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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25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59]
1703704526 三、贞元元和间的通货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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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28 李唐自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以后,发生一次通货紧缩的现象,前后闹了六七十年。这次紧缩是中国货币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严重性可以同南齐的一次相比。但严格地讲起来,只能说是回缩。因为缩到最低点的时候,物价还是高于开元、天宝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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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0 回缩的原因,可以分析成四种:第一是自然的调整。因为在通货贬值之后,人民对货币失去信心,使货币购买力下跌的程度超过减重的程度,使铜钱的市价低于它的币材价值,而发生私销的现象〔190〕。例如武则天的长寿、延载年间,武三思建议在长安定鼎门内铸八角形的铜柱,名为大周万国述德天枢,以纪念武则天的功德,征用铜五十多万斤〔191〕,大部分靠销镕铜钱,毁钱当近一万万枚。后来开元年间下令毁天枢,销镕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这还是战前的事。代宗时,因各种大小钱都平价流通,于是分量重的乾元和重轮两种钱都被人销镕为器。此外销钱铸佛像的事也很盛行,代宗时五台山的金阁寺,铸铜为瓦,销钱无数〔192〕。这样使通货数量减少,购买力也就慢慢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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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2 第二是铸钱的减少。开元中,国内铸钱七十几炉,每年盈百万〔193〕,天宝十一载时每年铸钱总数为三十二万七千缗〔194〕,如以当时人口计算〔195〕,每人占六文。但宪宗时(公元806—820年)全国只铸造十三万五千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还不及十万缗〔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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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4 第三是用钱区域的推广。杨于陵说:在“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但大历以后,都用铜钱〔197〕。此外还加上铜钱的输往外国。唐代国势隆盛,贸易发达,商贾所至,铜钱流布,远到波斯湾的西拉夫也有中国铜钱〔198〕。日本也输入中国铜钱。当时日本同中国接触频繁,在睿宗元年即迁都奈良之前两年,已开始铸钱〔199〕,形式与中国的开元钱相似,可见中国钱必早已流入日本〔200〕。不过当时日本自己铸钱,所以中国钱流去的数量大概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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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6 第四是租税政策。安史乱后的苛捐杂税,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先例。历任宰臣如杨炎、赵赞等,全副心力,都是用在租税政策上。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全国税收是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较贞观初增加六七倍。以当时人口计算〔201〕,每户占四贯二百二十二文,负担不算不重。但因李希烈等起事想推翻政府,每月军费百多万贯,帑廩不够支持几个月,于是赵赞等除向富商僦柜勒借外,又征收所谓间架税(即房屋税)和除陌税(即交易税),由百分之二增为百分之五,此外又征商货税也即货物税,按值抽百分之二,对竹木茶漆则抽百分之十。而因办事人员舞弊和没有效率,全国怨黩,李希烈军就是以不税间架除陌来争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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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8 租税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杨炎的两税法。安史乱后通货贬值所引起的物价波动,到采用两税以后才真正稳定,通货紧缩也是行两税以后才开始,因为其他的苛捐杂税,扰民有余,收回的通货并不多。史书一再说到初定两税时还是货重钱轻,行后才货轻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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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40 唐代前半的税制是用租庸调法,租是输米谷,调是纳土产,庸是代力役,大概也以绢计算;实物经济的色彩很浓厚。但自开元以后,全国的户籍久不调查,人丁有死亡迁移,田亩有买卖兼并。尤其自安史之乱以后,租庸调的办法,更加不便,代宗时(公元762—779年)才改为按亩征税。德宗建中初杨炎为相,乃制定两税法,一切税收,全用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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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42 两税法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租税货币化:一次是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另一次就是中唐的两税法。算赋、口赋和算缗使全国人民都有用钱的必要,对于货币流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税法使各种税收货币化,本来也应当可以推动货币流通,然而在效果上同西汉的措施不一样。西汉的算赋,有货币数量的增加来相配合,产生了应有的结果;中唐的两税法,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本来自代宗时各种铜钱平价流通以后,分量重的乾元钱和重轮钱多被销镕为器,或造成佛像,通货数量已有减少的倾向;实行两税法后,人人要用钱来纳税,而政府把钱收进去之后,不大投放出来,同时富家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形势,大家竞相窖藏,于是骤然感到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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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44 晚唐五代是货币经济衰退、实物经济再次盛行的一个时期。两税法的推行不但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反而可能加重。因为两税法使对于支付手段的需要增加了,而货币数量没有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结果支付周转中有更大一部分不得不使用实物,实际上长庆元年起,两税都用布、丝、纩等缴纳,只盐酒课用钱,那是后话。陆贽和白居易等人正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反对两税的。虽然白居易对两税的执行上的偏差也提出了批评〔202〕,但主要是从货币方面着想的。