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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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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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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学术比较发达，可是在货币史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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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有《食货志》一卷，内容夹杂着一些关于币制的话，零乱没有系统，不知是否残阙。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根本没有食货志。这位金石学的奠基人之一竟没有注意到货币或钱币，大概又是他的道学思想在作怪。《新唐书》的《食货志》也不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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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有《食货志》五卷，其中货币史只占半卷多一点，共三千三百零一个字，自隋末的所谓白钱五铢到唐昭宗末年。内容比《旧唐书·食货志》还要简略。新志虽不是抄录旧志，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而且新志有不及旧志的地方。第一，旧志所收的史料比新志多。例如关于铸钱监，旧志说，武德四年七月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新志则笼统地列举洛、并、幽、益、桂等州的钱监。关于开元钱的读法，旧志说是先上后下，次左后右，又说回环读之，其义亦通，并说流俗谓之开通元宝。而且引乾封二年正月的诏文，其中明言：“开元通宝……为万代之法。”这可说交代得很清楚。但新志只字未提。第二，新志的话有些是可疑的或错误的。如关于隋末的白钱，不见旧志，这事是可疑的。又如关于重轮乾元钱的重量，旧志说是每缗重二十斤，新志说是十二斤，应以旧志为正确。新志唯一的补充史料是关于史思明的钱币，这事旧志没有提到，但新志把得壹元宝写作得一元宝。此外关于飞钱的事，新志比旧志略为讲得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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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郑樵（公元1104—1162年）的《通志》有《食货略》二卷，内容包括十五项，钱币只是其中的一项，共六千多字。郑樵是反对写断代史的，自然是用通史的方式来写货币史，自起源到唐末的长庆元年。他对于史料的判断力并不比前人高明，反而说了些贻误后人的话。例如关于货币的起源，司马迁虽然说过是起于高辛氏之前，并说过虞夏之币金为三品的话，但他承认靡得而记。班固也承认：夏殷以前，其详靡记。可是千多年后的郑樵却敢断言太昊以来就有钱，并且说：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这种附会大概是基于当时对出土的一些先秦刀布文字的穿凿。因为北宋董逌的《续钱谱》就说自太昊葛天氏至尧、舜、夏、商都有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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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对于太公的九府圜法、禹汤的铸币、周景王的大钱、楚庄王的以小为大等等说法，也深信不疑，而且犯了些新的错误：说周景王的大泉文曰大泉五十，可见他连《汉书·食货志》也没有好好读过。关于秦汉的币制，他显然是抄袭《汉书·食货志》，因此继承了班固的错误。例如关于汉初令民铸钱的事，他不依司马迁的正确说法，却照班固的不正确的说法，说是令民铸荚钱。其余部分，也是抄袭前人，没有什么新东西。所以单就货币方面来说，读了杜佑《通典》和两部《唐书》，《通志》几乎可以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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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自说对于文字学下过功夫，可是《通志·六书略》中关于古币文字的解释多半荒谬。例如对于垣字环钱的解释，看了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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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史家对郑樵说过不少好话〔441〕。但在货币史方面，《通志》不如《通典》。第一，在内容方面，《通典》比《通志》充实些。第二，在取材方面，《通志》更加不严谨。第三，在体例方面，《通典》按朝代分阶段，《通志》虽然实际上也是这样叙述，可是不分段落。恭维郑樵的人，说他对于史学有贡献；甚至有人把他赞成通史、反对断代史的态度算作一种贡献，这就大有问题了。这只是一种观点，不能作为学术上的成就而给以记分。而且这种观点是一种片面的观点。首先，一方面，任何时代都需要通史、专史和断代史，断代史也是一种专史。学术越进步，治专史的人应当越多。另一方面，学术无论怎样进步，仍然需要通史、专史和断代史。其次，所谓通史、专史和断代史，都是相对的，天下没有一部真正的通史，也没有一部纯粹的专史。任何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想要看得全面一点，因而喜欢通史；另外一些人想对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看得仔细一点，因而喜欢专史或断代史。在治世界史的人看来，一国的通史仍是一种专史。在现代人看来，《史记》与其说是通史，不如说是断代史。近代欧美一些史家，明明写的是欧洲史，却自称世界史，那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夸大。