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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77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70]
1703704878 四、生金银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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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80 中国自战国以后,黄金的使用渐多;汉以后,银器也流行了,所以一向就有金银的买卖〔356〕。固然金银的买卖不能说就是兑换,因为兑换乃是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不过随着金银的货币性的增强,金银的买卖就变成兑换了。所以研究中国的兑换业或金银市场的历史,要从研究金银匠和金银店的历史着手。这种金银匠和金银店,在中国的金融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他们没有像英国的同业一样,发展成现代的金融机关,但在钱庄出现以前,它们是中国主要的兑换机关,有时甚至超越兑换业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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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82 金银匠的发展,自然是以金银工艺品的需要为前提。金银首饰的起源,大概与金银的发现同时。人类之所以采用金银作为价值的储藏工具和支付工具,就是因为它们有作为装饰品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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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84 两汉的王公显贵们,已使用金银器具,当时应当就有金银匠的存在。东汉魏晋,金饰流行,金银匠应当更多。不过东汉以前,金银器饰的制造,恐怕是出于显贵们自己家里的奴仆之手〔357〕,后来金饰普及到民间去,才产生一批真正的金银匠,但那时他们的地位仍是很低,多由显贵们豢养在自己家里工作,是一种纯粹的匠人,不见得自己有多少本钱,他们自己大概不买卖金银。到北魏的时候(公元444年)还有禁止私养金银匠的事例〔358〕。而且那时已经有金店了,南齐的刘缵到后魏时,曾进金玉肆,想大加收买,被李安世几句话说得不好意思〔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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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86 到了唐朝,国内统一和平,工商业发达,金银匠的社会地位,随着他们的经济力量而提高了,他们由巡游的匠人慢慢发展,自立门面,变成金银铺。许多的金银铺就成为一个金银行、金银市,唐代在苏州就有金银行〔360〕,扬州谅必也有许多金银店〔361〕,长安则有金市〔362〕,这就是当时长安的兑换市场或生金银买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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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88 金银铺的业务,自然以打造器饰为主,同时大概兼营金银器饰和生金银的买卖,也有兼卖珠玉的〔363〕;又因金银的买卖而产生金银鉴定的业务〔364〕。在唐朝,流通工具是以钱帛为主,但金银仍是主要的保值工具〔365〕,偶尔也有用作支付工具的,所以生金银买卖也有需要〔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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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90 生金银买卖和兑换性质不同。生金银买卖是把金银当作一种商品;兑换则是把金银当作货币。只因唐代有用金银作支付工具的事,白银在岭南更是通行的货币〔367〕,所以唐朝的金银铺多少有兑换机关的性质。到五代的时候,白银的使用增加,银匠店渐见重要〔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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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92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71]
1703704893 五、汇兑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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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95 汇兑在外国发明很早〔369〕,中国到唐代才产生。唐朝产生汇兑的原因有四:第一是钱币缺乏;第二是因钱少各地渐有禁钱出境的事〔370〕;第三是税场多,税款常须移转;第四是商业发达,渐觉铜钱携带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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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97 唐朝的汇兑叫作飞钱。经营飞钱的有商人,有衙门。当时各道的地方政府在京师都有代表办事处,叫作进奏院,专同中央政府联络,自然经常需要钱用。商人们在京师把货物卖出后,如果不愿意携带现款回家,就可以将货款交给他本道的进奏院,进奏院发行一张票券,叫作文牒或公据,这文牒或公据分成两半,一半给汇款人,其余半张寄回本道,商人回到本道的时候,合券核对不错,就可以领回货款。这样一方面消除商人携带现款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免得地方政府不断地运钱到京师去。这种合券取钱的办法,实是由借据转化而来的,不过由时间上的移转变为空间上的移转罢了。这是元和初年的事〔371〕。经营这种业务的政府机关,除各道进奏院外,还有各军各使,以及户部度支盐铁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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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899 至于商人办理飞钱的,是因他们在各道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为免输送现金,甚至为因此牟利起见,亦招徕这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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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01 当时的汇款似乎是平价汇兑,不收汇费,政府方面自然要增加些开支。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或不大明了汇兑的好处,竟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加以禁止〔372〕。汇兑本来可以节省货币的用途,可以解救通货紧缩的困难。一加禁止,商贾必须输送现款,一方面流通速度减低,一方面因商人运钱出京而使通货数量减少,于是物价更跌。这样政府才晓得禁飞钱的失策。就在元和七年再许商人向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但每一千钱要收汇费一百文,商人都不汇,乃改为平价汇兑。其实当时银根那样紧,政府应当用补贴政策,才可以使汇款增加。