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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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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崇观年间币值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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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自从徽宗即位（公元1101年）以后，天下便多事了。对内有蔡京弄权，民不聊生，引起方腊宋江等人的反抗；对外因童贯启祸，失却信用，招致金人的进攻。开支增加，发生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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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矿产以熙丰间为最盛。例如铜产，皇祐中每年约出五百万斤。天禧七百万斤。元丰元年增为一千四百六十万斤。铅锡也有同样的增加，所以熙丰间能铸造那样多的货币。元丰以后，产量就逐渐减少了。绍圣初做了户部尚书的蔡京曾多方想发展当时的坑冶事业，但没有什么成绩。于是讲究所谓浸铜术〔220〕，这就是用所谓胆水浸铁成铜，是中国的炼金术。浸铜术据说创于许申。绍圣年间张潜曾著《浸铜要略》一书。大概成效不大。宣和六年当局正式承认，坑冶之利，“稽之熙丰，十不逮一”〔221〕。所以自元祐以来，铸钱数额减少〔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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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铸钱数额减少，并不就等于通货数量减少。自元祐间王安石死后，免役法废止，并且再禁铜钱输出国境，市面通货，应有增加，大概折二钱比小钱多，这就是贬值的性质，物价已开始上涨。尤其是以铁钱计算的物价〔223〕。元符年间米价每斗自三百而五六百，而至一千〔224〕。元符三年夏秋两季都是丰收，但物价也没有回跌〔225〕。年底河北几州因有水灾，每斗米要三四百文〔226〕。而到12世纪，就再也看不到以前那样的低物价了。建中靖国元年春天，即徽宗即位的一年，稍为边远的地方，如鄜延路新城堡寨籴米，每斗有到一贯四百文省的〔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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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得势。这年辰沅（湖南）徭人起义，十二月便铸当五钱。次年又有安化蛮人起义。于是又铸当十的崇宁重宝钱。除陕西、河东、四川等铁钱地区以外，都令通行。三年废止小平钱和当五钱，专用当十钱。连熙宁以来所积压的折二钱，也改铸为折十钱。这种大钱发行后，民间生出许多纷扰，甚至有拿钱买不到东西的〔228〕。因为无论从重量上来说，或从含铜的成分上来讲，一枚大钱都比不上天禧小平钱的三枚，每枚只有三钱重，含铜还不够六成，贬值成三分之一以下。结果钱分两等，市有二价，发生盗铸。苏州章盗铸到几千万缗之多，至兴大狱。私铸的钱，重量自然不到三钱。小平钱多被人销镕改铸，后因物价上涨，乃令东南改为当五；然而仍有私铸，乃再改为当三。这大概是崇宁四年的事〔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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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蔡京再做宰相，又主张用当十钱。所以除小钱折二当三以外，又铸当十大钱，都以大观通宝为文。大观当十钱虽然比崇宁当十钱厚重得多〔230〕，然而比起小钱来，还是省铜，私铸还是有利。三年蔡京再下台，计大钱为害已有九年，各方都加以攻击，新宰相张商英主张收回，每十贯给银一两绢一匹。收回后挑选分量比较重的改为当三。这主张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实行了。自然又有人受损失〔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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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在铸崇宁当十钱之后，又铸所谓夹锡钱，是一种铜锡合金，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四斤，白锡二斤，每枚不到三钱重，当铜钱二枚。这是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事，本来限陕西使用，但有人提议通用于全国，蔡京以为对，刚好他又下台，所以终未通用。到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恢复宰相职位后，改铸当五的夹锡铁钱。陕西一向只用铁钱，所以初见夹锡钱，倒反看得重〔232〕。只因成色越来越低，有时要七八文夹锡钱才抵得一个铜钱，和铁钱差不多。这使物价上涨几倍〔233〕。三年蔡京再下台，曾废止东南所铸的夹锡钱。次年连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的夹锡钱也废用，但陕西仍以夹锡钱和大铁钱并用，都作折二。于是东南的夹锡钱，全运到陕西去，结果跌成二十文当一文用〔234〕。政和二年蔡京又得政，又请复用夹锡，于是各路铜钱监鼓铸夹锡的政和通宝钱。夹锡乃表示一种成色，钱文仍用当时的年号，但因废了又用，用了又废，人民也常常拒用，则以法惩，闹了几年，纷纷扰扰，连徽宗自己也说：夹锡钱之患，甚于当十钱。到重和年间关中还有铸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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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期间，不止铜钱贬值，川陕一带的纸钞也在膨胀。交子自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以来两界同时流通，在四川已发生局部的膨胀。绍圣（公元1094—1097年）以后，发行的数目屡有增加，用在陕西沿边募兵和办军粮。计绍圣元年增加十五万贯，元符元年增加四十八万贯〔235〕。因此价值大跌，换发的时候，新交子一缗收回旧交子四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京西路（今河南）也用交子，四年改为钱引，通用范围更广，除闽〔236〕浙湖广以外，差不多都可以用，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更大。这时正在同西夏作战，军费开支浩繁，发行额不断增加〔237〕。崇宁元年增两百万。二年增一千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四年增五百七万五千。大观元年增五百五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六〔238〕，超过天圣年间界额的二十倍。后来（公元1108年）不再有现金准备，钱引一缗只值得十几个钱或几十个钱〔239〕。大观年间改革四川币制，发行钱引，发行额以天圣的一百二十五万多缗为限，但对于四十一界到四十三界旧交子不予兑现〔240〕。