郑樵的《通志》，自称通史，实则仍有所专，内容并不平衡，许多方面只是抄袭，货币史方面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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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等人的《资治通鉴》是专为教育封建统治者怎样做皇帝的一种历史教科书，只谈治乱的大道理，对于典章制度是不注重的，所以里面关于货币史的资料不多。可是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却有许多关于北宋货币和物价的资料，可惜全书差不多有一半散失了，而且它的资料是零散的，不像《通典》《通志》那样集中。《宋会要辑稿》也是这样。虽然它有食货部门，而且有许多可贵的资料，可是非常零乱，不能称为著作。另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有许多关于南宋币制的资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编年体，《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纪事本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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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书都不是货币史的专著。在这些书中，货币史最多只形成一个小部分。但宋代关于货币史是有专著的，例如杜镐的《铸钱故事》二卷便是一种专著，可惜没有留传下来。从《宋史》中我们知道杜镐是当时熟悉货币掌故的一个人，太宗曾问他为什么西汉赐予都用黄金，到了宋代，黄金变成难得之货。杜镐说黄金为佛寺所消耗。不管他的话对不对，可见当时太宗是把他看成专家的。他的《铸钱故事》大概著于咸平二年，也许不是一人的著作〔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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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张潜的《浸铜要略》一卷〔443〕和叶楠的《池州永丰钱监须知》一卷〔444〕，也都同宋代币制史有关，但都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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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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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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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货币经济有飞跃的发展，货币制度非常复杂，钱币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钱币种类之多，可称空前。大概收藏钱币的风气相当普遍〔445〕，王十朋曾作诗讽他两个儿子，说“广拾汉五铢，远及周九府”〔446〕。所以研究钱币的人也多，可惜绝大部分著作都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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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关于钱币的著述而见诸记录的有陶岳《货泉录》〔447〕、金光袭《钱宝录》、杜镐《铸钱故事》〔448〕、于公甫《古今泉货图》〔449〕和《钱氏钱谱》〔450〕等。陶岳《货泉录》专记五代各国铸钱原委及幽州、岭南、福建、湖南、江南等地的钱币〔451〕。金光袭《钱宝录》据洪遵的意见，是“述事援据，颇多疏略”。其余几种的内容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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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关于钱币的著作，大概要以董逌的《续钱谱》十卷和李孝美的《历代钱谱》十卷比较重要。两书都成于绍圣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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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逌字彦远，在徽宗时曾任过书学博士，有《广川画跋》六卷留传下来。据说他另有《万泉志》和《赵家千家钱谱》〔452〕。有人说〔453〕他祖父尝得古钱百枚，叫他考证其文字，著为钱谱，以前世帝王的先后为序。自太昊葛天氏至尧舜夏商，皆有钱币。可见穿凿附会。罗泌《路史》中关于货币的材料主要就是依据董谱。洪遵《泉志》曾引用十一条。除千秋万岁外，都是正用品，而且多是不大常见的钱，如永平元宝、天策府宝、天德重宝、应天元宝背万、两（应为甾）、垣、天福镇宝、应历重宝等。而越南的太平兴宝两见，一作大兴，一作太兴，都不知其来由。他以为天福镇宝是石晋的钱。垣字钱读作一文钱，但说明是环钱，这是前人未道及的。对两甾钱的解释也不恰当。所以除五代钱外，他没有提供什么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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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美的《历代钱谱》据说是将《顾烜钱谱》和《张台钱录》两书增广而成的。洪遵也说它疏略，可是大量加以引用，《泉志》共引用了五十多条。据所引的看来，对前人著录的钱币有些补充说明，但没有大的贡献。如天福镇宝，他也读作天镇福宝，却说形制与石晋的天福钱不相侔，他可能见过董逌的书。他提到大朝金合，说是外国钱。他虽没有肯定是什么时候什么人铸的，可是千年来也没有人比他高明些。