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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末至正钞的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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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帝即位以后,由于内政失修,各路连年水旱为灾,起初还用粮食来赈济,后来全靠发行纸币。然而发行越多,越不值钱,于是饥民纷纷起义。湖南道州傜人反抗得最久,当局无法平定。至正元年山东燕南的起义者纵横至三百多处。八年台州的方国珍已起事。中书户部在至正三年就以国用不足,请撙节浮费,六年又请不要随便赏赐,都没有什么效果。物价越来越高。有人作诗讽嘲时事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220〕至正十年江南米价每石值中统钞六十七贯,是中统初的六十七倍〔221〕。这年又发行新钞,而且正是贾鲁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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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钞的发行,还不能说是大规模的膨胀。对至元钞的作价只是一对二,不算高,比不上至大钞,更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倍数。大概目的在于缩减物价数字,因为物价是用中统钞计算。现在改用新钞计算,等于物价跌成十分之一。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发行新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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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钞发行之后,国内局势更加紧张了。发行新钞是至正十年十月,次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和徐寿辉等人几乎同时起义。十二年正月又发出新钞一百九十万锭和至元钞十万锭,共折合中统钞为两千四百万锭;除了至大三年的一次以外,这是元代最大的一次发行。徐寿辉等人的军队节节胜利:二月陷江州,三月陷瑞州,闰三月陷吉安路,四月陷建昌路,五月河南各处起义,六月红巾陷道州,七月陷杭州路,八月陷荆门岳州。彭和尚陷饶、信、杭、徽等州。蒙古人疲于奔命。米一石二十贯,盐十斤二贯〔222〕。据说不久物价就上涨十倍以上〔223〕。有些地方,一贯只能买到十四铢盐〔224〕,即一斤盐二十七贯,折合中统钞是二百七十贯,等于蒙古人征服江南时的一两千倍。次年正月又发行同数目的纸币。这时江淮一带,群雄并起:张士诚据高邮,韩山童据临濠,徐寿辉、倪文俊、陈友谅等攻汉沔。丞相脱脱统领四十万大军出征,钞价一定下跌。由于廷臣的争权夺利,元军人心涣散,纷纷投奔红巾军〔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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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征购军马,每匹给钞十锭,合中统钞五千贯,市价自然更高。北宋马价平均是两万钱一匹。元代至元年间的马价大概是中统钞五十几贯一匹,合白银十两多,良马每匹九十贯,合白银十八两〔226〕,已经是上涨了的价格;至正十四年涨成五六十倍。若以北宋的价格为标准,涨成二百五十倍。明洪武元年是一万钱一匹,以这为标准,则是五百倍。元代同产马的西域关系密切,马价应当便宜,不过蒙古人对马的需要也特别大,尤其是在战时。英国在整个元代前后一百四十年间,拉车的马每匹平均为白银十二两八钱二分〔227〕,和中国的正常马价差不多。当时中国的牛价为每头白银一两五钱,唐代会昌年间塞上的牛价是每头五百钱〔228〕,这样比来,元代价格要高得多。可是同时英国的公牛每头要七两到九两,乳牛要六两二钱五分。大概蒙古人不大用牛,所以元代牛价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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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五年募人屯田,每人每日支钞二两五钱,另外还给牛种和农器〔229〕。这自然不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钞票不值钱了。发行新钞时,说是一两合铜钱千文,这时早已不能维持平价了,否则劳动人民的收入就不会每月有七万五千个铜钱,这比唐朝开元时一个一品官的薪俸还要多。就在这一年,刘福通迎立韩林儿,朱元璋任元帅。六月当局向产米区籴买军粮,每石合新钞五两,这无疑是抑价征购〔230〕。十二月又印造次年的钞本六百万锭,一跳又是几倍。这就是恶性通货膨胀了。到处是钞票,当时民谣有所谓“人吃人,钞买钞”〔231〕。钞票的名目,如同南北朝的私钱那样多,有所谓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熝不烂等等〔232〕,听起来和北魏的青赤、生厚、紧钱、吉钱、生涩、赤牵等名目有同样的感觉,而害人的程度却要远远超过北魏。这时铜钱谅已退出流通界,或被人销镕,或被人运往国外〔233〕。有些地方使用铜钱,那就和纸币脱离关系,而另成一个独立的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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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六年以后,军事局势更加危急。三月徐寿辉攻襄阳,朱元璋取镇江;七月张士诚又攻下杭州;九月李武、崔德等破潼关。蒙古人的地盘越来越小,而军储犒赏,每日印造,不可计数。有米价贵似珠〔234〕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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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七年京师曾设立便民六库,让人民用烂钞换领新钞。十八年因陕西军事繁剧,离京师太远,不便供应,就在当地设局印造宝钞。十九年杭州米卖到二十五贯一斗〔235〕。王冕(公元1287—1359年)在他的《江南民》诗中有“米粟斗直三十千”〔236〕一句,大概指的是这个时期。他是浙江诸暨人。在燕京,十锭钞还买不到一斗粟〔237〕。姑以杭州米价为准,二百五十贯一石,合中统钞二千五百贯,是元初的两千五百倍。京师行贿,以车载楮币〔238〕,和梁武帝的铁钱一样。但铁钱本身到底还有点价值。史书说民间已不用钞,交易或用铜钱〔239〕,或用物物交换〔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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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六年以后没有发行数字。