否则人民仍是将现钱留在身边〔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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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03 飞钱也叫作便换〔374〕,实际上便换一词用得更多,唐以后完全叫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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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05 飞钱便换,可以说是一种信用,商人汇款时无异是对承汇机关供给一种放款。但也须付款单位守信用才行。譬如在京师把钱交给政府机关,便须地方政府守信用随时兑现,否则商民遭受损失,或至少感觉不便。在懿宗时(公元860—873年)商人把汇票拿到各州府去兑款,有被各州府留难的事,这样商人当然不敢再汇款了,所以当局于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下令各州府不许留难〔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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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07 〔1〕《唐书·食货志》和王溥《唐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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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09 〔2〕新旧《唐书》都称开元通宝,乾封二年五月的《用旧钱诏》中明明说是“开元泉货”和“开元通宝”(《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二《财利》)。裴耀卿、李林甫和萧炅等也说过“钱者通宝……”的话(《通典·食货一〇》)。但《唐六典》注称开通元宝。《唐六典》是玄宗御撰,注是宰相李林甫所为,这种官书自然为士大夫如杜佑、欧阳修等人所信任。然而李林甫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而且《唐六典》的内容很简略;虽然时代早于《旧唐书》,但《旧唐书》并非杜撰,乃根据唐人吴兢、韦述等人的原著编写的。吴兢的《唐书》成于开元中,各点交代得很清楚。后出书不附和前书,必有原因。《唐六典》注的名称可能由于抄刻之误,也可能因民间本有两种读法,注者想要强调当时年号不是抄袭钱名,故意采另一种读法。宋人把这钱的读法弄错了,使得宋钱的读法形成一种不统一的制度:元宝钱直读,通宝钱环读,这实际上是制度上的混乱。千年来,中国的史家对这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各行其是,互不相争。日本钱币学界倒是发生过争论。奥平昌洪和三上香哉等人主张读作开通元宝,中川近礼、中村不折、滨村荣三郎等人主张读作开元通宝。前者另有其原因,就是他们的皇朝十二钱都是环读。这对于开元钱环读的说法,的确是一个有力的理由,因为日本的和同开珎是仿开元钱的,而且时代相同。不过他们对开元钱的读法,大概是受当时中国民间读法的影响,其实那十二钱中,就有两枚读通宝,没有一枚读元宝。中国的钱币学家还是读作开元通宝。中国的读法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开元是开始一个新纪元的意思,开通一词,就比较庸俗了。通宝是通行的宝货的意思,也比元宝的意义适当。北魏时有人说“大魏之通货”(《魏书》),北周有永通万国钱,都是取其通行的意思。中国钱币上的文字,除了先秦的环钱是环读以外,只有孙吴的当千以上大泉是环读,其他全是直读,如莽泉,蜀汉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金、定平一百,后魏的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北齐的常平五铢,几种北周钱,以及南朝的太货六铢等。所以单从这一传统看来,也应当读作开元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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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11 〔3〕《旧唐书》和《通典》说是每贯重二十斤,《新唐书》和《通考》作十二斤,应以二十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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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13 〔4〕《代宗实录》大历四年正月丁酉:“关内道铸钱等使第五琦上言,请于绛州汾阳铜源两监增置五炉铸钱,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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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15 〔5〕《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建中初,户部侍郎韩洄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费九百。德宗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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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17 〔6〕章俊卿《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九《铜钱》引《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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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19 〔7〕《唐会要》卷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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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21 〔8〕洪遵《泉志》卷三《开元大钱》。但戴熙《古泉丛话》对之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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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23 〔9〕《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建中四年讨李希烈……赵赞以常赋不足用,乃请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以一当十,权其轻重。又请置大田。……诏从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皆行常平、税竹木茶漆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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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925 〔10〕《泉志》引旧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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