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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帝时匈奴战争所引起的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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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凭着文景二帝的积蓄，对内广兴土木，对外大事征伐，很快就把国库花光了，把人民打穷了。匈奴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世敌，大概中国王朝自知道有这个民族以来，双方的关系就是交战关系。到秦汉时期，已不止一千年了。匈奴的势力，似乎也以秦汉交替的时候最为强盛。在秦始皇的时候，匈奴曾败于蒙恬。始皇死后，国内扰攘，边防顿虚，匈奴乘机而起，在冒顿单于治理之下，国力空前强盛，破东胡，走月氏，臣服诸羌。韩王信投降，刘邦几乎被俘。后来吕后受到他的侮辱，也无可奈何；文帝只有低声下气向他问好。武帝即位的时候，匈奴已换了两个单于了，国势已开始衰落。中国方面仍是采用和亲政策，但匈奴还是不断寇边。武帝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听从王恢的建议，出兵三十万诱击军臣单于，于是匈奴绝和亲，正式开战。十年之间，双方损失很大。匈奴乃游牧民族，生产和文化很落后，没有固定的财富，哪里有水草，哪里就是家；胜则进，败则逃；他们的生活不受什么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生产和文化都比较高，要维持这种水平，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很容易为长年的战争所破坏。武帝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史家都称赞武帝时的中国怎样强盛，我看恐怕前不如秦，后不如唐。当时只因匈奴不是最强盛的时候，而这种不强盛也不是汉武帝及他的大将军们的功劳，而是由于游牧民族的特点，他们强弱的转变是比较突然的。在匈奴开始转弱的时候，武帝和他的大将军们收复或取得了一些土地，然而代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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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即位后所行的三铢钱，对文帝的四铢半两来说，是减重百分之二十五。大概民间仍旧使用四铢半两，因三铢一时供应不继，不能废半两，所以五年后废三铢恢复铸半两。实际上三铢钱遗留下来的不多。当时摩钱取铜的事盛行，使钱币更加轻薄，而物价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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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光二年同匈奴正式决裂后，情形就不同了。每年都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开支必然很大，尤其是元狩二三年间，霍去病等人率骑兵去陇西，前后杀敌三万多人，受降四万多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汤就以用度不足为理由，请发行白金皮币。他说是由于山东的水灾，把七十二万五千贫民由关东迁徙到西北去。这当然也是一件异常耗费的事，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战争也是重要的原因。缗钱税也是这时候开征的，因为夏天卫青、霍去病又各将五万骑和步兵几十万人远征匈奴。皮币限于诸侯朝觐时用，发行数目大概不多，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货币贬值主要是通过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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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中的龙币重八两，值三千，每两合三百七十五个钱，这种作价已经是过高，因为当时银价每两最多值一百二十五文〔164〕。但白金的缺点还不止此。白金是银锡合金，而当时并没有规定成色，所以锡的成分是可以任意伸缩的，对于盗铸者是一种极大的引诱。这和早于武帝几百年的吕底亚所发行的淡金（金银合金）币是一样的性质。最巧的是他们也称之为白金〔165〕，那种白金的成色也没有规定，普通黄金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余为银，但有些只有百分之五的黄金。最初大家以为淡金是另外一种金属，所以少有盗铸，后来发现是合金，就加以人工的贬值了。汉武帝时的白金，大家都知道是合金，作价既那样高，自然会有贬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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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发行之后，发生大规模的盗铸。《汉书·食货志》说：“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盐铁论》也说：“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国内的人民，既然不是当兵打仗，就是采铜铸钱，或是逃亡为盗，还有什么生产可言。五铢钱是造白金后的次年所铸的，因为弥补开支既靠白金，所以铜钱反而可以从四铢半两改成五铢。当时物价可能有铜钱物价和白金物价两种。元狩五年马价每匹二十万〔166〕。大家不愿生产，而从事投机〔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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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货币贬值，也有其理论上的根据。