关于物价的材料,也只到十九年为止。以后是不是完全不用钞票,或只不用烂钞,或个别地区完全不用,料想各地情况不是一样。洪武元年曾颁布一种计赃用的物价单〔241〕,单上以贯为单位,黄金一两作价四百贯,白银一两或铜钱一千文作八十贯。这里的贯应当是指钞贯。这计赃用的估价,大概是参照各地的情形定出来的,相当于一种平均价格;个别地区的物价,自然要更高。根据这种平均物价,则元末的十八年间,纸币对白银的购买力跌成八十分之一。元朝一百年间,物价上涨近千倍。然而至正十九年到洪武元年,其间还有九年的时间,这九年间的货币流通和物价,几乎是一个空白,至正钞还有那样高的购买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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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价格记录比其他朝代少,所以对于那一百年间以金银计算的物价,只能根据仅有的几种记录来做一个估计。以白银计算的米价,在13世纪后半,大约为每公石九钱〔242〕;14世纪前半似乎已涨到每公石一两二钱〔243〕。从整个元朝看来,每公石平均值银约一两零五分或三十九公分。元朝的金银比价在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以前是一比七点五,自那年起是一比十。13世纪后半以一比八计,14世纪前半以一比十计。13世纪后半的米价每公石值黄金四公分,14世纪前半为四公分四七,平均四公分二。当时欧洲小麦价格每公石值银十四公分,值黄金九公厘弱;还是低于中国。若以黄金计算,则欧洲的小麦价格,不到中国米价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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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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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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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二代,在思想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对于货币理论,也没有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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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完颜雍的三十年,是金朝最盛的时期,在币制方面,也是比较有作为的。当时还是钱钞兼用,币值相当稳定,然而膨胀主义的倾向,已流露于时人历次言谈之间。大定十年世宗对户部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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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宜令市金银及诸物。(《金史·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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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证明他对于货币要在流通时才发生作用一点是看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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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人才比较多一点,但元朝的币制,自始至终,是以纸币为主,所以各种讨论,都集中在纸币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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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元三年的时候,有外国商人想收买纸币准备金,包办平准币值的工作,以增加政府的岁入为辞。户部尚书马亨反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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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从私,将何以令天下。〔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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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家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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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公元1209—1281年)是反对纸币的。他是一个在朝的人,为世祖所信任,出言反对纸币,似乎奇怪。不过他的声望虽高,政治地位却为国子监祭酒一类,不是直接掌权的人。他往往同直接掌权的人对抗,如王文统和阿合玛等。王文统是主持中统钞的人。许衡认为王文统讲的是利,而他自己却以义为重。至元十五六年间,中统钞已贬值,他在代人拟的《楮币札子》中,对纸币加以无情的攻击。他认为西汉发行皮币,是由于武帝的虚耗,为无聊之末计。后来一千三百年间,没有人敢尝试。他提出一种新颖的见解,认为纸币是政府对人民的债务;纸币越跌价,则政府负于人民越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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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数钱纸墨之资,得易天下百姓之货;印造既易,生生无穷,源源不竭。世人所谓神仙指瓦砾为黄金之术,亦何以过此。……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无义为甚。〔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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