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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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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人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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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的货币经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贞元前的四十年间（公元1115—1153年），自己没有货币，用的是辽宋的旧钱。在这期间，虽然也常有战争，但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因为他们所发动的侵略，没有遇到多少抵抗，每次攻陷宋朝的城池，总是取得大批的金银物资；战争的耗费，是由宋人负担。在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攻入汴京的时候，搜刮的金银财物，不可以数计〔114〕。以后按时有宋人的岁币，有时除金银之外，表段裹绢，牛马骡驼，甚至连书籍也要宋人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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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是自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发行交钞到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蒙古人建国称元、金人停止用钱那五十三年。在这期间，金人自己发行纸币，并铸造铜钱和银锭。通货已经有逐渐膨胀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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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是泰和以后的通货膨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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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初的一二十年间，交钞发行得不多，流通手段还是以钱币为主，而金人的区域内，不大产铜，所以几乎发生一种钱荒。大定初年（公元1161年）曾令陕西通用旧日的铁钱，后来因为不便才废止。政府当局一方面禁止民间销铜为器，连铜镜也不许铸；另一方面抛出官钱，并且多方访察铜矿，以资广铸。那时南宋通货已在膨胀，而且币制极不统一，所以南宋的使者跑到金人区域，反而觉得他们的币制简易〔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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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钱币之所以不够，与其说是数量太少，不如说是价值不高。在唐朝，一人一天的生活费，十一二文钱就够了〔116〕，北宋苏东坡在岭南，一家六七人，一天的生活费也不过百文，每人也是十五六文〔117〕。但金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世宗叫扈从人员，凡借住民舍的，每人每天支钱一百文作为租钱〔118〕。这就可以看出钱币购买力的消长了。后来纸币发行增加，使铜钱实价高于名价，铸造成本过高〔119〕，于是铜钱隐匿起来。所以一方面在闹钱荒，另一方面却有六千多万贯积贮在偏僻的地方不拿出来用〔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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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即位之后（公元1189年），通货便开始膨胀了。首先就增加百官俸给，然后废止交钞七年厘革的限制，使其永久通用，并且停止铸钱。起初交钞的信用还好，因为流通的数目和现钱的数目差不多〔121〕。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以后，发行数目增加，官兵俸给，有时全支交钞，于是流通就发生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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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昌年间的工钱和运费相当高。在运费方面，百里百斤的脚价，平地平均是一百四十六文，山地是一百五十五文。北宋元丰年间，一个搬运夫到外省去，每天只可以拿到五十文，这在货币数目上已经算是高了。金朝竟涨成三倍。水脚下水行百里每百斤脚钱三十五文，上水三十九文四分〔122〕。工钱方面，打净铁四斤为一功，五百四十文〔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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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安元年（公元1196年），因同契丹构衅，支出更增加，次年一贯以上的大额交钞，不易流通，乃发行银锭。银锭作价是每两二贯钱，比南宋稍低。当时南宋（宁宗庆元二年）的银价是每两二千三百文上下。每两二贯的价格已经是通货膨胀中的价格，而且是官价，市价每两只要一千六百文〔124〕。所以承安宝货的作价不能算是低。后来民间盗铸的很多，杂以铜锡，商人至于罢市。乃于五年（公元1200年）废止承安宝货。当时金人上上下下只说是铜钱不够，不许官民贮钱，不知这是纸币膨胀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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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大概因为泰和通宝小钱要花十文钱才能铸一枚〔125〕，乃铸造折二钱和折三钱，特别是泰和重宝当十钱。这时候白银已在民间行用，米价已有用白银计算的了，每斗卖到十几两〔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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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准备对赵宋的战争，发行增加，陕西的交钞，在泰和六年就没有人要，金人一方面用十万贯现钱去收回一部分，另一方面发行小钞，使人民用大钞换小钞，因为小钞信用比较好。不过人民信心已经动摇，政府乃禁止人民讨论币制问题〔127〕，并且索性添印大小交钞，民间的交易典质，一贯以上，都要用交钞，不得用钱。商旅所带现钱，不得超过十贯，超过十贯的，都要换成交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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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金人的实力尚强，至少赵宋是打它不过。所以赵宋又被逼得向它求和，增加岁币。大安二年（公元1210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128〕。从此蒙古人一步一步进逼，通货膨胀便急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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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迁都大梁，这是金人的南渡。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二月发行二十贯到百贯的大钞，这等于膨胀了十倍。跟着又发行二百贯到千贯的，这是膨胀一百倍。