等于作废，商人至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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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崇宁大观以后，物价更加上涨〔241〕。崇宁初鄯廊在特殊情形下，米价每斗到过三四贯足〔242〕。绢价在建中靖国元年每匹要一贯四五百文足〔243〕，大观二年徽宗曾亲批“方今绢价倍高”〔244〕的字句。连京师的房租也加倍〔245〕。政和初（公元1111年）“诸路绸绢布帛比价高数倍”〔246〕。政和二年米的市价是每斗一百二十文〔247〕。宣和四年，榷货务说米价比熙宁元丰以前高四倍〔248〕。熙宁二年的米价，外郡是每石四百，京师一千，八年政府曾以八百一石的价格粜给人民。宣和四年每石是二千五百到三千。七年底每石要一万〔249〕。这些还是钱价，如果折成纸币价格，更不知要高若干倍了。因为大观元年陕西、河东等几路的引价只值五十至七十文，成都也只值得二三百文，而民间交易，十千以上，一半用现钱．一半用钱引〔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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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的人民看来，棉价比绢价更重要。但棉价资料非常缺乏。古代棉价很高，往往以两论价。因为棉花传入中国比较晚。南朝刘宋永明二年，要四千八百文一斤。五代的时候，南唐要两百四十文到六百四十文一斤。北宋也差不多：最高是嘉祐中的九百三十二文足一斤，最低是熙宁七年的一百二十三文足一斤。元丰时是四百三十一文足一斤。可见上下不大，看不出什么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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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没有金人侵略，经济基础也发生动摇了。宫中奢侈无度，政府则滥授官爵。在太宗的时候，一个宫人月俸只五贯钱，且有低到七百文的。神宗时一个贵妃每月料钱八百缗。嫁一个公主花到七十万缗。政府官吏在景德时是一万多人，皇祐时增加到二万多人，治平时为二万四千人。徽宗时更是变本加厉，卖官鬻爵，京师有童谣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节度使有八十几个，刺史有几千个，而且有一身兼十几个人俸给的〔251〕。所以当时有人说“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252〕。实际上这班士大夫并不贱，因为人民要花许多钱来供养他们。这种现象也许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但在朝的人既不知道紧缩无谓的开支，只有铸钱抽税来应付，使人民的负担加重，人民只好逃亡。方腊、宋江、张万仙等，便是因此而起来的。这些农民起义刚被镇压，金人已分道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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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因为货币购买力减低，需要的货币数量增加，自然影响于国家岁入和居民的收入。宋初每年收入一千六百多万缗，等于唐肃宗初年的二三十倍，比大历末年的岁入还要多三分之一。天禧末年增为二千六百五十多万缗；嘉祐间增为三千六百八十多万缗；熙丰间增为六千多万缗〔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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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民收入方面，则分配得很不均。高级官吏的俸禄空前地优厚，而低级官吏的待遇则显得微薄，劳动人民的收入自然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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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官吏的收入，无论在货币数量上或是真实所得上，都远超过前代（见表5-2），并且赢得许多官僚阶级代言人的赞扬和羡慕〔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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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历代高级官吏月俸比较表〔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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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低级官吏的收入就差得多了，不但比不上高级官吏，而且还比不上盛唐的低级官吏（见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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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历代低级官吏月俸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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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宋代官吏所得，只是一种极粗略的计算。它的可靠性还不如汉唐。因为各种实物的作价有很大的上落，特别是米价。不过无论如何，高级官吏的真实收入要超过汉唐，这是没有问题的。低级官吏中，以元丰时的承务郎来同汉的百石和唐的九品比较，是否适当，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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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劳动人民的收入，自然更低。但数据缺乏，计算也困难，因为往往兼用现钱和实物来支付。例如开宝四年绫锦院的户头（工头？）每人每月料钱七百文，粮三石五斗，口食米豆六斗。各用女工三四人，每人月粮二石，米豆又六斗〔256〕。当时米价每石七百文。如果月粮指米，则户头每月可得三公石三斗九大米，女工为一公石三斗六。如果月粮是给谷，则户头每月的真实收入为二公石三斗二，女工为一公石零六升。治平年间的义勇每月只能拿到七公斗米。元丰年间的工钱比较高，一个搬运夫每月可以拿到三公石二斗半米。政和年间的水闸工闸匠只能拿到一公石六、二公石二六（见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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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北宋工人收入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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