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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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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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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初年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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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一朝，三百年间，清平的日子不多。由于当局重文艺，轻武备，所以在军事上是一个衰弱的时期，不断受到西、北各族的压迫：先有西夏和契丹的威胁，继有女真的袭扰，最后为蒙古人所灭亡。虽然总有一些文人学士在咏花歌月，表现出一种太平盛世的景况，特别是在北宋，但那只是一种虚假的景象，实质上社会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反映在货币流通上，就是货币购买力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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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两宋的币值，有一点应当注意，就是波动的局部性。特别是北宋。中国因为国土广大，交通不便，本来各朝的币制和币值的变动都有地方性，各地的情形，不一定相同。这种隔离性，自五代以后更加厉害了。政治上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币制上俨然许多独立的单位，差不多和春秋战国时一样。许多区域有其独特的通货，尤其是两淮和四川，它们的钱不许出界，外面的钱也不许入境〔107〕。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候一个地方通货贬值，别的地方却不受影响。例如太宗时四川的铁钱，因发行过多，一匹罗要两万钱。在真宗咸平五年七月还特别增加川陕的官俸钱〔108〕。可是在整个国家看来，那时币值还算稳定。如真宗时四川行大小铁钱〔109〕，张咏以三百五十文小铁钱一斗的价格粜米，百年后还有人称颂他的德政〔110〕。而淮蔡间麦子每斗十钱，粳米每斛两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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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最初的几十年间，一方面在求政治上的统一，一方面也想整理五代所遗留下来的混乱的币制，如禁止小铁镴钱，罢南唐铁钱，禁江南各州小钱，禁河南各州私铸铅锡恶钱及轻小钱等。但十国中北汉的刘继元到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才纳款投降，而三月间就同契丹打起来了，所以这些企图，都没有多大成就，尤其是川陕的铁钱，照旧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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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的币值问题，主要是铁钱问题，而铁钱问题，主要是四川的问题。四川用铁钱有很久的历史，远的不谈，后蜀孟昶的广政通宝，是四川正式用铁钱的开始。从那时起，四川就一直用铁钱。陕西、河东等地使用铁钱，也是受了四川的影响，然而后蜀的铁钱铸得不多，没有发生贬值的现象。到宋初铸额突然增加，才不能同铜钱维持平价，因而铜钱就被驱逐，使四川成为一个专用铁钱的地区。后蜀每年铸造铁钱的数目，不得而知，但宋初在益、邛、嘉、眉（或为雅州之误）四州，每年就铸造了五十多万贯的铁钱〔112〕。这数目即使是铜钱，也不能算少，而铁钱乃是一种价值符号，当局原想用来和铜钱平价流通的，等于一种信用货币；在数量上既不加限制，又不能维持兑现，所以它的价值就维持不住了。铁钱对铜钱的比价，原是一对一〔113〕，乾德四年由一点一比一降为五比一〔114〕，太平兴国年间变成十比一〔115〕，甚至低到过十四比一〔116〕。大概两万钱一匹的罗价就是这时候的事。据说淳化五年当局规定十比一〔117〕。李顺起义，各监都停铸〔118〕，那是淳化四、五年间的事。李顺失败后，虽然恢复鼓铸，但数额逐渐减少，到大中祥符七年以后，每年只铸造二十一万贯〔119〕，皇祐年间又增为二十七万贯〔120〕，嘉祐元年又减少十几万贯〔121〕，四年嘉、邛二州停铸十年，每年只有兴州铸三万贯〔122〕。铁钱的价值大概没有再向下跌。熙宁、元丰年间，铁钱的铸造又有增加，但熙宁末年四川的嘉、邛、兴三州的铸额每年不过二十三万六千多贯，元丰年间不过十三万九千多贯，远比不上宋初。所以元丰二年利州路银铁钱的比价是一点五比一到二比一〔123〕，因当时开支的弥补主要靠发行交子，铁钱已不是重要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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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福建建州的铁钱也有贬值的现象。其实，福建铸造铁钱总数不过十万贯〔124〕，那是太平兴国年间的事，大概由于当地人民不习惯于使用铁钱，所以价值不能维持。太平兴国八年以前，对铜钱是三比一〔125〕，景德二年就跌成十比一〔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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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宋铁钱的流通是很混乱的，过去学者的研究比较笼统，只把各种铜铁钱的比价记录下来，不加整理，使人看了不知铁钱到底是越来越贵呢还是越来越贱〔127〕。一定要以同一地区的比价为标准来比较，因为各地区的比价不一定相同。例如在至道年间，利州路是五比一，绵州路是六比一，益州路是八比一，陕西是十比一〔128〕。就是同一地区，有时因用途不同而有不同的比价，例如在川陕，咸平初年，人民缴纳田税，还是一枚铁钱当一枚铜钱用，对于吏卒的薪俸则以五枚铁钱作一枚铜钱，在交易上则要十枚铁钱作一枚铜钱〔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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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整个宋朝来看，北宋最初的七八十年间，货币的购买力还算高。尤其是在铜钱区，大家都说当时“物价至贱”〔130〕。