当时在朝的人如贾山、晁错等，多是法家。法家的货币理论和后代的货币国定说很接近。他们否认货币本身的价值，以为它的价值是帝王、政府或法律所赋予的，或由习惯而生的，是不变的。但中国当时的名目论者，目的是反对私铸，是想把货币发行权统一在政府手中，同汉初的自由放任主义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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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的发行使用，只有一两年。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便废止了〔168〕。皮币由于不是正式的货币，史书虽没有说明是否同时废止；但重要性不大。白金废止之后，专用五铢，这似乎是一种稳定币值的措施。当时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措施，可能是由于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使国库收入增加，不需要发行白金。然而货币流通并没有完全稳定，只是贬值的重心移到铜钱上去。据说因为私铸关系，五铢不够分量〔169〕，就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铸造一种当五的赤侧钱。实际上这是一种贬值行为，名价高于实价几倍，所以反而引起更多的私铸〔170〕。最后不得不废止赤侧当五的办法，并且禁止郡国铸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标准的五铢钱〔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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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物价之所以没有大规模上涨，大概也由于他的租税政策和其他措施，他千方百计提高税率，创设新税，将多余的货币收回。算赋是增加了，口赋和马口钱是他所创设的。口赋是三岁到十四岁的小孩子每年必须缴纳的人头税，每人二十钱，马口钱是口赋的附加税，用来作车马的费用，这是战费的一部分，每人三钱。算赋是成年人的人头税，虽不是武帝创设的，但他把赋率提高了，提高多少，不见记载。文帝时一算是四十文，宣帝时一算是一百九十钱，宣帝是减少算赋的人，可见增加是武帝时的事。假定武帝时的算赋是每人一百九十钱〔172〕，全国人口以六千万计算〔173〕，纳税人以五千万计算，其中一千万人为纳税的儿童，四千万人为纳税的成年人，每年应收回七十八亿三千万钱。有些人不止一算，例如商人和奴婢每人二算，独身女子五算。这种租税政策一方面使西汉的货币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人人须要用钱；另一方面使市面的通货数量大为收缩。此外还有算缗钱，也是收缩通货的一种措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又执行了桑弘羊的均输法和平准法，从掌握大量的物资着手来稳定物价。武帝晚年注意农事，采用代田法，改良农具，使生产力提高，这对货币购买力的稳定，也是极其重要的。另外，自元狩四年的大战以后，匈奴的伊稚斜单于率族远徙，不久匈奴就趋于衰落，中国的军费负担就大为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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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的时候，流散的农民逐渐回家，田野也开辟得多了，生产也增加了〔174〕。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且以谷贱为忧〔175〕。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谷价每石只卖得五钱〔176〕，连班固也说“农人少利”。这时的价格是以五铢计算，而且宣帝时的五铢相当精整。由于货币购买力的提高，同时由于货币流通的推广，使得有必要铸造小五铢。宣帝时的粮价，似乎要低于文景时的粮价，因为文景时谷价百钱一石还算便宜，最低也要几十个钱一石。除了丰歉的程度以外，还有钱币轻重的因素。文帝时还有许多荚钱在流通，合乎标准的钱也不过四铢。宣帝时用五铢钱，因此在同样的丰歉条件下，文帝时的物价至少应当比宣帝时高两成半。当时国内和平，开支减少，一大部分货币集中在国库。这从元帝即位时国库积累了八十多亿钱的事实〔177〕可以证明。国库积钱的增加，使得有可能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把低级官吏的薪俸提高百分之五十〔178〕，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和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又减低口钱〔179〕和民算〔180〕，五凤四年戍卒减少十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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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初年，国库大有积余，除了开支减少之外，主要原因大概是钱币铸造得多。遗留下来的西汉五铢中，要以宣帝五铢为最多。出土的钱范也以宣帝时的为最多，差不多所有宣帝的年号都有钱范遗留下来。元帝时的米价大概要高于宣帝时三四倍。这由当时官俸的折算上可以看出来。西汉俸禄以谷石为标准，但有时一部分或全部依时价折合发钱，宣帝时百石的小官月俸六百〔181〕，如果百石以每月十六斛谷计算，则每斛谷只合三十七八文。元帝时八百石月俸九千二百，后来二千石月俸一万二千〔182〕，所以一斛谷约可合到一百一十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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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时的一般谷价，没有可靠的资料，若以贡禹的官俸来折算，似乎每斛合得一百文左右。