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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纸币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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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券和纸币是中国所发明的。中国在正式使用纸币以前，已经有几次应用了纸币的原则。西汉的白鹿皮币和唐代的飞钱，都有一种纸币的性质。皮币不能说是实物货币，因为方尺的鹿皮，没有什么使用价值，至少实价远低于名价，和纸币的性质相近。至于飞钱，虽是一种汇票，而且我们不能证明它有被转让流通的事，然而历来提到纸币的人，多说是从飞钱发展出来的〔72〕。两者的确有共同的地方：飞钱是异地兑现的票券，钞票是异时兑现的票券。后来真正的兑换券，还常常带有飞钱的性质。所以说兑换券是由飞钱发展出来的话，也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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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币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几种经济原因所促成的。第一是宋代商业的发达，因此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货，而且需要更轻便的通货。第二是自五代以来，中国形成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有时使用纸币就是为防止铜钱外流。第三是有许多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第四是两宋政府受到外族军事上的威胁和侵略，不得不养重兵以为备，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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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马殷年间（公元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来交易〔73〕，这岂不是和纸币的性质一样么？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采用兑换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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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币制，几乎自公孙述铸铁钱、刘备铸直百钱以后，就同外面有隔离的形势。南北朝以来，特别明显。对外贸易受到统制，物价也和外省不是同一水平〔74〕。这种情形，在五代及以后，更加厉害了。先有开元通宝铁钱，孟昶又铸广政通宝铁钱。到了宋代，四川以铁钱为主，大的每千钱二十五斤，中等的（应系折二钱）十三斤〔75〕。这对于商旅是一个很大的阻碍。而且铁钱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钱体积之大和分量之重，还在其每枚钱购买力之小。譬如宋初四川所行的铁钱，也有小平，每枚重一钱，可是它的购买力低，一匹罗卖到两万个钱〔76〕，有一百三十斤重。所以纸币产生于四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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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兑换券是交子。关于交子的起源，尚无法考察出来。有些学者〔77〕，想把它同唐代的柜坊发生联系，说柜坊后来对存款发出收据，这收据在市面流通，就变成一种纸币。这一种说法，完全是假设，并没有举出例证来，所以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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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中有说是真宗时张咏所采用的〔78〕。有人指明是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的事〔79〕。这说也不可靠。《宋史·张咏传》没有提到这件事，张咏虽谈到铁钱，但他只报告各地铁钱的市价不一律，他反而不赞成划一铁钱行市〔80〕。说张咏作交子的，最早是熙宁年间释文莹的《湘山野录》。而记载交子最详细的《宋朝事实》和费著的《楮币谱》〔81〕则没有提到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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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在李顺起事后，停止鼓铸，民间钱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很多，乃诏知益州的张咏和转运使黄观在嘉邛两州铸景德大铁钱〔82〕。这一说把交子的起源推早了若干年，因为李顺起事和失败都是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事，所以交子的产生最早当在至道年间。这一说否认是张咏所创。所以比较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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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的产生，纵使不是在五代，也必定是在宋初。从各书〔83〕零乱的记载中，我们约略可以把交子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自由发行时期，大概纯粹是代替铁钱流通。后来由十六家富商来主持，这至迟是在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的事，可能还要早；因为在大中祥符年间，这十六家富商已经衰败，交子不能兑现，因而争讼数起。在大中祥符末已由薛田建议由政府接办。所以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应当各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最后在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才设置益州交子务，改由官办，这是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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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阶段的交子，我们所知道的最少，只有关于它的形制方面的一点点资料。我们知道交子是一种楮券，两面都有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券上并没有交子的字样，票面金额也是临时填写的。料想是应商民的请求，领用者交来多少现钱，即开给他多少数目的交子。当时大概连式样也不统一，所谓印记，不过是指发行人的图章，整个说来，恐怕同普通收据没有多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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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阶段里，交子的形制大概有所改进，因为现在已不再是零乱发行，而是由许多富商联合发行〔84〕。这时的交子，肯定是有图案的，并且是用一律的纸张印造，图案是屋木人物。至于其他方面，如密码、花押、图章等，仍保留前一阶段的办法，形成所谓朱墨间错。券上大概仍没有交子的字样，金额也是临时应领用人的申请填写，不限多少，只要交付现钱，便发给交子。随时可以兑现，但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三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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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交子不但在经济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在文化史上也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它的印刷，大概是使用铜板，这是世界印刷史和出版史上的头等大事。其次是上面的图案，这在板画史上应当也是价值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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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发行交子的富商称为交子铺或交子户，而且交子既能远近行使，又随时需要兑现，所以除成都外，各地还有分铺。每年丝蚕米麦将熟的时候，商民需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这是交子发行最多的时期。富商取得这种发行权恐怕也是花了代价的，他们每年要向政府“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等。