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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08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4]
1703706309 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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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11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5]
1703706312 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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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14 宋代是士大夫文化特别发达的朝代,特别是北宋,产生了一次文化高潮,然而在货币理论方面是令人失望的,反而不如南宋。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士大夫耻言利,儒者自以为不应知钱谷,以为关于耕织的事应当去问奴婢。其次,正当产生文化高潮的熙丰年间,士大夫的待遇最好,他们手里有的是钱,铁钱也好,交子也好,对于他们的豪奢生活,丝毫没有影响,所以在他们看来,是没有货币问题的。到了南宋,情形就有点不同了:首先,纸币是一件新鲜事物,容易引起好奇心;其次,南宋官吏的待遇就比不上北宋盛时,而且纸币的贬值,多多少少要影响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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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16 北宋谈到货币问题的人有李觏、司马光、沈括、苏轼、苏辙等人。李觏(公元1009—1077年)是一个数量说者。他在《富国策》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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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18 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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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20 这种见解自然没有什么新奇,自一两千年前的《管子》以来,历代都有人说同样的话。大观四年的诏书也说:“钱与物同,少则贵,多则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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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22 在货币经济特别发达的北宋,也还有带实物论倾向的人。也许应当说,正由于货币经济特别发达,才引起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的忧虑。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在反对王安石的免役钱的时候,就流露了这样的思想。他在元祐元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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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24 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殊不知农民出钱难于出力。何则?钱非民间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柘而已,无积钱数百贯者也。自古丰岁谷贱,已自伤农,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矣。〔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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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26 这种话唐代的陆贽、白居易等人就已经说过。免役钱的当否姑不论,但这是租税货币化的自然趋势。司马光、苏轼等人所反对的正是这种趋势。他们并不真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而是在替地主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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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28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对于货币的流通速度,有所阐明。他曾对神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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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30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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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32 他认为货币流通次数越多,则作用越大。欧洲的经济思想史,以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是17世纪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的重要贡献;洛克说:一个钱流通一百次,就等于发挥了一百个钱的作用。这见解基本上在六百年前就被沈括道破了。唐人已有这样的看法,但没有沈括讲得那样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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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34 苏轼(公元1036—1101年)是一个金属论者。他在《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资之由》〔419〕一篇策问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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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36 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郊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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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38 他主张钱的名目价值要同币材价值相等,并且反对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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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40 他的弟弟苏辙(公元1039—1112年)却带法家的口气。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他在《论钱币通用仓库充实之策》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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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42 钱币国之所为也,故发而散之于民。〔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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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44 这句话同近代的货币国定说差不多。他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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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46 夫钱者,官之所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从生也。古者上出钱以权天下之货,下出米粟布帛以补上之阙,上下交易,故无不利。〔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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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48 这就同唐朝的陆贽、白居易以及本朝的司马光的观点一样。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实物论者,只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还有实物论的残余,因为他们是地主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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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50 到了南宋,留心货币问题的人就多了,如罗泌、虞俦、辛弃疾、袁燮、袁甫、叶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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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52 罗泌是研究古代史的,在《路史》中有一篇《论币所起》,但他所想考证的是货币起于哪一个具体的时代,换言之,即起于哪一个皇帝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他对货币是帝王所为还是自己自发产生的,显然不感兴趣,因而关于这一点,他的话并不十分明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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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54 民知饮食衣裳之用,而货币作,货币作而天下通,圣人守之,所以为治也。则其势之来,其当生民之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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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56 从几句话看来,他是认为货币是民所作,而圣人守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货币的产生是自发的,货币产生之后,天下的商品才得以流通,而且帝王利用它来进行统治。也可以说,帝王们保持了这种自发产生于民间的货币,使国家得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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