这虽然只是比较的话，但因初年社会稍微安定，人口又不多，所以物价应当是便宜的。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因米价腾贵，官定每斗七十文〔131〕。在丰年，米价还要低。司马光曾说太宗平河东的时候，米价每斗十余钱〔132〕，那大概是太平兴国四年的事。端拱二年粟麦每斗十钱〔133〕。淳化二年岭南米价每斗只要四五个钱〔134〕。咸平年间用铁钱的四川也只要三十六钱一斗〔135〕。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底淮蔡间粳米两百钱一斛〔136〕。次年斗米自七八个钱到三十个钱〔137〕。大中祥符五年底河东一斛米卖一百钱〔138〕。就是在发行交子以后的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京西的谷价，还跌到过每斗十钱〔139〕。天圣六年有同样的报告〔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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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最重要的一次贬值，是同西夏元昊的战争引起来的。仁宗宝元二年正月，元昊表请称帝，十二月便同北宋打起来。本来北宋并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和平，尤其是边境上，总是很紧张的。乾兴元年十二月已有人报告，说“商旅往来，边食常艰，物价腾涌，匹帛金银，比旧价倍；斛食粮草，所在涌贵”〔141〕。天圣五年金价每两上涨一贯〔142〕。当时农民多被征去当兵，不但生产减少，而且灾害也会增加。对西夏战事一发生，财政上自然更加困难。所以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底就铸造当十钱来助边费〔143〕。庆历元年九月元昊侵陷丰州等地，所以又命河东铸大铁钱；十一月令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三百万缗充陕军费〔144〕。五年又铸当十的庆历重宝铜钱和铁钱〔145〕。当十铜钱不到两钱重，等于减重成五分之一以下。铁钱的铸造，溢利更大，尤其是当十铁钱，铸造成本不到十分之一。宋朝历代都铸铁钱，但数目不多，而康定、庆历间铸造的数目却比较多〔146〕，价值很低，使铜钱隐匿〔147〕，或被销毁改铸恶钱〔148〕，物价自然腾贵〔149〕。甚至连小铁钱也可能被销镕改铸，因为史书都提到庆历小铁钱，而且似乎铸得很多，却没有留传下来。而大铁钱则不难见到，如果不是史书记载错误，就是被人销镕改铸大钱。庆历八年停铸铁钱〔150〕，将大铜钱改为一当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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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币值下跌，不仅由于铜铁钱的贬值，还由于钞票的使用。北宋的交子正是在仁宗时改由国家发行，虽然发行额以一百二十五万多缗为限，但因流通区域小，而且有人私造，所以加剧了货币贬值的趋势。庆历七年转运使因伪造交子很多，想加废止，当时的交子务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铁钱也可以伪造，难道可以废铁钱么？〔152〕文彦博于庆历八、九年间知益州时曾上奏，谈到成都交子务发行交子每年获利很厚，因为当时已没有现钱作准备〔153〕，所以不但不取消交子，而且想加以推广。例如熙宁二年条例司主张在河东行交子法，但转运使反对。又沈起以陕西现钱不足，请行交子，也因有人反对而罢〔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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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物价到底涨到什么程度呢？天圣四年的米价每斗自七十文到一百文足钱〔155〕。前面说过，天圣六年谷价每斗还跌到十文。明道初因江淮间旱蝗，米一斗曾卖到几百文〔156〕。庆历三年在产米区的江浙，每斗也要六七十文足到一百文省〔157〕。北方大概更贵。庆历八年后，河北地方每斗七百，有时高到一千〔158〕。这可能是用铁钱计算的价格。皇祐二年两浙饥荒，要一百二十文一斗谷〔159〕。未遭饥荒的孟州，小麦价格在麦熟时是六十文一斗，过时当局收籴，每斗自九十文到一百二十文〔160〕。大抵在皇祐年间，东南的米价，在丰熟的时候，每斗五六十文或八九十文；饥馑的时候，则每斗一百二三十文或二百二三十文〔161〕。其他商品也都有涨价的记载〔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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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家提到熙丰以前，有不胜怀念的感情。所谓“斗米斤盐”的古典比价，大概就是指这个时期。据说这时一斗米和一斤盐都是七十六文。盛唐的米和盐也约略适用这比价。当时盐价是十钱一斗，即两个钱一斤，米价到过二十钱一石，一斗也是两个钱。但唐代的斗和宋代的斗不相同，所以同是斗米斤盐，实际已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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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和元年，西夏被契丹征服，而宋代同契丹暂时是处于盟国的关系，所以战争就告了一个段落。铁钱已暂时停止铸造，大铜钱作价也有改变，而且开铸小铜钱，物价大概逐渐平复了。史书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163〕，应当就是指这个时期。不过至今未见皇祐小钱，至和钱仍是比较轻小，制作也粗恶，而且还有大钱。就是嘉祐钱和治平钱，也赶不上战前各钱的精整。可见当时的平复只是物价不再上涨，谈不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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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熙丰年间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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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产生了中国的第二次货币流通高潮，这高潮的顶点是在熙宁元丰年间。唐末到五代，由于钱币的缺乏，实物经济的成分大为增加，就是在北宋最初的几十年间，实物经济还是很盛行，从官俸制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嘉祐年间官吏的收入中，实物自百分之七或八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元丰年间一方面铸钱的数目激增，另一方面官吏收入中货币所占比重反而减少，各种官级只有百分之三十几到四十几是现钱，其余用实物支付。