但那些富商后来把收进的现钱，用来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等；经营不善，资财就会衰落，在领用交子的人拿来兑现的时候，有时就不能应付，而至于打官司；有时因为交子铺户的诈伪，激起民愤，而发生挤兑的事，交子户则闭门不出，后来政府出来干涉，每贯只能兑到七八百。这是交子收归官办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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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提议由政府接办交子发行事宜的是转运使薛田，他在大中祥符末年奏请设立交子务，但当时的政府没有采纳。后来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奏请废除交子不用，他曾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收闭交子铺，封印桌，不许再发行；外县的交子户也将印桌毁弃〔85〕。但不久寇瑊去职，由薛田接任，政府叫他和转运使张若谷斟酌利害，他们都觉得废除交子有不便，仍主张由政府设交子务来主持〔86〕，政府终于接受了这建议，于天圣元年设置益州交子务。自二年二月起发行官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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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交子的形制，大概和私交子差不多，因为张若谷和薛田的奏文中曾说：“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87〕当然所同的只是大小和一部分图案，券上的文字不一定相同，官交子可以规定流通的范围和兑钱的数目，因为宋代是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的。券面大概还是不印交子的字样，金额也还是临时填写。不过有一定的等级，起初是自一贯到十贯；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改为十贯和五贯两种，并且规定发行额中，八成是十贯的，两成是五贯的。到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六成为一贯的，四成为五百文的〔88〕。券上金额的表示，可能使用套印的办法，也可能各种面额使用不同的格式或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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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宋史·食货志》说私交子以三年为一界，但《宋朝事实》所引的《成都记》和《蜀中广记》所引的元费著《交子》篇都没有提到私交子的界分，《宋史》对于交子起源的记述既不大可靠，则对于私交子的界分的说法，也未必可信。私交子可能是随时兑现的。所谓三年为一界应当是指官交子，而且所谓三年只是说挂带三个年头，并不是说满三年。中国人算年岁一向是不算足年的。所谓三年一换，实际上就是两足年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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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交子似乎有一个发行限额，而且有现金准备。发行限额每界是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89〕。但这是最高额，并不是每界实际的发行数字；如果请领的人不多，发行数就不到限额。后来把交子用来发军饷，常常超过限额。至于现金准备，是用四川通行的铁钱，每次用三十六万缗，如果照发行限额计算，那就是百分之二十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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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的产生，虽然有其客观的条件，但也伴随着许多弊害。例如私造，便是一个大问题。铜铁钱也可以私造，但铜铁钱本身有价值，私造者要出若干成本；至于交子，只需造一块钞板，纸墨几乎是不值钱的，而且交子不像铜铁钱一样是一枚一枚地造，它是成贯地造。庆历年间便发生私造的事。有人主张废交子，但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当局怎肯答应〔90〕？神宗时，文彦博又谈到交子的不便，神宗说是不得已〔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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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流通的区域本限于四川。熙宁二年曾在河东推行，后来商贾不肯将粮草卖给政府，结果又废止。陕西也行过两次，都失败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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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祐二年有人建议发行鹿皮的钱葆，饰以翠羽珠佩，与钱并行。这是仿汉武帝的皮币，无非是想防止假造。因有人反对而没有实行〔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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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大观间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四川以外的各路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就印制新式的钱引，但四川一时还用旧法。到大观元年才正式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不过元年的第四十三界还是使用旧印，使人不疑，到大观三年的四十四界才改用新的钞印印制〔93〕。至于崇宁四年外路所发行的钱引，和大观三年四川所印制的钱引，在形制上是否相同，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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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这一名称，大概是四川的方言，特别是“子”字代表方言的成分。晚唐咸通年间，西川称刻印的书为印子，以别于抄本，也带方言的味道。“交”字是交合的意思，指合券取钱。后来的会子和关子的意思也差不多，相交、相会、相关是一脉相通的字眼。钱引的意义就明确了。钱引是和茶引对立的，茶引是领茶或卖茶的证书，钱引就是领钱的证书，也就是兑换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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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引的形制，元代费著在其《楮币谱》中有说明。每张钱引用六颗印来印制，分三种颜色，这是多色印刷术的开始。第一颗印是敕字，第二是大料例，第三是年限，第四是背印；这四种印都是用黑色。第五是青面，用蓝色。第六是红团，用红色。六颗印都饰以花纹，例如敕字印上或饰以金鸡，或饰以金花，或饰以双龙，或饰以龙凤。每界不同。又如青面印则饰以花木动物景象，如合欢万岁藤、蜃楼去沧海、鱼跃龙门、缠枝太平花等。至于红团和背印则是图画故事，红团如龙龟负图书、朽粟红腐、孟尝还珠、诸葛孔明羽扇指挥三军、孟子见梁惠王、尧舜垂衣治天下等。背印如吴隐之酌贪泉赋诗、汉循吏增秩赐金、周宣王修车马备器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武侯木牛流马运、文王鸡鸣至寝门问安否等。拿整张钱引来说，最上面是写明界分，接着是年号（如辛巳绍兴三十一年），其次是贴头五行料例（如至富国财并等，多是些格言），其次是敕字花纹印，其次是青面花纹印，其次是红团故事印，其次是年限花纹印（如三耳卣龙文等，多为花草），再其次是背印，分一贯和五百文两种，最后是书放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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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晓得：钱引的形制，比交子要美观得多。费著所画的格式，虽然是自绍兴三十一年的第七十界起到淳熙六年的第七十九界为止，但我们可以断定，这种形制，是徽宗时所创始的。徽宗朝是中国美术最发达的一个时代，赵佶本人便是一个杰出的书画家。他治下的钱币也是无比精美。他甚至亲自书写钱文，对于板画岂有不重视之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钱引上的花纹图画，一定是艺术价值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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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有时还保持一点飞钱的性质，在一地出交子，在另一地领钱〔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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