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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银和金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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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在宋代所发挥的货币职能，基本上同唐代差不多。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曾定出伪造黄金的罪律〔22〕。这是西汉以来第一次。看来好像黄金正式被认作货币。这是不正确的。只能说，宋代政府把黄金看作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在统治阶级看来，特别是在帝王看来，支付手段是货币的最重要的职能。实际上，从整个经济生活看来，黄金所发挥的货币职能，的确是以支付手段为主，这里包括帝王的赏赐〔23〕、政府的开支〔24〕、人民对政府的赋税缴纳〔25〕以及其他付款〔26〕、对官吏的贿赂〔27〕等。另一种重要的职能便是作为保存价值的手段，即宝藏手段〔28〕。有时甚至作为价值尺度〔29〕，可是不作为流通手段和一般购买手段。文献中有些用金的例子〔30〕，不能算是一般的交易媒介。正因为不具备这最后一种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一种货币职能，所以黄金在宋代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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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在宋代比黄金重要。它不但具备黄金所具备的各种职能，而且在每一种职能方面，比黄金运用得更为广泛。在作为支付手段方面，帝王的赏赐，常常是金银并提，而用白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的税捐以及其他付款、对官吏的贿赂〔31〕等也是这样。宋初因为铜钱缺乏，转运使张谔于太平兴国五年建议准许人民暂时用银绢代替铜钱纳税〔32〕，这就赋予白银一种法偿资格。而且官吏俸给和军饷〔33〕也有用银的例子，这是黄金所没有的一种用途。作为宝藏手段和国际货币，金银两者有约略同等的重要性，也许作为宝藏手段，黄金需要得更多一些，因为黄金更适于发挥这种职能。但作为国际货币，白银用得更多，因为当时同中国有经济关系的国家多是用银的。作为价值尺度，金银似乎差不多。作为购买手段，白银肯定比黄金用得更多些，买马〔34〕、籴米〔35〕等等〔36〕都有用银的例子。这些还不能证明白银成了真正的流通手段，但是比黄金是前进一步了。南宋的会子，有时用金银来收兑，主要是用白银来收兑，白银成了纸币的兑现基金〔37〕。绍兴七年吴玠在河池发行银会子，通行很久，这可以说是一种银本位。贾似道在宋末曾发行所谓金银关子。关于这种金银关子的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宋末收买逾限的田地，千亩以上的，百分之五用白银支付〔38〕。所以白银在宋代不但比在唐代更通行，而且比唐代的黄金发挥了更多的货币职能。在宋代，南宋比北宋又用得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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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使用的增加，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当时由于邻近民族的苛求，宋代有岁币的负担，所以才在岁输方面以银代钱。然而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为什么要白银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水平超过了宋朝，而是因为他们同西域有贸易关系，而西域是通行白银的。回鹘（纥）人就常在宋朝统治地区购买金银运到西方去〔39〕。所以归根结底，宋代的通行白银，还是受了中亚细亚的影响，否则为什么不用黄金呢？宋以前，黄金在中国的地位，是比白银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有些因素为白银的使用提供了基础。这就是自五代以来，各地货币不统一。到了宋代，这种情形，并没有改善，甚至可以说更加恶化了：不但有铁钱区和铜钱区之别，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纸币在各地区流通，互不通用，只有银绢才不分地区，通行全国〔40〕。这里白银是作为一种转移财富的手段。固然黄金也可以作为这种手段，但由于对外的关系，政府已承认了白银的法偿力，所以这一方面的需要，也就以白银来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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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宋代白银的使用，是由于商业的发达和铜钱数量的不足〔41〕。这不完全对。宋朝的商业，的确比前代发达；但宋朝的货币数量和铜钱数量，也比前代增加。我们很难估计出宋代商业比前代增加的规模。但无论如何，这种规模绝赶不上货币数量和铜钱数量增加的规模。因为北宋铜钱铸造额比唐朝增加十倍到三十倍。实际上有大量的铜钱流到外国去或贮在国库。南宋铸钱减少，但南宋铜钱的流通范围也大为缩小，何况还有纸币的流通。宋朝有几次发生所谓钱荒，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是暂时的，绝不是促成使用白银的原因。铜钱不足说的基本错误，在于把白银看成十足的货币，而实际上白银在宋朝并不是十足的货币〔42〕。它不是流通手段，只有个别的例子用作价值尺度，它也不是通行的价值尺度。它是宝藏手段之一，是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但也不是唯一的支付手段。