但是钱币的铸造数量是越来越多了（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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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北宋铜钱铸造额表〔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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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庆历年间，因为铸造当十钱，表面上数额显得突出以外，其余各年的铸造数额，基本是逐渐增加的，以熙丰年间为最高点。熙宁年间增加了许多铸钱监，四年京兆府和华州各置一铜钱监，七年河南府置阜财监，卫州置黎阳监，两浙的建德府置神泉监，荆湖的鄂州置宝泉监，八年京兆府和华州各置铁钱监，淮南安庆府置同安监铸铜钱，九年陕西岷州置滔山铁钱监等。唐朝天宝年间每年铸钱数只有三十二三万贯，以全国人口计，每人只摊到六七文，北宋初年就在十倍以上。有人说开元年间每年铸额满百万，也只及北宋元丰年间的五分之一，铁钱和纸币还不在内。当时流通中的货币总数，难以计算，但如果根据各年的铸造额来计算，则北宋到元丰末年为止，已铸造的铜钱，当在一亿四五千万贯，无疑还有私钱，合计当接近两亿贯，铁钱应有几千万贯。还有少数交子。前朝旧钱无疑还有大量在流通，特别是开元钱，大概要占全部铜钱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165〕，所以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两亿五六千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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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之多，一方面是生产发展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反映当局的政策，特别是熙宁、元丰年间铸造数额的突然增加，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措施。可能是王安石的政策，或受了他的政策的影响。王安石是一个讲求富国强兵的人，是商鞅一类的政治家。他之所以没有把北宋弄成一个像汉唐那样强盛的帝国，是由于受到很大的阻挠。他远在皇祐年间就说当时财政的困难，在于管理得不好。他主张提高官吏的待遇，而且说可以不伤经费〔166〕。这自然只有铸钱和加税。他的政策是要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使政府的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在他执政之后，这几点都做到了。铸钱、税收和官俸都大大增加了。他铸的钱，并没有全部发行出去，实际上大部分存留或收回在国库，因为官吏的薪俸大部分还用实物支付。他无疑认为这些钱币是国家的后备力量，然而他所追求的目的却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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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货币经济的飞跃式的发展，在军事上虽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因为货币不是投放在武备上，而是用来维持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豪华生活，但是在文化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差不多促成了一次文艺复兴。无论在史学、文学、哲学、美术和科技方面，都呈现出少有的活跃，并取得优异的成就。这些成就的总和要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只有战国时期或许要除外。这些成就同铸钱数字大体上表里相应。我们不能说完全是巧合。论理只有从自然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那种质的变动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单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足以促成文化的发展，可是如果当局有意识地利用货币来发展文化，来鼓励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那么，文化也是会受到促进的。近代有些经济学家以为货币数量的多少，丝毫没有关系，货币数量的增减也没有什么重要性。他们说，货币数量增成十倍，则所有的物价和工资会同样增加十倍，谁也占不了便宜；货币数量减少也是一样〔167〕。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首先，物价和工资绝不会按照货币数量的增减来作同比例的增减。其次，他们把社会事物看成一种静止不变的，以为变动是例外的，静止是正常的。不知道事物永远在变，永远也不会静止；货币数量的增减，不会是在各个部门或各人的收入上同时按比例增减，每一次增加必然会使得社会的购买力作一次再分配，单拿官俸和工钱来说，谁的收入增加得多或增加得早，谁就占到便宜，就受到鼓励。北宋政府把大量的货币投在士大夫阶级身上，就无异于鼓励士大夫阶级，因而推动了他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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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币制有明显的割据性，却没有阻碍文化的高潮，这似乎是一种难以解释的事，而且古代希腊和中国在战国时期也有同样的情况。对此我有两点解释。第一，在北宋，各个不同的货币区，币制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重要的铜钱区，没有发生长期的减重情形。北宋文化正是以这些地区为基地。古代希腊和战国时的中国也是一样。稳定的币制本身不足以引起文化高潮，但至少不至于成为障碍。第二，各货币区之间，有银绢可以通行，这是两种区际的支付手段，特别是白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换取当地的钱币。战国时期的黄金也有这种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割据是一种开放的割据，不是一种封闭的割据；若是封闭的割据，那就会阻碍商品的交流和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