于开放过程中配套的金融基础不完善，导致智利发生了金融危机，而此后智利1979~1999年的第二次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则比较平稳。因此，如何将汇率制度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发展进行合理安排，避免金融动荡、保障经济平稳发展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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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主要以已经实现自由浮动汇率安排的国家（包括日本、智利、波兰和新加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借鉴这4个国家的汇率制度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顺序、金融发展关系的安排，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发展提出有益的借鉴。本章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对现有关于汇率制度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分别对日本、智利、波兰和新加坡的汇率制度改革、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发展的具体先后顺序进行分析，梳理各个国家比较有特点的开放和管理措施，总结各个国家的改革效果及其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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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资本项目开放：时间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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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次序、金融发展方面的理论研究为时并不算长，最初的研究主要是讨论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开放的先后顺序。持有资本项目优先开放观点的代表文献包括：拉尔和班达里认为，资本项目首先开放可以使汇率信息透明化，降低汇率的波动性，同时降低金融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经常项目优先的观点持有者同样不少，爱德华兹认为资本项目首先开放使货币汇率波动过大或者本币升值，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社会财富的减少。通过文献整理，2007年，爱德华兹总结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在经常项目自由化之后进行，防止资本外流等不必要的资源转移造成国内融资成本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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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学者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该以宏观经济良好发展为依据。1997年，约翰斯顿等人在研究了智利、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的经验之后，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该融入经济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证券资本的流动要同国内金融部门的改革协调。1998年，恩苏利等人进一步指出，如果一国存在对内和对外的大规模失衡，应优先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年，爱德华兹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首先应处理财政上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初期要达到基本的宏观经济稳定。目前较普遍的共识是资本项目开放应在稳定的宏观经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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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文章中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上，金融系统的发展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的学者逐步开始研究金融系统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金融危机频率的加快可能同资本项目开放有关。结合金融体系的发展，资本项目开放的推行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否则会像IMF官员所说：“在不具备一系列先决条件时就推行资本项目开放会有极大的风险。”这些先决条件包括：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充足的国际储备、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一个市场导向的激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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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观点是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在稳定的金融系统基础上再进行资本项目开放。唐纳德和爱德华兹认为在金融发展较好的国家开放资本项目是有利的，但对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开放资本项目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资本项目开放应在国内金融发展之后进行。1998年，约翰斯顿把资本项目开放直接看作金融部门自由化的一个方面，他指出，一个正在实行资本项目开放的国家必须强化其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以保证资本项目开放平稳进行，并且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达到货币政策目标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因此，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适当的监管框架。总体来说，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应该在建立稳定的金融系统和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后。2002年，石井等人也主张资本项目的开放应基于对资本管制、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评估，并以此作为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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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项目开放次序的具体研究，意义最大但也是最困难的。据2001年艾肯格林介绍，IMF的基本立场是：各国的情况极不相同，因此不可能有普遍适用的排序方法。实行资本项目开放所需的时间也须依各国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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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2002年石井小组发表的“资本项目和金融部门”的报告，此报告列出了9个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经验：第一，资本项目开放顺序以及资本项目开放与其他政策实施的先后顺序并没有标准的衡量方法；第二，由于复杂性和内部相关性，不能单独分析资本项目开放和其他政策的效果；第三，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确定需要仔细考虑每个国家的情况和需要；第四，通常情况下，渐进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渐进的方法不代表有顺序的开放；第五，如果一国的宏观经济出现变化或者波动性增加，那么开放顺序需要修正；第六，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采用临时应急的措施以减缓开放，直到环境好转；第七，一种方法不一定可以从一个国家成功地移植到另一国家，谨慎的态度还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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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资本项目领域内政策行动排序的研究进展，多数学者同意先放开长期资本流动、后放开短期资本流动，先放开直接投资、后放开间接投资。2002年，恩苏利等进一步指出在资本流动方面应明确划分资本内流和资本外流，应该先取消资本内流、后取消资本外流。首先取消长期资本内流，这样可以借助外来资本和技术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对于间接投资，同样是先开放长期资本、后开放短期资本，对于不同的市场，由于债券市场先于股票市场发展，所以可以先开放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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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项目领域内政策行动具体项目开放排序的实证研究比较少。2007年，约翰斯顿等人对智利、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和国内金融系统发展、汇率制度的改革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伴随着宏观层面和汇率制度的整体发展而深入，但是对于具体的改革内容没有进行详细阐述。2006年，荒牧等人对日本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汇率制度改革和金融自由化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认为金融市场不稳定时应该采取缓慢谨慎的改革步骤，对开放的各项内容进行风险评估，然后首先开放风险较小或者容易控制的项目，风险较大或者控制措施比较复杂的则放在后面开放。同时，应该建立控制渠道防止意外的冲击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则单独介绍一些国家的金融发展、汇率制度改革或者资本项目开放的历程，或者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发展和资本项目开放之间的关系则研究较少，即使研究也只是略微提及，并没有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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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家进行金融改革期间，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必须仔细评估该国的具体情况。一国也应该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或者出现其他冲击时相应地改变排序或者施加控制以推迟改革。现有研究只是分析了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先后顺序，缺乏具体的改革进程、改革措施以及改革效果的总结与评价。本章将基于这一宗旨，对日本、智利、波兰和新加坡四个国家进行考察，以期得到具体的开放顺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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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日本汇率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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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采用固定汇率制，同时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和高度的金融市场保护制度，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对资本流入或者流出实施严格管制；第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第三，银行业务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分开进行，明确债务筹集资金的合法途径；第四，统一管制各个市场的利率水平；第五，银行仅贷款给企业，优先借贷者可以享受低利率借贷。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大企业的融资方式改变、用于弥补政府预算赤字的国债大量发行等直接融资的方式对战后日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传统金融体制提出挑战，促进了日本经济自由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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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汇率制度改革（1971~1980年）：从固定汇率制到有资本项目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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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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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环境比较动荡，1973年和1979年连续爆发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主要国家经济随之出现衰退。1974年6月，联邦德国赫斯特银行无法兑现外汇兑换承诺而倒闭，使得欧洲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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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由于越南战争呈现经济过热状态，并在1971年战后出现财政赤字和资本外流。1971年5月德国马克自由浮动后，大量资本流入日本，预期日元也会转向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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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发展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实施了快速的经济复苏计划。由于受惠于长期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日本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国内经济也实现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经济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1960年出口额达40多亿美元。同时，经过产业合理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日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1961年重化工业的比重已达64.2%，并达到了先进工业国水平。到1970年，日本工业化阶段任务已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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