在用它收兑纸币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兑现基金。它并不能代替真实的货币，所以若是货币数量不够满足需要，只有增发纸币，或增铸铜铁钱，不能靠增加白银来满足。宋朝物价的不断上涨，只是证明了通货数量的过多，而不是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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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银毕竟还是发挥了一部分货币的职能，因而部分地代替了货币。正是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了化汞为银的幻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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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的形式有各种各样。最普通是铤〔44〕，也叫锭。锭字唐末、五代已有使用，有人说锭为铤之误〔45〕，大概由于两字发音相近。宋以后少用铤字，专用锭字。宋代的大银铤重五十两〔46〕，小铤有各种重量〔47〕，没有固定的等级。大铤也叫笏〔48〕或版〔49〕。文献中若称银若干铤或若干笏，大抵都是指五十两重的大铤〔50〕。黄金只有小铤〔51〕。这些情况同唐代差不多。曾见一大铤，作砝码形，上有阴刻铭文“怀安军金堂县免夫钱折纳银每铤重伍拾两”〔52〕，这是四川的银铤。怀安军建于乾德五年，免夫钱大概同免役钱差不多。那是熙丰年间和以后的事。宋代免役，或输现钱，或纳粮食，这里以银折纳。该铤实重两千零六十点六公分，合库平五十五两二钱。可见官方的秤重，借以盘剥。四川原不产银，天圣年间，商人将四川的绢帛运往别处发卖，收买铤银入川〔53〕。南宋庆元年间的《辇运令》规定：上供金银要用上等成色，白银要鞘成铤，大铤五十两，小铤二十两，上面要镌明字号、官吏职位、姓名等〔54〕。这可以说是官银了。传世也有南宋银铤：一枚是休宁出土的，上有“达州今解发宝庆三年绍定元年分进奉大礼银重伍拾两”字样。另一枚是湖南临湘出土，上有“潭州善化县和买到大礼银伍拾两”等文字〔55〕。两枚都有解发人姓名和官衔。另有一枚景炎年造的银铤，重库平四两八钱多，也作砝码形，表面有纤细的波纹，中央有“十分”二字的戳记，戳记成葫芦形，下面有“景炎年造”四字，背面耸起如元宝〔56〕。整个形制酷似汉代中元二年的船形银铤，如果大胆怀疑一下，会使人觉得中元银铤可能也是宋代的东西，文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但现在还不能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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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金银还有饼和牌的形式。饼〔57〕是古形，宋代用得不多。牌〔58〕是长方形，比较小。另有马蹄金和瓜子金。嘉定初没收苏师旦的家产中，有马蹄金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两，瓜子金五斗〔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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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曾铸造大量的金银钱，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金银钱最多的朝代。不但宫廷中多，民间也多。宣和年间金人攻入汴京的时候，在宫中发现金钱七十一贯，银钱一百四十二贯〔60〕。淳熙二年苏州一书办受贿处死，其财产充公，财产中除金元宝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两、金杯六千七百三十两、碎金五斗外，有金钱六十贯〔61〕。嘉定初没收苏师旦的家产时有金钱六十辫〔62〕。所谓辫，大概是缗或贯的意思。宫廷中的金银钱主要是用来赏赐亲王、贵邸、宰臣、巨珰等之用〔63〕。有时帝王死了，就用来殉葬。南宋时有人发掘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和孟、韦、吴、谢四后陵，发现金钱以万计〔64〕。但不能因为用来殉葬，就说是明钱，因为普通铜钱也有用来殉葬的。又因为赏赐关系，而流到民间去〔65〕，民间得到这种金银钱，大概是当作宝贝一样留作纪念品；富裕人家或者也用来辗转馈赠，尤其是作为生儿育女的吉礼〔66〕，或作为娶妇时的撒帐钱〔67〕，但这种场合所用的金银钱可能不是普通金银钱，而是民间自己叫金银匠所打造的，上面文字也不是年号，而是些吉利语。金银钱也许有用作普通开支的，据说苏东坡曾用金钱在岭南惠州的丰湖筑苏公堤〔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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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留下来的实物看来，宋朝的金银钱，以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铸得最多。特别是徽宗的时候铸得最多。因为大观、宣和等年号都有银钱留下来。大观通宝银钱有两种，一为篆书，一为隶书，成对钱。宣和只见楷书的。但宣和金钱有篆书的。靖康也有银钱。南宋有乾道元宝金钱，宋体书，和铁乾道一样。此外有几种太平通宝金银钱。这种太平通宝不能算是年号钱，因为它们不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所铸造的。金太平又有两种，一种隶书，重四公分，看钱文的书法，可以断定它是北宋钱，但又和铜太平通宝不同，通宝两字和徽宗钱相近，宝字的贝部略近方折，同政和钱很像，南宋钱上根本没有这种书法，所以可以看作是徽宗时的东西。另一种金太平为楷书，发见两枚，其中一枚比较精整，重量也是四公分。