这时候税收虽然增加几倍，可是币值跌成千分之一，即每贯交钞值不到一个钱〔129〕，民间交易多用现钱。政府还想禁止用钱，于是现钱反而流到南宋去〔130〕，因为金人的通货膨胀，至此已超过南宋了。南宋在这时候（宁宗嘉定八年），会子已不大流通，大家用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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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祐三年七月元兵占济源县，金在军事上四面受敌，蒙古人打它，李全扰它，宋兵也攻它，金人把交钞改名为贞祐宝券，但币值如何能维持得住。金人乃实行议价的办法，使得商货不敢到京师来。议价是每月两次，而市价则旦暮不一，当局强行限价，商人就关门不做买卖。本来宝券是以河北、陕西各路发行最多，但商人多把它带到汴京来买金银，使汴京的物价大涨。一年之后宝券一贯，又只值得几个钱。但以白银计算的物价并不高，兴定元二年间，一匹马只要白银五两〔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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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举朝大议币制问题，平章高琪及陕西省令史惠吉等人主张另换新钞，濮王守纯和陇州防御使完颜寓等人反对，而主张收回一部分旧钞和暂停印造。在理论上讲，后一说自然是救治之道；但战争不停止，如何能停止发行和收兑旧钞。所以结果还是采用惠吉的建议，发行贞祐通宝，一贯当宝券一千贯，这是政府公认纸币购买力跌成千分之一了。这时蒙古人几乎天天攻占城池，金人不知息兵，还因宋人岁币不至，遣将南侵，不知自己的币制已在崩溃了。发行通宝的时候，规定四贯值白银一两，折合成宝券，则一两白银值得四千贯，宝券的价值跌成两千分之一。但不到五年（在兴定五年底即公元1222年），一两白银又可以买到通宝八百多贯了。这就是说，通宝的价值又跌成了两百分之一以下，而白银对交钞或宝券，则涨成四十几万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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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四年年底，镇南节度使温迪罕思敬曾建议许人民用银代钞输纳，并铸兴定元宝大小银钱，以作军赏，当局不从〔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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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改发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两贯值白银一两，但第二年又跌得几乎不能用，当局只限制银价一两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这样折合起最初的交钞或宝券来，银价是涨成六千万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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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元光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这话不知是什么意思，《续文献通考》说是指元光重宝一贯当通宝五十文。这话不合情理，大概是当通宝五千贯或宝泉五十贯。又说造元光珍货，但没有说作价多少，只说抵银〔133〕，可能是把旧钞作废。这时候币制一定陷于混乱，民间交易，完全用银〔134〕，或银绢兼用〔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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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光二年发行珍货以后，到汴京为蒙古人所占领，其间还有十年，这十年间金国濒于崩溃，纸币已无法流通。正大末年，蒙古兵围攻汴京，金人束手无策，城中粮尽。天兴元年初米一斛值银四两，十二月米一升值银二两多〔136〕。平日富庶人家都将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等在天津桥市摆摊子，希望卖得价钱来买一升一合的米豆，以救朝夕之饥〔137〕。刘祁将家藏一件极致密鲜完的毳袍换得八升米，以金钗一枚换得牛肉一肩。史书谈到天兴二年还发行天兴宝会于蔡州，刘祁却说元光珍货是最后一种纸币，因为他身在汴京，不知道蔡州的事。南宋端平元年吴潜谈到金人的通货膨胀，说末年一百缗的纸币只能买一碗面。元初耶律楚材也说：“万贯唯易一饼。”不知他们指的是哪一种纸币。此外还有所谓小十贯、大十贯、通天宝会之说。小十贯、大十贯可能是指同一种纸币的两种板别，也可能是指同时流通的两种不同的纸币，面额同是十贯，而购买力不同。至于通天宝会，大概是天兴宝会之讹。总之，金人的通货膨胀是空前的，纸币种类很多，时时改变，事后大家也难以记忆，所以他们的话，只能从精神上来体会，不能字字认真对待。天兴宝会既是在蔡州发行的，而且是以白银为单位，自一钱到四钱，分四等，那一定是一种独立的纸币，所以对其他纸币没有比价。当时离元光珍货的发行已近十年，元光珍货恐怕早已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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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的通货膨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好的教训。因为在军事上讲，金人始终不弱，而且是有自信的，对南宋总是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南宋也总是打败仗。只因军费开支太大，征敛之外，加以恶性的通货膨胀，使人民难以自养，于是生产者倾族远逃，作战的丧失斗志，这样才至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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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初中统钞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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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在币制上带来久已需要的统一。中国的币制，自五代以来，三百多年间，都在一种混乱状态之下。蒙古人在建国的过程中，一切都是大刀阔斧，以统一为要务。对于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混乱的币制，自然不能任其继续，而况是膨胀的纸币。金人的纸币，可以说已经没有购买力。蒙古人自己在北方各地发行的杂钞，在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曾采用所谓银钞相权法，用白银来维持其购买力，后来用中统钞平价收回〔138〕。到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中统钞发行总额不过一百六十多万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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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占领江南之后（至元十三年即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对于南宋交会的整理，有两派意见，一派如阿哈玛特（即阿合马）、陈汉归和杨诚等，主张用中统钞去收回；另外一派如姚枢、坦公履和巴延等，不主张收换，结果是采用前者的办法。以中统钞一贯合会子五十贯〔139〕。这种收兑率大概把会子作价很低，这是征服者的惯技。正因如此，所以有许多人不肯把关子、会子交出来，一直到四十年后还有大量的关子和会子保留在民间，并且有流通〔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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