因为他任谏大夫的时候，秩八百石，俸钱九千二百。八百石〔183〕的官每月以多少谷计算，没有记载，东汉建武制没有八百石秩，只有六百石秩，六百石每月为六十斛，西汉高级官吏的俸额高于东汉，所以八百石的俸额应不低于每月八十五斛，则每斛合得一百零八文。后来任光禄大夫的时候，秩二千石，俸钱万二千，二千石的官每月若以一百二十斛谷计算，则每斛合得一百文。又有人说丞相、大司马、大将军俸钱月六万，御史大夫俸钱月四万〔184〕。这大概是成帝或哀帝时的事。成帝时何武请建三公官，哀帝时实行以丞相、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三公为万石，每月应有四百斛到五百斛，则每斛合得一百三四十文。御史大夫为上卿，每月应为三百斛到三百五十斛，每斛合得一百二三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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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莽时的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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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自武帝以后，币制的稳定性逐渐削弱。元帝即位时，虽然国库积余八十多万万〔185〕，但粮价已有上涨的趋势。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谷价一度涨到每石三百多钱。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也曾涨到两百多钱一石，边郡和关中甚至卖到四五百钱一石〔186〕。末年对西羌有军事行动，只因国库尚丰裕，没有发生危机〔187〕。然而平年谷价每石已涨到一百钱以上，比昭帝和宣帝时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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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虽然还有减税的事〔188〕，但国内水旱为灾，社会治安渐坏，物价可能上涨。哀帝时（公元前6—前1年）平时谷价每石大概要一百七十文〔189〕。平帝即位（公元1年），大权便落到王莽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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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王莽实行通货贬值之前，我们可以总括一下西汉末年的货币流通情况。史书说，自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中，一百二十年间，总共铸了二百八十亿万余枚五铢钱〔190〕，所谓亿万，如果当作万万看，则每年平均铸造二亿三千万枚以上。在西汉末年，无疑还有许多私铸和半两钱在流通。即使我们把私铸和半两钱除外，或作为退藏的货币，也还有价值二百八十万斤或七十一万六千八百公斤黄金的货币在流通，当时还有约七十万斤的黄金，也发挥货币的某些职能。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这个数目充分说明当时货币经济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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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对内想建立他自己的王朝，对外想要扩张成一个大帝国。然而要实现这样大的野心，是要很大的本钱的。他要建立自己的王朝，必得笼络人心。在平帝的时候，他建立高级官吏的退休金制度，提倡教育，优待学者。这些自然会增加政府的开支。他甚至捐献自己的田财。然而政权既然掌握在他的手中，自己捐献田财，还不是给自己用，并且他还借此以动员其他官吏来捐献财产。这些财产自然是不够用的，所以他就对人民进行掠夺。这是他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实行第一次改革币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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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币制改革中，王莽发行三种新的货币，第一是大泉五十，第二是栔刀五百，第三是一刀平五千，普通称为错刀或金错刀。大泉重十二铢，等于当时流通的五铢钱的二点四倍，但作价等于五铢的五十倍，等于贬值成二十分之一以下。这种钱的作用在于剥削小生产者的物资和劳动。栔刀重十六七公分，一枚当五铢钱五百枚，等于贬值成一百二三十分之一。错刀连所嵌错的一点点黄金在内，重二十八九公分，一枚当五铢钱五千枚，等于贬值成七百一十分之一以下（不计黄金）。这两种钱的作用，在于掠夺当时的中产人家和富家，主要是用来搜括全国的黄金，因为当时的金价是一斤万钱，两枚错刀或二十枚栔刀就可以收兑黄金一斤。与此同时，王莽还禁止人民私有黄金，这实际上就是宣布黄金国有，后来连代价也不给，所以两种刀币遗留下来的并不怎样多。王莽死后，宫中有六七十万斤黄金〔191〕，大部分恐怕是在第一次币制改革的时候搜括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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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于这样一种掠夺是有反抗的，他们拒用新币，继续使用五铢，当时五铢还是合法的。王莽还没有想到禁用五铢的办法。然而他很快就看到这一点，所以在建国改元后（公元9年），就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废止五铢和刀钱，改用大小泉，小泉是新发行的，重一铢，代替五铢。