至今钱币学家还说是蒙古人建元以前所铸，不知李孝美的时代，连铁木真的祖父也还没有出世。《泉志》在“藕心钱”条下提到《李孝美画谱》，不知是不是说李孝美的《历代钱谱》附有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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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只有洪遵（公元1120—1174年）的《泉志》这部书留传了下来，这是中国现有最早的钱币学著作。洪遵字景严，江西鄱阳人，生于宣和二年，是洪皓的儿子、洪适的弟弟、洪迈的哥哥。绍兴二十八年任起居舍人。曾同高宗讨论过铸钱问题。后任中书舍人，并议设置永平和永丰钱监。也任过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江东安抚使、资政殿学士等。死于淳熙元年。《泉志》作于绍兴十九年，他才三十岁。全书十五卷，内容分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天品、刀布品、外国品、奇品、神品、压胜品等九类。这种分类法，不伦不类，但也不是他的独创，他只是沿用前人的分类法。《泉志》的内容大部分也是引用前人的话。综计他所引用的著作在九十种以上，包括正史、笔记和钱谱。但他也不仅仅是抄录前人的话，在引文之后，往往加上自己的按语。凡加按语的，大抵都是他自己所见过的钱。《泉志》所列举的钱币共有三百四十八品，有少数是重复的，大部分是洪遵所没有见过的。他在《泉志》的序中说，他只收藏一百多种钱币。可见他所见的钱不多。他的按语也没有什么创见。多是因袭旧说，如以宝化为景王钱，以汉兴为荚钱，等等。他自己也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在“开元钱”条下说：“凡八分、篆、隶三品。”这是误解《唐会要》所说的“含八分、篆、隶三体”的话，而且把南唐开元也算作唐开元。《泉志》所收钱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刀布很少。洪遵大概只见过安邑二釿和梁充釿五当寽两种，刀币则一种也没有见过〔454〕。他在按语中好批评李孝美，但在这方面的见识却不如李。这是由于他生活在南方，而刀布出在北方。第二是契丹钱币很多，如通行泉货、天赞、重熙、清宁、大康、大安、寿昌、乾统、天庆等钱，都是由他首先著录的，这似乎难以理解，因为生在北宋的李孝美却没有见过这些钱。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是由于他的家庭关系。他父亲于建炎三年曾以礼部侍郎充大金通问使，留金达十几年，绍兴十二年才回来。那时金人还没有开始铸钱，用的是辽宋钱，洪皓回来时如果不携带一些辽钱，也会谈到他所见的辽钱。那时洪遵已二十二三岁，离他著《泉志》仅七年，料想必已对钱币产生兴趣。关于朝鲜的海东钱和东园钱，也是《泉志》著录得最早，可能也是洪皓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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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志》对于后代钱币学影响很大，几百年来被许多钱币学家奉为经典。但是也受到一些批评。有人说：它仅从虞钱开始，没有黄帝前后的钱币如轩辕氏金、太昊氏之棘、神农货、少昊货、高阳氏金、帝喾货等〔455〕。也有人说太昊葛天之币，本为可疑，而《泉志》居然画出图来，极为可笑。其实《泉志》所附的图是明代人加上去的，并不是洪遵所画的。《泉志》原来应当是有图的，但因一直没有刊行，长期间转相传抄，到明代万历年间才有刻本，所以原图已失传。那些批评是无的放矢，反使批评的人自己成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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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年间罗泌的《路史》不是一部关于钱币的专书，但对后代钱币学有一定的影响。司马光等人编著的《资治通鉴》自战国开始，许多人认为是腰斩中国历史，纷纷想补足上古的一段。罗泌著《路史》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但他不说补《资治通鉴》，而说补《史记》，他说刘恕〔456〕等人学识狭浅。他能写出一部一二十万字的虞夏以前的古代史，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的确也是一个博学的人，所采典籍，五纬、百家、山经、道书，无所不包。他的叙事，旁引曲证，都有所本；可是他的议论，却多捕风捉影。他重视考据，重视钱币，利用钱币来证明他的说法。但关于钱币的资料，主要是根据董逌等人的钱谱。他自言作过独立的观察。他在《论币所起》一文中自言“尝博访古币，订以封禅之文，匜洗之刻，证以汉简”等，得出结论，有葛天、轩辕、尊卢之币，大昊九棘，神农一金，黄帝、少昊之货，喾货一金，高阳平阳金、尧泉、舜当金，策乘马之类。实际上他未必亲见过这些钱币，他所提布币的阔广轻重，都见于洪遵的《泉志》，但洪遵说明是引自旧谱，并承认文字不可识。而《路史》则无所不识。例如垣字环钱的垣字它说是神字，是神农金。例如的一釿，它说是少昊货。当寽布它说是舜当金或策乘马等。任意穿凿。有时一币两属。他还批评其他钱币学家如顾烜、封演等不识古文。董逌稍能辨识，但不应把葛天尊卢之币置于太昊币之后等等。应当指出：罗泌的历史知识自然要高于以前的钱币学家；而关于文字学的知识，也不在董逌、郑樵等人之下。《路史》在钱币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它是现存文献中最早谈到先秦布币的，而且将各布的阔广轻重都记载下来，有时甚至把币面文字的约略形状也记下来，使我们大体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同是引用董逌，洪遵引的是圆钱，而罗泌引的是布币。在时间上，罗泌稍后于洪遵，罗泌是江西庐陵人，他提到的钱币差不多都见于洪遵《泉志》，但不一定是抄自《泉志》，两人的资料来源相同，罗泌比洪遵胆大，后代钱币学家关于布币的解释，多附和罗泌的说法，罗泌的《国名记》更为后代钱币学家考证布币地名时的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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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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