铸造时代难以判断，因为宋钱根本没有这种书体。银太平也有几种，一种是隶书，和第一种金太平相近，但笔画较粗，制作也不美观，背面穿上有仰月文，重四点二公分，可能也是徽宗时铸的。另一种银太平是瘦金体，重约三公分半，广穿狭缘，很精美。细审它的文字书法，同陕字宣和钱完全一样，大小则和铁铸宣和相同，也和小样靖康钱相同。因此晓得它的铸造年份应当同陕字宣和差不多。陕字宣和铸于蔡京再相之前。蔡京曾两次再相，宣和年间的一次是宣和六年十二月，所以陕字宣和应当是铸于宣和五、六年间，银太平也相同。而且一定也是铸于陕西，因为北宋时陕西的铸造技术最高。世传崇宁、大观等钱为徽宗御书，这当然没有理由可以怀疑，可是史书只提到大观当十钱由赵佶亲书钱文，陕字宣和之为徽宗御书是见诸正史〔69〕的。单从崇宁、大观、陕字宣和以及银太平几种钱币上就可以看出赵佶的瘦金体的演变。银太平的书法也可以证明它是徽宗晚年的笔迹，也即宣和末年的作品。但为什么不铸当时的年号，而用太平两个字呢？这可能是赵佶个人的愿望，也可能是赵宋一朝的总愿望。因为两宋几次铸造太平钱，特别是在宣和五、六年的时候，金人正在跃跃欲试，而赵佶以及他的宠幸们还在“万井贺升平”。我们读《宣和遗事》，就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一种对于太平的强烈的愿望。还有几种宋体书的银太平。一种小平，一种折二大小。小平狭穿细缘，斜体宋字，十分精美，重三公分七五。看制作和文字同绍熙元宝相近，大小厚薄也一样，只是字体稍有区别，绍熙钱的字体平正，太平钱的字体稍斜，同现代印刷上所用的聚珍体一样。时代应当是在12世纪后半，因为西夏的乾祐钱和金人的大定钱也是这样的制作和文字。折二大小的太平钱制作不大精美，据说在衡阳出土几枚，但未见实物。有人说是李婆备所铸，尚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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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中也有祝寿用的金银钱，见于著录的有福宁万寿、寿慈万寿、绍定万岁等，都是银质。书体各不相同，如寿慈万寿为篆书，绍定万岁为宋体书。有的是用当时年号，有的是用受祝者的尊号，大抵都是南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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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光世所铸的招纳信宝，则和上面所举的金银钱性质不同。刘光世知道金人部队中的汉人想家，乃铸造招纳信宝，分金银铜三种，叫俘虏把这种钱带回去，告诉其他人，有想回来的则执此钱为信〔70〕。所以是一种招降证或通行证一类的东西。但这种招纳信宝留传下来的都是鎏金鎏银的，没有真金真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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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金银钱，在制作上有一特点，它们和唐朝的金银钱不同。唐朝的银开元，大小文字一切和铜开元一样。但宋朝的金银钱除了几种宋体太平通宝外都比铜钱小，而且文字也和铜钱不一样。例如银大观的钱文是篆书和隶书，而铜钱却是瘦金体。银宣和是楷书，铜宣和则没有楷书的，最多只有一个字作楷书，如楷通楷宣，没有四个字都作楷书的。钱文和通用的铜钱相同的只有宣和元宝和乾道元宝金钱。但宣和金钱比铜钱小得多，而乾道小平没有铜钱，只有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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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还提到马蹄金、沙金、橄榄金、瓜子金、麸子金、胯子金、叶子金等〔71〕。马蹄金自然是形如马蹄，沙金如细沙，橄榄金和瓜子金是不需要解释的，麸子金是指碎屑如麸片，粗于沙金；胯子金据说是像﨟茶腰带胯子，叶子金应当就是金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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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纸币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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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券和纸币是中国所发明的。中国在正式使用纸币以前，已经有几次应用了纸币的原则。西汉的白鹿皮币和唐代的飞钱，都有一种纸币的性质。皮币不能说是实物货币，因为方尺的鹿皮，没有什么使用价值，至少实价远低于名价，和纸币的性质相近。至于飞钱，虽是一种汇票，而且我们不能证明它有被转让流通的事，然而历来提到纸币的人，多说是从飞钱发展出来的〔72〕。两者的确有共同的地方：飞钱是异地兑现的票券，钞票是异时兑现的票券。后来真正的兑换券，还常常带有飞钱的性质。所以说兑换券是由飞钱发展出来的话，也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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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币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几种经济原因所促成的。第一是宋代商业的发达，因此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货，而且需要更轻便的通货。第二是自五代以来，中国形成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有时使用纸币就是为防止铜钱外流。