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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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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代物价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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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唐代货币的购买力，如果以米价为标准，自然是以安史乱前为最高。在7世纪中，尤其是30年代和40年代，米价最便宜。下半世纪除了永淳元年一年以外，也没有很高的米价。就已有的米价记录来平均，贞观年间，也即7世纪前半的后二十五年的米价，只要三十六个钱一石，7世纪后半也只要六十一个钱一石。但这些是特别丰收时的价格。正常价格在贞观年间我们可以假定一百文一石，或每公石一百六十文。7世纪后半为一百五十文，或每公石二百五十二文。8世纪前半每石以两百钱计算，每公石三百三十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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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后，物价水平大为提高。8世纪后半，米价记录非常高，同盛唐相反，是特别凶年甚至是围城时的价格。平常米价要两三千文一石，五十年平均每石要一千零六文，每公石一千六百九十二文。9世纪前半正是通货紧缩最严重的时候，就已有的记录来平均，每石只要六百文，每公石约合一千文，约合黄金六公分，或白银三十三公分。9世纪后半没有米价资料，大概没有大的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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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有什么影响，须同居民收入比照一下，才可以知道。可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居民收入无从算出来，只能就各朝官俸的变动及其购买力来研究。过去史家以为中国历代俸禄以汉为最优〔265〕，这种论断是由于他们不知道历代度量衡的差异和货币购买力的不同。实际上，盛唐时官吏的真实所得，要超过两汉。唐代官俸前后变动有七八次，自然大多是根据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调整。就真实所得来讲，最高是开元制，最低是大历制。从货币数字上来看，官吏的所得是越来越多的。例如同是属于三公的等级，天宝年间的杨国忠单靠司空俸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不过他身兼数职，每月有杂钱百万。大历年间的郭子仪单是太尉俸每月便有一百二十贯，而贞元时的马隧竟可以拿到两百贯。可是如果从真实所得上看来，情形就不同了。如果以米价为标准，杨国忠每月有一百六十公石，郭子仪还不到四十公石。低级官吏的情形也相仿。不过开元时七品以下的低级官吏的收入比较优裕，远非大历时的同级官吏所可比（见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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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唐代官吏月俸变动表〔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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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们不能把开元制和西汉制来比较一下，因为西汉俸制记载不全。但如果我们把开元制和东汉延平制来比较一下（见表4-4），便可以知道，东汉（公元2世纪初）官吏的所得，无论在货币数字上或在真实所得上，都远比不上盛唐（8世纪前半）。东汉最高级的中二千石每月货币所得不过十八贯，折成大米只有二十六公石。开元时的三品官每月货币收入也在三十贯以上，真实所得合米九十公石。东汉号称一百石的最低级官吏每月的货币所得约为一千六百文，真实所得为米两公石；唐开元时一个正九品的小官吏每月货币所得有三千八百多文，真实所得在十一公石米以上。两汉官禄因为是以米谷为计算标准，所以受货币购买力波动的影响比较少，只有俸额的增减和东西汉量法的不同，所以西汉盛时官吏所得与东汉相差不会十分远。就算照东汉加倍，也比不上开元制。不过汉代官吏经常得到帝王的赏赐〔267〕，这种赏赐，也构成所得的一部分，而且在总所得中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小。尤其像卫青等武将，一次打胜仗后所得到的赏赐要超过一生的官俸收入。不过这是特殊的例子，这种例子唐代也不是没有，郭子仪所得到的赏赐恐怕也不少。所以有人说：汉唐两代对于武将特别优遇。但一般说来，汉以后，赏赐减少。而且每有硬性的规定，唐代便是一例。不过唐代官吏另外还有职分田的收入没有包括在内，唐代京官职分田自一品的十二顷到九品的二顷。一顷产米以五十石计〔268〕，假定官吏分得百分之六十，则一品官每月收入有十七公石八斗三升，九品官二公石九斗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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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汉唐二代官吏月俸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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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劳动人民的收入，则资料不多。玄宗时工钱是每天三尺绢〔269〕。绢价若以五百五十文一匹计算，则一个月的代役费是一千二百三十七文，合得大米三公石六斗六升，等于一个九品官的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实际上有时一匹只能卖两百文。德宗建中元年，园丁的工钱每年九百六十文，另加米七斛二斗〔270〕。当时物价很高，米价大概要一两千文一斛，所以每月的真实收入不过四公斗米。宣宗大中年间，佣工的工钱每月五百〔271〕，当时米价没有资料，若以开成年间的米价为标准，则合得大米三公斗六升。不过唐代有计口授田的办法，一般人有一种基本的收入，工钱只能说是补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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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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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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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货币流通，变化很多，初唐以实物经济为主，中唐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货币贬值，接着是一次回缩，晚期又一定程度地返回到实物经济去。所以当时对货币的意见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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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初唐一直到开元年间，国内维持着和平，商业获得发展，货币数量显得不够。特别由于南北朝的钱制混乱，绝大部分钱币不够分量，武德四年的币制改革已废用旧钱，采用新的开元通宝，货币供应全靠新铸，货币数量显得更少，所以盛行实物经济。当时赐炉铸钱，也不失为一种补充的办法。留心货币问题的人，往往主张铸钱，多少带一点金属论的观点。陈子昂（公元659—700年）便是一个例子。他在《上益国事》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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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见剑南诸山，多有铜矿，采之铸钱，可以富国。今诸山皆闭，官无采铜，军国资用，惟敛下人。乃使公府虚竭，私室贫弊，而天地珍藏，委废不论。〔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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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年因钱少，当局叫商民不要专用现钱，而要兼用绫、罗、绢、布、杂货等。但实物作货币究有许多不便，二十二年张九龄（公元673或678—740年）代玄宗拟《敕议放私铸钱书》〔273〕，反对实物货币，主张自由铸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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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故古之为钱，将以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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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货币”二字还是指商品。张九龄不仅认为货币经济比实物经济好，而且以为由于货币数量太少，使得物价太低，影响生产。因此为要维持生产，就必须提高商品价格，必须增加铸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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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者，耕织为资，乃稍贱而伤本，磨铸之物，却以少而致贵。顷虽官铸，所亡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间，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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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变通之法就是让人民私铸。时皇帝依其奏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