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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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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所撰的《晋书》和《隋书》都有《食货志》。《晋书·食货志》一卷分为三段或三节，前两段是谈一般的经济问题，包括货币在内；第三段专谈货币史，是接班固的《食货志》而写的，自公孙述起一直到东晋安帝元兴中为止。总共只一千七百九十二字，而且包括了张林、刘陶、孔琳之等人的议论，真正关于货币的史料很少。关于西晋的币制，几乎只字未提，只说是用魏明帝所立的五铢钱。关于东晋的币制只记用孙氏旧钱，以及轻重三等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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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食货志》有三段是关于货币的，共一千二三百字。内容却不限于隋，而是兼及南北朝，可是又不全面；南朝只有梁陈，北朝只有北齐和北周。这种写法很奇怪，北魏的币制不写还有可说，因为有《魏书》；南朝的宋齐两朝不写，就形成了一段空白，尤其因为《晋书》是在约略同时写的，《隋书》理应同《晋书》的叙述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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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和《隋书》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史记》和《汉书》的传统，把食货志作为历史的一个部门，其中包括货币史。但只能墨守成规，不能有所发展，内容过于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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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公元735—812年）的《通典》才是一种新的发展。以前的史书是一种纪传体的历史，以人物为纲，各种典章制度都附着在人物身上，这使后代研究专业史的人要做一番繁重的整理工作。杜佑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历史，以典章制度为主体，把各种性质相同的史料集中在一处，这无异于替后来的史家做了一番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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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食货》有十二卷，《钱币》占二卷，共一万三四千字。上卷分为七个部分：一，总论；二，周制；三，秦制；四，前汉；五，后汉；六，魏；七，晋。下卷分为九个部分：一，宋；二，齐；三，梁；四，陈；五，后魏；六，北齐；七，后周；八，隋；九，唐。应当指出：这里所谓钱币，是指一般货币，不是指钱币学的钱币，因为作者是根据文献资料而不是根据钱币实物。自货币的起源到唐代的乾元重宝为止。可见是一种通史的性质，而且是中国第一篇有系统而比较全面的货币史。关于秦汉以前，完全采用《汉书·食货志》的说法，包括太公的九府圜法和景王的大钱宝货；此外还引了《管子》关于汤禹铸币的话和《史记》关于楚庄王改小钱为大钱的事。这些史料都是可疑的。关于秦汉的货币史，基本上采用《汉书·食货志》的说法，但有些补充。这些补充来自《本纪》和《列传》的材料。例如高后二年的八铢和六年的五分钱是不见于《汉书·食货志》的，但《通典》都收进去了。后汉、魏、晋的材料系抄自《晋书·食货志》，刘宋和萧齐的材料录自《宋书》和《齐书》的列传，北魏的材料来自《魏书》，其余来自《隋书·食货志》。只有唐代的资料是初次引用的。所以杜佑的功绩在于把过去有关货币的史料汇集起来，略加增删，并按朝代分叙。只能说是一种史料汇编，不能说是一种著作。后代史学家专从通史和断代史的优劣来较量《史记》和《汉书》，这是不通情理的。在古代流行记账式的历史的条件下，如果历代史家都写通史，还不是辗转照抄，有什么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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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刘昫（公元887—946年）的《唐书》有《食货志》二卷，其中有一段关于唐代货币的历史，共五千二百七十七字，自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起到会昌六年行新开元钱为止。内容比《通典》要详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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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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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钱币学方面也没有显著的成就，只五代时期有比较重要的著作。可惜没有留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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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钱币学不发达，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唐代的钱币制度很简单。除了安史变乱时期以外，始终用开元钱，引不起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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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关于钱币的著作，据著录只有两种，即张说（公元667—731年）的《钱本草》二卷，见《通志·艺文略》，内容不详。另一种是封演的《续钱谱》一卷，见《新唐书·艺文志》。所谓续是指续顾烜的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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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演为天宝末进士，大历时为县令，德宗时官至御史中丞〔285〕。《续钱谱》已失传。洪遵《泉志》曾引封氏的话，可能就是指封演。但《泉志》只引五条：一是三铢钱，实际上是指半两钱的一种板别，两字从十不从人，穿下有三竖画，重三铢。可见封氏没有见过真正的三铢钱。第二是所谓么钱，文曰直十，这是莽泉。第三是直百五铢，列为不知年代品。第四是《顾烜钱谱》所谓的台主衣库钱“中王之钱”，大概是一种镇库钱或开炉钱。第五是所谓令公百炉钱。罗泌《路史》注中关于所谓高阳货曾引用封演的话，说面有科斗书〔286〕。由此可知封氏对于钱币的知识面不广，研究也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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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徐氏和敦素二人，也见洪遵《泉志》。