同时禁止人民挟带铜、炭，以防私铸。这第二次币制改革只能看作是第一次的继续或补充。刀币之所以废止，大概由于它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国内的黄金已集中到国库去了。然而人民还是继续抵抗，他们不接受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来交易〔192〕，并且扬言大泉马上要废止。王莽于是定下很严酷的处罚办法：凡是使用五铢钱的，便放逐到边疆去。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人民至涕泣于市道”，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因私铸而定罪不可胜数〔193〕。人民既然无法自行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只得从事私铸谋生。在中国历史上，人民同统治阶级在货币制度上展开这样剧烈的斗争，还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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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莽称帝的第二年（公元10年），又实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实行那种极端繁杂的宝货币。这一次币制改革，作为一次货币贬值，并没有第一次币制改革那样严重；但是和第二次币制改革比起来，就可以说是进一步贬值了。贬值的重心在于布货体系，因为泉货的作价同以前的大小泉一样，只是在中间添了几个等级。布货的作价就高了，如果以小泉为标准，则小布重量等于小泉的十五倍，作价则等于小泉的一百倍；大布重量等于小泉的二十四倍，作价则等于小泉的一千倍。以二十四枚小泉的铜铸一枚大布，可以作一千枚小泉用，铸利在四十倍以上。这种铸利比第二次币制改革时要大十倍，通过这第三次币制改革所实行的货币贬值，比第二次币制改革的贬值要大十倍；人民在第三次币制改革后所受到的掠夺等于第二次币制改革的十倍。所以在十种布币中，以大布铸造得最多，其他九种布都是少见的，比金错刀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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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王莽要实行这次新的掠夺呢？不是为搜括黄金，因为黄金已被搜括尽了。不是为进行战争，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争可言。我们只能说，这是作为进行对外战争的准备措施而实行的。王莽在建立自己的王朝之前一年，已经向各族的统治者收回刘汉政权所颁发的印绶，改颁新朝的印绶，并且降低他们的级位，宁愿把从人民手中所掠夺得来的黄金赏赐给他们，作为代价。但匈奴等族进行反抗。王莽大概就实行这次币制改革来进一步掠夺国内人民的物资以进行马上要到来的对外战争。就在改革后的一年（公元11年），他发兵三十万，备三百日粮，分十路进攻匈奴。史称“赋敛民财什取五”，可见剥削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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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于这种进攻，还是继续抵抗。王莽就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钱，五家连坐。另外仍然极力推行布币。人民出入，必须携带布币，才能通行，不带布币的，“厨传勿舍，关津苛留”〔194〕，甚至公卿进宫，也要带布币才能通行。不过布币虽然强制通行，物价却不能使其不上涨。史书也说谷常贵。财政开支有增无已，于是所谓“盗贼”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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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又实行第四次币制改革，改铸货泉和货布。贷泉重五铢，值一，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这次改制，可以说有相当的成绩，因为货泉和五铢的重量相等，差不多等于恢复了五铢，而货布贬值程度也比较轻微。所以这一次改制的目的在于稳定币制，挽回人心。实际上这算是王莽治下最成功的货币，流通时间最久，遗留下来的也多。但因其他方面失却人心，而且几年后，匈奴又侵寇，至募囚徒和奴隶来作战，国内陷于混乱，“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195〕。当时的米价，每石自二千〔196〕到一万〔197〕，甚至有时用黄金来交换，黄金一斤易粟一斛〔198〕，或一斗〔199〕或二升〔200〕，就是照官价折算起来，每石粟也合得一万钱到几十万钱。不过那时恐怕已不是货币贬值的问题，而是物资缺乏的问题。因为当时民间一定已不用王莽的大额货币，而用旧日的五铢钱和王莽的货泉。货泉可能有减重的现象，但比起大额货币来，已不能算是严重的贬值了。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发行的是五铢钱，但刘秀反而不用五铢，而用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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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死后，货币流通大概是很混乱的，许多地方，杂用布帛金粟。四川的公孙述则废铜钱，用铁钱，这是货币贬值。大概人民不满意这种铁钱，所以才产生“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这不过是当时反对公孙述的人所制造出来的一种政治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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