第三是有许多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第四是两宋政府受到外族军事上的威胁和侵略，不得不养重兵以为备，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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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马殷年间（公元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来交易〔73〕，这岂不是和纸币的性质一样么？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采用兑换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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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币制，几乎自公孙述铸铁钱、刘备铸直百钱以后，就同外面有隔离的形势。南北朝以来，特别明显。对外贸易受到统制，物价也和外省不是同一水平〔74〕。这种情形，在五代及以后，更加厉害了。先有开元通宝铁钱，孟昶又铸广政通宝铁钱。到了宋代，四川以铁钱为主，大的每千钱二十五斤，中等的（应系折二钱）十三斤〔75〕。这对于商旅是一个很大的阻碍。而且铁钱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钱体积之大和分量之重，还在其每枚钱购买力之小。譬如宋初四川所行的铁钱，也有小平，每枚重一钱，可是它的购买力低，一匹罗卖到两万个钱〔76〕，有一百三十斤重。所以纸币产生于四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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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兑换券是交子。关于交子的起源，尚无法考察出来。有些学者〔77〕，想把它同唐代的柜坊发生联系，说柜坊后来对存款发出收据，这收据在市面流通，就变成一种纸币。这一种说法，完全是假设，并没有举出例证来，所以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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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中有说是真宗时张咏所采用的〔78〕。有人指明是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的事〔79〕。这说也不可靠。《宋史·张咏传》没有提到这件事，张咏虽谈到铁钱，但他只报告各地铁钱的市价不一律，他反而不赞成划一铁钱行市〔80〕。说张咏作交子的，最早是熙宁年间释文莹的《湘山野录》。而记载交子最详细的《宋朝事实》和费著的《楮币谱》〔81〕则没有提到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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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在李顺起事后，停止鼓铸，民间钱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很多，乃诏知益州的张咏和转运使黄观在嘉邛两州铸景德大铁钱〔82〕。这一说把交子的起源推早了若干年，因为李顺起事和失败都是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事，所以交子的产生最早当在至道年间。这一说否认是张咏所创。所以比较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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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的产生，纵使不是在五代，也必定是在宋初。从各书〔83〕零乱的记载中，我们约略可以把交子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自由发行时期，大概纯粹是代替铁钱流通。后来由十六家富商来主持，这至迟是在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的事，可能还要早；因为在大中祥符年间，这十六家富商已经衰败，交子不能兑现，因而争讼数起。在大中祥符末已由薛田建议由政府接办。所以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应当各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最后在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才设置益州交子务，改由官办，这是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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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阶段的交子，我们所知道的最少，只有关于它的形制方面的一点点资料。我们知道交子是一种楮券，两面都有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券上并没有交子的字样，票面金额也是临时填写的。料想是应商民的请求，领用者交来多少现钱，即开给他多少数目的交子。当时大概连式样也不统一，所谓印记，不过是指发行人的图章，整个说来，恐怕同普通收据没有多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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