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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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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汉物价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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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献中关于谷粟等价格的记载，多是特殊价格，不是正常价格。两汉的正常价格只有三数种资料可作依据，第一是《九章算术》，第二是《居延汉简》，第三是官俸的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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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可以看作是张苍所手订的〔231〕，可能有以后的资料掺入。一般说来，其中的物价是秦汉间的物价，但不是秦汉之交货币贬值时的物价，而是秦代或汉初的正常物价，也就是说，那些物价是以秦半两或至少是以八铢半两计算的物价。因此比较低。特别是粮价。粟每斛自十钱到二十钱，麻一斛七十钱，麦一斛四十钱，菽（大豆）一斛三十钱，荅（小豆）一斛五十钱，黍一斛六十钱。这些价格恐怕主要还是秦国的价格。因为粟价比李悝所谈的粟价还要低。而和《管子》一书中所提的每石自十钱到二十钱的最低价格相同。李悝的粟价大概是以小布计算，而这里的粟价是以秦半两计算，秦半两比小布重，就是八铢半两，大样的也在八公分以上，含铜量多于小布。以秦半两或八铢半两计算的物价应当低。《九章算术》中有两种金价，一种是一斤六千二百五十钱，另一种是一斤九千八百钱。前一种金价大概是秦的金价，或以八铢半两计算的金价。若以这金价为标准，则麦价每公石〔232〕值得黄金三公分六〔233〕。金银比价若以一比五计，则值得白银十八公分。当时罗马的小麦价格每公石值白银五十公分〔234〕，合黄金四公分二。所以用黄金计算的麦价，中国和罗马比较接近，以白银计算则中国比罗马低得多。当时中国用黄金比用白银多，而罗马则以白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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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中的畜价也比较低。马价每匹为五千四五百钱，牛价自一千二百到三千七八百，羊价自一百五十到五百，猪价三百，犬价一百到一百二十，鸡价自二十三钱到七十钱。其中牛羊和鸡的价格贵贱相差几倍，可能是大小不同，也可能时间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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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缣价大约四百钱一匹〔235〕，素价加倍，八百一匹。《九章算术》中的缣素价格和这很接近。缣一丈有一百一十八钱多和一百二十八钱，一匹是四丈，约合五百钱。素一匹为六百二十五钱，布一匹自一百二十五到二百四十五钱，丝一斤自六七十钱到两三百钱。这些价格似乎比上面的粮价要晚一点，大概是以四铢半两或五铢计算的价格，和万钱一斤的金价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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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所包括的时代是武帝以后到东汉初年。主要是昭帝和宣帝时的资料。货币单位大体上相同，但物价前后也有差别。粟价每石自八十五钱到一百九十五钱，谷价每石三十五钱，大麦每石一百一十，小麦每石九十，黍每石一百五十。比起《九章算术》中的价格来，有显著的提高。这不一定是货币购买力的降低，可能是由于地区的不同。居延离中原比较远，粮价大概比较高。这时金价每斤应为万钱，小麦每公石值黄金八公分，合白银四十公分，罗马麦价不变，但货币单位减重了，所以中国麦价以黄金计算高于罗马，以白银计算则同罗马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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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价却比较低，马一匹四千到五千五百，牛二千五百到三千，羊九百到一千。除羊价高于《九章算术》中的数字外，马和牛的价格几乎和《九章算术》中的价格完全相同。这也是由于地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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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料价格大概和西汉的正常价格接近。白素一匹自八百到一千，帛一匹三百二十五到八百，八梭布一匹自二百二十到二百九十。同《九章算术》中的价格比起来也差不多，可见绢帛价格因为出口关系，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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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价格在《九章算术》中每亩恶田约七十钱，善田每亩三百钱〔236〕。武帝时每亩约一千五百钱〔237〕。《居延汉简》中每亩一百。这三种价格说明田地价格有上涨的趋势，可是在偏僻的河西，地价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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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粮价本来应当可以根据官俸的折发上看出来。两汉的官俸按等级以谷粟为标准，西汉时一部或全部用钱支付，东汉则固定为半钱半谷或半钱半粟。如果我们知道以谷粟表示的俸额和折发的钱数，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粮价。可惜我们并没有那些资料，特别是关于西汉，连官俸的标准也不知道。《前汉书·百官公卿表》下颜师古所注〔238〕的俸制，大概是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所改定的俸制〔239〕。西汉的俸制经过几次更动调整，但大体上千石以上的应当高于建武制，六百石以下的低于建武制〔240〕。根据这一原则，也许可以探索一下西汉的俸制，至少是元帝前后的俸制。《前汉书·外戚传》中就叙述到当时宫女的等级，并同当时的官爵进行了比较。