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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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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有时候长期不铸钱，有时候大行通货贬值，看来似乎很奇怪。实际上这是因为在思想方面有几种对立的理论在冲击着：一方面是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另一方面是实物论者。中国的金属论者同欧洲16、17世纪的金属论者和重商主义者差不多，不过欧洲所重视的是金银，中国所重视的是铜钱，以为金钱是一种最好的财富，数量越多越好。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对货币数量能影响其购买力的见解，则是一样的。金属论者认为钱币的价值在于金属本身，换言之，金属本身是有价值的东西，用金属来作货币，其价值是不会变动的。只要钱币的分量不减少。这种理论在其反对通货减重一点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铜钱是主要的宝藏手段，则这种理论也有道理，因为作为宝藏手段，它可以发生调节作用，使货币数量不致过多或过少。然而中国的铜钱不是主要的宝藏手段，主要的宝藏手段是金银。尤其是减重后的铜钱，没有人用作宝藏手段，所以中国古代铜钱的数量，在市场需要不变的条件下，是能影响它的购买力的，在实行减重后，情形更是严重，等于通货膨胀。至于名目论者，则认为货币的价值是一种法律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即使钱币分量减轻，只要给以一种名目价值，它的价值就可以不变。这种理论等于替通货减重政策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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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论者和名目论者，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是认为钱币没有价值，但实物论者因此主张废止无价值的钱币，而用有价值的谷帛。主这一说的人，往往是数量论者。实物论者的所谓价值，完全是从现实出发，就是所谓饥能食寒能衣。这种观点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古代交通不方便，商品的运销不很灵活，有时一地发生饥荒，无论有多少钱，也买不到粮食。加上货币本身价值的不稳定，使一部分人对货币发生反感。实物论虽是在币制混乱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它是一种落后的理论，不合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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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理论，轮流支配着中国自3世纪后半到6世纪底的货币思想和政策。两晋虽然还是用钱，却没有铸过钱，大体上是受实物论者的影响。多少也受到当时的一种愤世嫉俗的消极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表现为马融的生命重于天下论，表现为鲍敬言的《无君论》，更表现为鲁褒的《钱神论》。鲁褒在货币理论上没有什么特别论点，只是对货币的威力表示愤慨。他看见当时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一方面有石崇、何曾等豪门的奢侈，另一方面有他们周围趋炎附势的人。所以他说，“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有了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他并不主张废钱，实际上他对货币也说了些好话，他说：“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221〕所以不能把他看作一个实物论者。他所创造的“孔方兄”一词，不但集中地表现了他对货币的态度，而且丰富了中国语文的词汇。到东晋安帝元兴中（公元403年）桓玄辅政，就公开主张废钱用谷帛。孔琳之（公元369—423年）提出反对。他对于货币理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只引用司马芝的话，说用钱不但丰国，而且可以减刑。他自己的议论只着重于说明谷帛不应当用作货币〔222〕。不过他虽引司马芝的话，他对货币本质的看法却和司马芝不一定相同。司马芝如果说过铸钱可以丰国的话，也可以作两种解释：照字面解释是把货币当作财富，铸钱就是创造财富，这是金属论的观点。另一解释是同孔琳之一样，认为“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223〕。这就是说：政府用没有价值的货币来征取民间的物资，因此可以丰国。孔琳之同司马芝相同的地方是对于恢复用钱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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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的刘宋，这几种思想的冲突，更加显明而且影响实际货币政策。例如在武帝的时候，就有人以为钱货减少，使国用不足，想把民间的铜全部由政府收买，用来铸钱〔224〕。这自然是金属论者的见解。范泰（公元355—428年）加以反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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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所忧，在农民尚寡，仓廩未充，转运无已，资食者众，家无私积，难以御荒耳。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民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宋书》卷六〇《范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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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泰似乎不是一个纯粹的实物论者。他否认货币的价值，大概是指实用价值，而不是货币的交换价值。他好像以为货币本身的购买力是不变的，所变的是购买的对象，所以他以为国用不足不在钱少，而在生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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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因为盗铸和剪凿盛行，使钱币分量减轻，江夏王义恭建议以大钱当两，他的见解可以说是一种名目论，他以为不管钱币的轻重如何，只要法律上承认它是一当两，那么它的价值就加倍了。沈演之对于这一建议加以理论上的支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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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有周，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民者也。……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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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尚之反对这种见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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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轻，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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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意见，大体上同范泰的意见相近，不过比范泰进步。范泰以为货币数量不影响其价值。何尚之则是数量说者，认为通货数量多使物价上涨。范泰是以货币数量多少没有关系为理由以反对加铸。何尚之则是以货币数量多反而有害为理由来反对。他这一段话也牵涉到货币的两种重要职能，所谓“以估货为本”是指价值尺度，所谓“事存交易”似乎是指购买手段或交易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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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帝的时候，实物论者和金属论者的对立更加厉害。周朗主张罢金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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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者实民之命，为国之本，有一不足，则礼节不兴；若重之，宜罢金钱，以谷帛为赏罚。……凡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卷八二《周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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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以金属论者的论调占优势。孝建三年（公元456年）的时候，因民间剪凿，使铜钱日益薄小。尚书右丞徐爰发挥一段金属论的主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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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货利民，载自五政。开铸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国实，教立化光。……年历既远，丧乱屡经，堙焚剪毁，日月销减。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箸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宋书》卷七五《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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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反对的是减重，以为只要合乎标准，就没有问题。当时政府听从他的话铸钱，不过后来因盗铸剪凿又减重，而且杂以铅锡，使币值大跌。于是沈庆之（公元386—465年）又发挥金属论的理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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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秦币过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铸，改造榆荚，而货轻物重，又复乖时。太宗放铸，贾谊致讥。诚以采山术存，铜多利重，耕战之器，曩时所用，四民竞造，为害或多。而孝文弗纳，民铸遂行。故能朽贯盈府，天下殷富。况今耕战不用，采铸废久，熔冶所资，多因成器，功艰利薄，绝吴邓之资；农民不习，无释耒之患。方今中兴……而仓库未实，公私所乏，唯钱而已。愚谓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宋书·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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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之的见解，完全是对于汉初一次放铸的辩护，虽然他的自由铸造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接近近代的自由铸造，既要合乎标准，又要收费，但他认为铸钱越多越好，以为“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好像用铜铸器是一种浪费，只有钱才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不知西汉文帝时之所以殷富、物价低，是因为生产增加，同时封钱不出，不是因为府库钱多，而是因为市面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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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王义恭的意见和沈庆之完全相反。他根据沈庆之的话，一点一点反驳。不过他的意见没有什么独到的地方。颜竣对于沈庆之的开署放铸，原则上表示赞同，只不赞成把所有的铜都用来铸钱，而缺乏铜来制造器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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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云开署放铸，诚所欣同，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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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铜钱减重足以刺激物价一点，似乎有所认识。沈庆之主张使年前所禁止的轻钱暂准通用，他加以反对。因为行轻钱，必定会发生私铸，使得像五铢半两那样的大钱退出流通界。政府又不能因为准许轻钱流通而加税，对于政府的财政困难，并不能解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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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利己既深，情伪无极，私铸剪凿，尽不可禁。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已竭……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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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提议铸二铢钱，这显然是减重，他也反对。指出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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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其甚不可一也。今熔铸有顿得一二亿，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骋而贻厥愆谋，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开，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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