因为所引用的钱币都是唐代或唐代以前的钱币，所以应为唐代人。详情已不可考。徐氏有人作徐铉（公元917—992年）〔287〕，《泉志》也曾引徐铉的《稽神录》，不知是否一人。但《泉志》所引徐氏的话，除明月钱、太货六铢、永光和五金之外，几乎全是外国钱，而且很不具体，如所谓何国钱、康国钱、拔汗国钱、屋驮国钱、吐蕃钱之类。敦素也差不多，但他提到两甾（误作两）和垣（误作一文），这是前人所没有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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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代，钱币制度又繁杂了，这为钱币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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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台《钱录》一卷〔288〕是比较重要的著作。旧史说张台是唐人，但他提到湖南马楚的钱，应当是五代人。《泉志》曾引用二十八条。自先秦的布币到楚马殷的天策府宝，都是他亲见的钱币，而且绝大部分是正用品。有些钱文，他虽不认识，但作了忠实的叙述。如异布一种，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断定是背有安字的安邑二釿。对于直百五铢，他知道从出现地区来推定它的来源。他说：“今自巴蜀至于襄汉，此钱甚多，皆是昭烈旧地，断在不疑。”足见他所用的方法是合乎科学的。他的《钱录》附有图样，因为他在汉刀（即金错刀）条下说：“台有此钱，如此图样。”他对于各种五铢钱有综合的论述。此外他初次提到大历钱和建中钱，认为建中钱未施用，而且以为是赵赞所计划的白铜大钱，这是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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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遵《泉志》引用旧谱的条目最多，有六十条以上。但不知指的是什么旧谱。洪遵对封氏和敦素都称名道姓，所以旧谱应当不是指《封氏钱谱》或《敦素钱谱》，而应当是另有所指。引用的内容，从先秦的刀、布、环钱到唐代的咸通玄宝。关于咸通钱这是最早的著录，一般史书从未提到。关于会昌开元，也叙述得很详细，称之为新开元钱。它用字不避唐讳，所以作者不是唐代人，而是五代时人〔289〕。这旧谱对于钱币的文字和轻重特别重视，这是钱币学最重要的两点。只有二铢钱一种，它说“文曰二铢”，可见是传闻。其余似乎都是亲见的。如所提一文钱（即垣字环钱）和四曲文钱以及刀布等，虽不为所识，都实有其物。旧谱似乎也有图样〔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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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与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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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的发达与长安金融市场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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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因为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都很发达。大家对于国际贸易，多认为是一件好事，用一种惊喜的眼光来看待，觉得这种贸易使外国之货日至，各种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291〕。魏征所谓“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292〕的话，可以代表全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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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对外贸易，不论是同西域或南域，都是以陆路为主。在南北朝那个战乱的期间，这条路线大概一时断了。自隋炀帝时裴矩再度打通西域的贸易路线之后，又有大批的胡商跑到中国来做买卖；而且海陆两条路都通，汉胡间的贸易很盛。所谓胡，包括波斯、大食等国在内。当时正是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阿拉伯人的势力发展，不论在军事上和商务上，都极活跃，到中国来做买卖的人非常多；有时将东方的物品带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再转运到欧洲，所以当时欧亚的通商是由阿拉伯人做中介。但中国人往往不分大食人或波斯人，通叫作波斯。这也许因为波斯人来中国在阿拉伯人之前，而且阿拉伯人多是由波斯湾出发到中国来的。当时中国各地方如岭南、福建及扬州等都有这些外商居留。广州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每年波斯、大食等国的商船来的很多，同中国交易。有时这种交易所产生的税收，竟至和两税相等〔293〕。首都长安也有许多所谓波斯胡和波斯店。此外，中国商船常自福州等地方开往日本从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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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内商业的发达，也不是汉代所能比拟的，这从两代都市的规模上可以看出来。汉朝最大的长安不过八街九陌闾里一百六十室〔294〕。班固说只有三条大街，十二通门〔295〕。《三辅黄图》说是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296〕。哪里能同唐代的都市比？唐代在开元年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297〕。近年发掘长安遗址，证实城址周围有七十多里，城内有东西街十四条，南北街十一条，最宽的朱雀门大街有一百四十米宽，估计当时人口有一百多万〔298〕。除首都长安外，还有纯粹的商业都市如国际贸易中心广州和国内外商业重镇扬州。关于广州的情形，资料很少。但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299〕的话。至于扬州的情况，则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所谓“十里长街市井连”〔300〕，“夜市千灯照碧云”〔301〕，可以想见当时的繁华。就是杭州也有几十万人口〔302〕。当时的中原，正是“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303〕。商人的地位虽不如官吏，但比一般老百姓要高〔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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