这些官位同颜师古所列举的级别比较，多丞相、上卿和八百石等级。汉简中也有一些关于官俸的资料，主要是低级官吏的官俸。但也不尽相符，大概时间有先后，而俸钱随粮价调整。有一简记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百石的俸钱每月七百二十文。百石在东汉为每月十六斛，西汉若以十四斛计，则每斛谷合得五十一文，每公石米合得两百四十八文。这是昭帝时的价格。此外斗食每月钱九千，而侯史则有六百、六百七十和九百三种，侯史应当是斗食秩〔241〕。斗食按照东汉建武制是每月十一斛，西汉若以十斛计，则每斛谷合得自六十钱到九十钱，每公石米合得自三百四十二文到四百二十二文。另有二百石塞尉一人，每月俸钱二千，二百石东汉每月为三十斛，西汉以二十七斛计，则每斛合得七十四文，一公石米合得二百五十九文。这也可以看作是昭宣时的米价。大概昭帝时的米价是每公石二三百钱，宣帝时每公石为三四百文。贡禹在元帝时任谏大夫，正是八百石，他每月实际领到的俸钱是九千二百，如果是根据八十五斛谷折算出来的，那么，一斛谷就合得一百零八文。后来他升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每月一万二千，西汉的二千石应和东汉的比二千石差不多，但俸数应当高于东汉的比二千石，若以每月一百二十斛谷计，则一斛谷合得一百钱，这就是元帝时的谷价。所谓谷，恐怕不是稻谷，而是粟，粟是两汉的主要粮食。若以一斛粟作六斗米计，每公石米合得四百八十七文。此外如淳说，丞相、大司马、大将军俸钱每月六万，御史大夫四万〔242〕。丞相应当是万石秩，东汉时为三百五十斛，西汉要高些，大概自四百到五百斛，每斛合得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御史大夫是副相，或上卿，每月大概自三百到三百五十斛，每斛合得一百一十四到一百三十三。这可以看作是成帝哀帝时的谷价。折成米，每公石合得六七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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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粮价，可以根据延平年间的官俸制度推算出来。延平制是半钱半米〔243〕，这米大概是粟米。合得稻米五六斗〔244〕。因为有俸额，又有钱数，所以很容易算出米的价格来。这价格平均是一百五十文一石〔245〕。但由于东汉的石小于西汉的石，必须化算一下才能比较。东汉米每石一百五十文，每公石合得七百六十文。和西汉末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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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粮价，来比较一下西汉和东汉官吏的收入。不过东汉延平制中没有万石一级，只能比较中二千石以下的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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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结果，可以知道，三个时期，以西汉为最高，东汉建武制最低，延平制又稍有提高（见表2-3）。西汉和东汉都有万石秩，西汉的万石大官每月约可拿到九十公石米，东汉建武时的万石每月只能拿到四十公石米，而且西汉时有经常的赏赐，所以官吏的收入总额要超过正俸。否则斗食和百石的小官，收入还比不上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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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两汉官吏月俸比较表〔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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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汉劳动人民的收入，资料也很缺乏。根据晁错的话，则文景时一个五口的农家，全年收入为百石粟〔247〕，这是两个人的劳动报酬，还要扣除各种租税，田赋以三十取一计，算赋和口钱全家以三大二小计算，以四百文计，粟价每石以五十文计，则全家一年的净收入只有八十八石六斗八升粟，合得三十公石，由两人分摊，一人只摊到十五公石，一个月只摊到一公石二斗多。这还是指自耕农，如果是耕别人的田，一半或一半以上归地主，则一人每月还得不到半公石的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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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农业的劳动人民的收入，那就随工作的情形而有不同。《九章算术》提到两种工钱，一种是佣价一日一钱到十钱，一般为每日五钱〔248〕，一个月为一百五十钱。另一为一年二千五百〔249〕，每月合得二百零八钱。如果以十五钱一斛的粟价来折算，则每月的收入为十斛到十四斛，合得三公石四到四公石七。若照书中的换算率换成稻麦，则合大米二公石到二公石八斗，或小麦三公石到四公石二。如果以四十钱一斛的麦价计算，则每月的收入为一公石二斗八升到一公石四斗四升的小麦。此外如淳提到顾更钱每月二千〔250〕，又说平贾一月得钱二千〔251〕。又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受过徒刑的女工的代役钱是每月三百〔252〕。汉简中也有一月三百的就（僦）钱记录。顾更钱相当于兵饷，即使以元帝时的粟价为标准，每月也合得二十斛，或六公石八。折成大米，就有四公石零四升。米麦比价若以一比一点五计，那么合得六公石一斗二小麦。不过这数字假设性很大。三百文一月的工钱，在宣帝时也可以买到一公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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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桓帝时，一个仆从的收入是每月一千钱，另加伙食，约合三斛粟〔253〕，值五百文，每月总收入约为一千五百钱，或九斛粟，约合一公石七斗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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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方世界劳动人民的收入并不比中国高。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罗马一带的自由人的工钱是每天四分之三到一个德纳留斯，每德纳留斯可以买到一罗马斗（modius）的小麦，换算一下，每月合得小麦二公石到三公石半。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工钱。