陆贽说粟帛可由人民自己生产,但钱币非官铸不可,人民无法取得足够的钱来纳税〔203〕。白居易也说农民为了取得铜钱不得不低价出卖粮食或借高利贷〔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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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46 紧缩的现象表现在物价上。譬如盐价,在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便由每斗三百七十文或三百七十文以上减为二百五十文到三百文〔205〕。不过盐在中国古代是由政府专卖,价格的调整,虽然也足以反映物价的趋势,但反映得不灵敏。这就是说,调整的程度与时间,不一定完全与其他物价一致。在程度上讲,要比一般物价缓和一点;在时间上讲,要比一般物价慢一点。一般物价的回跌,在建中年间便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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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48 最能表示物价变动倾向的,莫过于米价和绢价。米价在建中元年是每石两千文,其后的几年间,不是兵荒,便有水旱,每石自五千到一万五千文〔206〕;自贞元三年以后就开始下跌了。贞元八年陆贽上疏说,江淮斗米值百五十钱,京师三十七钱。又说,京兆诸县斗米不过值钱七十〔207〕。李翱于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在进士策问题中,曾说初定两税的时候(建中元年)粟价一斗值钱一百,三十年后(约当元和五年),粟一斗不过二十个钱。又在疏改税法中说:米价在建中元年是两百钱一斗,四十年后,每斗不过五十钱〔208〕。这证明元和年间的紧缩,使物价减低到建中初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元和六年米价曾跌到两个钱一斗〔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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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50 至于绢价,大历中(公元773年),一匹直四千〔210〕。建中初,每匹三千二三百文。贞元八年前后,每匹一千五六百文〔211〕。到十九年跌成八百文〔212〕。这价格一直通行到元和〔213〕、长庆(公元821—824年)〔214〕间,如果以大历中的绢价为基数,那么到贞元末年已跌成百分之二十(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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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52 表4-1 绢价指数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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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57 这里我们有一点应当注意的:贞元间虽然因为通货紧缩而物价跌落,可是币值并没有恢复安史之乱以前的水平。尤其是绢价,因为有输出的必要,所以价格相当高。而且在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的时候,连产绢的江南也还要六百六七十文一匹〔215〕。如果以开元十六年五百五十钱一匹的绢价为基数,则制出的指数(见表4-2),就要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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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59 表4-2 绢价指数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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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64 如果以天宝五载的二百钱一匹的价格为基数,则更要觉得贞元、元和间的绢价并不低〔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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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66 米价的回跌情形也差不多。通货贬值时,斗米到七千。围城时由四五十千到七十千。战后动不动就是斗米千钱。贞元三年十二月每石就跌到一千五百文,八年跌到一千文〔217〕和七百文〔218〕。元和六年竟有卖到二十文一石的,但这是特殊的例子,而且仅见于《资治通鉴》一书。元和末年的正常米价大约是五百文一石〔219〕,这是回跌最厉害时候的价格,比战前的正常米价还是要高一倍以上。长庆四年五月,官方粜粟每斗折钱五十文〔220〕,稍后增为七十文〔221〕,米价自然比粟价贵一些。太和年间,粟价每斗约六十文,但农民只能卖到二十文〔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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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68 然而币值最怕变动。由三钱一斗的米,变成七千钱一斗,固然使人民无法生活。由四千钱一匹的绢帛跌成八百钱一匹,对于人民的生活,照样是一种严重的打击,不问这八百钱一匹的价格比起五十年前的价格来是涨或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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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70 政府对于这过度的低物价,曾用各种方法来补救。贞元九年奖励采铜,禁止铸造铜器,所采的铜,由政府收买铸钱〔223〕。元和三年预告蓄钱之禁。十二年下令禁蓄钱,不问品秩高下,私贮现钱,不得超过五千贯,超过这数目的,依数目的多少,限于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购买实物收贮。不过货物的囤积,尚且难以发觉,铜钱体积小,更是无法取缔了,所以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又采用实物货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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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72 长庆四年又放宽期限,使贮钱超过法定数一万贯到十万贯的,在一年以内用出;超过十万贯到二十万贯的,则限于两年内处置完毕。这些办法分析起来,不外增加货币数量和货币的流通速度,当时囤积铜钱,的确也是一个紧缩的原因,据说囤积五十万贯的还算少〔225〕。该年五月京师米价稍贵,官俸一部分用粟支付,每斗折钱五十文〔226〕。太和七年三月因久旱米贵,粟一斗折钱七十文〔227〕。这似乎并不是由于货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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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74 到文宗开成三年,还在闹币轻钱重。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时每年铸钱数还不到十万缗。但有一个矛盾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一方面说物价低,一方面却仍有人在销钱为器,据说可以获利三四倍〔228〕,这只能说是铜器价格随着铜钱而贵,也证明这次紧缩实是回缩,而且物价比起天宝年间来还是高。开成年间米价一石大概要八百文〔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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