兵饷每月只合得一公石二斗。埃及的工钱以货币计算只合得罗马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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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国民财富，若以货币计算，则中等人家是十万钱〔255〕。家赀不满十万的就可算中下家庭，有时可受到免租的待遇〔256〕。如果不满千钱，那就算贫家，而成为救济的对象了〔257〕。至于富家那就没有限制了。百万可以算是富家，千万也是富家。不过这些数字大概是指货币财富，不包括其他财产。贡禹在升任光禄大夫后，说过他以前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卖田百亩，以供车马。百亩田就不止万钱，何况看他的口气，不止是一个百亩田的地主。班固提到元帝时国库的充裕时说，当时外戚中家赀千万者还少，所以钱集中在国库。可见所谓家赀是指货币。若论全部家产，则董贤的家财就值得四十三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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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国时期的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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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一定是波动得很厉害的，然而没有物价数字遗留下来，只能根据当时货币贬值的情形来作一些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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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中，曹魏的经济是比较稳定的。但也不是没有货币问题。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就任丞相时，承继了董卓乱后的一个残破的局面：货币制度已经崩溃，生产也必定萎缩，人民过着实物经济的生活，以谷帛为交换手段，至少在京洛一带是这样。前一年曾北征乌丸，或许已感到实物经济的不方便，需要用钱。这一年打算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刘表和孙权，筹备工作更是要用货币，所以恢复了五铢的使用。赤壁之战，曹操动用了八十三万大军，不但曹操方面没有发生通货贬值的事，连孙权和刘备方面也不曾听说有什么货币方面的措施。大概在那次大战中，双方只是把现成的物资消耗了就结束，战争没有持续很久。后来刘备铸造直百五铢，对曹操政权下的经济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即刘备称帝的那一年，蜀汉的货币又已减重。曹丕于十月再停用五铢。史书说是因为谷贵。然而历史上谷贵的时候很多，因谷贵而废止货币却少见。情况一定不是那样简单。当时从曹魏内部来看，货币数量一定不多，除非有私铸小钱，否则谷贵应当是由于天灾。从外部来看，当时蜀汉不但使用当百钱，而且这当百钱大概也已减重。如果魏蜀之间交通方便，按照货币流通规律，曹魏的五铢应当流向巴蜀，使曹魏境内的货币数量更加减少，物价只有下跌。不过当时两国的经济关系，可能并不密切，而且两国谅必各有各的价格体系，所以在货币上不致互相影响。停用货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天灾使粮食缺乏而价格上涨，货币数量又不够，因而回复实物经济。这样过了六年。其间蜀汉的货币谅已继续贬值。到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又铸造五铢钱。再用钱币据说是由于民间作伪：把谷弄湿了，使其重，把绢织薄了，使其广。这就说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也可以贬值。也有人说，曹魏久不用钱，积累了巨万的钱币，所以恢复用钱〔258〕。但改铸五铢的事也是符合曹叡的政策的。史称曹氏几代，以曹叡最为奢侈。即使一个封建统治者也不能在实物经济的条件下来安排他的奢侈生活，必须要借助于货币。但更铸五铢并不等于贬值，所以不一定是受了吴蜀的影响。大概由于蜀汉有重山之阻，孙吴也有三山之隔，钱币方面没有什么冲击。后来吴蜀的货币继续贬值，没有见到曹魏采取什么措施。实际上，史书说：自明帝改定五铢钱后，到晋代还通用。曹魏币制之所以比较稳定，有它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屯田和积谷的办法。曹操晓得“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所以极力提倡屯田。破黄巾之后，就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赤壁战后，曹操退守北方，不再轻举妄动。曹丕曹叡大体上能继行这种政策。曹芳时，采用邓艾开凿运河的计划，讲究水利，每年得五百万斛。因而币制没有动摇。而且当时虽已恢复使用货币，实物经济的成分还是浓厚，收入靠租谷，抚恤赈济也用谷。曹芳即位的时候，用御府的金银杂物百五十种、一千八百多斤，销镕以为军用〔259〕，而不是用钱。钱币只见于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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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吴两国的情形就不同了。四川在汉末割据的时候，大概使用刘璋的五铢，可能还有大泉五十或太平百钱。所以诸葛亮说：“益州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赤壁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后来又向巴蜀发展，一定感到财政上的困难。有人说，刘备在荆州时，粟与金同价〔260〕。他在攻打刘璋的时候，恐怕连军饷也发不出，所以才向士兵约定：城破时，府库的钱财由士兵们分享。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攻入成都，果然士兵们抛弃武器而取钱财，这对于刘备的政治野心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此刘巴才建议铸直百钱，大概就是直百五铢。这直百五铢的重量不过等于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以同样多的铜去换取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所以连帐钩也被搜括来铸钱〔261〕。难怪史书说，“数月之间，府库充实”〔262〕了。刘巴的建议不一定是他的创见，如果汉中方面已有人铸造太平百钱，那么，他只是劝刘备照做罢了。次年取得犍为，又在那里开炉大量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