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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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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史和钱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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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学风很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也许当时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是一个原因，它使一般知识分子养成一种浮夸的态度，研究问题不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只是凭空臆说。不论在货币史方面和钱币学方面都是这样，钱币学因为应当以实物为主，所以成就更加小。实际上明代没有真正的钱币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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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所修的《元史》，是历代官书中最坏的。从事的人既不通蒙古文，又草率从事，这样一部史书，只花了一年的时间，怎能不芜乱缺漏、误谬百出呢！《元史》有《食货志》五卷。在第一卷中列《钞法》一项，从中统钞的印造起到至大银钞的废除为止，仅仅八百二十九字，另有《岁印钞数》几百字。到了第五卷，忽然又列《钞法》一条，记至正十年发行新钞的事，共九百六十四字。其资料前者采自《经世大典》，后者采自《六条政类》和采访。这种体例上的错乱为旧史中所仅见。内容也太简略，对于钱币只提到至大通宝、大元通宝和至正通宝三种钱名。对于钞法也交代不清，例如对于中统初的丝钞和元宝钞就说得含糊其词；对于后来的至正交钞也是这样。显然作者们都没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使得我们到现在还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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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没有可以同《文献通考》的《钱币考》相比的货币通史。成化年间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中有关于货币的论述，但很简略。有人把其中一部分摘出来，名为《钱法纂要》，只有千把字，作为一卷。其中提出若干条古代币制的事例，以为他发挥议论的帮助，不能说是真正的货币史。而且所举的事例几乎有半数是不可信的，如禹汤铸币、太公的九府圜法、周景王铸大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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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学方面，永乐洪熙年间有《董遹钱谱》一卷，非常简略，而且错误百出。如以汉初荚钱为当百钱、以永安五铢为南唐钱、以圣宋元宝为宋太祖所铸，甚至以朱元璋的大中通宝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所铸。有人疑其被人删节，然而删者只会删其错误部分，断不致删其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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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有陆深的《宝货志》和《钱谱》，都已佚，内容不详。他的《俨山外集燕闲录》提到一种《姚氏钱谱》（姚氏一作朱氏），说是“尽裒历代钱，穴纸谱之，奇形异状，无所不有，而各疏时代由来”。也许他自己的《宝货志》和《钱谱》比较好，可惜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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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罗汝芳的《明通宝义》和《广通宝义》各一卷，也已失传。据说〔321〕罗汝芳曾督屯云南，因云南为铸钱的重心，写成此书，历引古来钱制，始自太昊、轩辕，下至唐宋。这种书不能说是钱币学的著作，应属于币制史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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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万历年间有郭子章的《泉史》十三卷，已佚。郭子章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做过兵部尚书，著作很多〔322〕。《泉史》内容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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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有胡我琨的《钱通》、李元仲的《钱神志》。这些书既不是货币史，也不是钱币学，而是一种同货币有关的资料汇编。《钱通》〔323〕共三十二卷，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除卷一卷二为正朔一统、专记明代钱法外，其余按资料的性质分为十三类，即原、制、象、用、才、行、操、节、分、异、弊、文、闰。每一类又分成若干项目。第三类《象》是属于钱币学范围的，占三卷，分为正品、杂品和奇品。有说有图，但内容多取自洪遵《泉志》，附图恐系摹自其他钱谱。全书的资料大部分是抄自历代食货志和会典，但也收录许多杂家的资料，有些也有参考价值。例如第十二类的《文》，分为诏诰、奏对、论策、条议等项，如这方面的材料收得更多一些，价值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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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神志》共七卷，分量也相当多，但不及《钱通》，内容也比不上。只收集一些古籍中关于钱币的轶闻，包括稗官、野乘、仙释、鬼神等方面的故事。《钱通》也有这一类材料，但比重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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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铸事宜》是一部同天启崇祯年间的币政有关的书。作者侯恂是万历进士，据说在李自成手下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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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遵《泉志》的附图是万历年间的徐象梅所描画的。徐象梅字仲和，杭州诸生，是一个画家。据说摹米芾和吴镇的画如再生〔324〕，但他所摹钱图却有许多失实的地方，如賹化描作宝货，隋的白钱画成黑底白字，王莽刀布几乎全部画错，因而受到后代的批评。然而绝大多数的钱图是根据实物描出来的，就是画错的恐怕也是摹自其他钱图。例如《泉志》异布一种，只有大小尺寸，没有说明文字，徐象梅则画成一釿的倒书，而罗泌《路史》的少昊货，尺寸大小和这相同，而且正是根据这样的文字作解释的〔325〕。还有约略同时的《钱通》中的钱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两者可能是同一来源。而胡我琨的图比不上徐象梅的图。无论如何，这是现存钱币学著作中最早的插图。单在这一点上，就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据说徐象梅也有钱谱一种〔326〕，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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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古钱经》一种，为明人所引〔327〕，但不一定是明人的著作。其中提到战国时的赵钱，说是内外皆圜。这是以前未提过的，不知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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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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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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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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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利贷和典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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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事业在明初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仍然是靠私人借贷和典当，中叶以后才有钱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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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显然很盛行。明初的沈万三是有名的高利贷者〔328〕，老实的农民看见他有那么多钱，以为他拾到了聚宝盆，其实放高利贷就是他的聚宝盆。大概城市中放高利贷的人很多。据说正德三年的时候，各省布政司赴京朝见皇帝，刘瑾要他们每人送银二万两才放他们回去，他们只得向北京的“巨家”借贷，回到本省，括敛民财，以便加倍偿还〔329〕。高利贷者自然不限于城市，农村人民也在他们的盘剥之下，一些地主和退休的官吏很自然地成为这种“资本家”〔330〕，农民在歉收的年份或在急迫的时候，不得不向他们告借〔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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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当铺，名称极其繁多，如解库〔332〕、解铺〔333〕、典库〔334〕、典铺〔335〕、解典库〔336〕、解当铺、解当库〔337〕、典当铺〔338〕、当铺〔339〕、质库〔340〕、质铺〔341〕、印子铺〔342〕等。有些是承袭前代的称呼，有些是新名词，如当铺则成为日后的通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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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当铺的情形，只能从野史中看出一点。似乎已产生了等级，有所谓“巨典”“短押”〔343〕之分。顾名思义，巨典自然是指资力大，但从短押一词的意义来看，巨典还有当期比较长的特点。它们接当的金额大概也比较大，零星小交易不肯做。而短押则不但资力小，而且当期也比较短，自然收当也以零星微物为主，或以银押，或以酒米押；押者都是穷人，随质随赎。然而一般人对于名词是乱用的，小当铺不一定叫押店，有时叫小解铺、小当铺或小典。在资本方面，大概一家自一二千两到万两〔344〕。内部职员当然随规模的大小而定，如果有三个人，则一个管库房出纳，一个管会计发货，一个管营业〔345〕。主要的业务，自然是接当，但同时大概也作普通放款〔346〕，和元朝的解典库一样：只凭一张文契。然而朝奉作这种放款，往往是另有打算的，可能是企图霸占债务人的房地产〔347〕。甚至兼营各种副业，如买卖军粮〔348〕，兑换铜钱〔349〕等。所以当铺在明朝仍是一种主要的信用机关。在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单是河南一省便有两百十三家，多为安徽人所开〔350〕。安徽商人在明朝很活跃。当时正值政府财政拮据的时候，天启年间拟向典铺征税〔351〕，照本钱税十分之一，预计可收二十万两〔352〕。可见当时典当资本约为二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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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自中叶以后，商业和货币经济有显著的发展，经营典当的也以商人为主。但一些官僚地主也有将其货币投到这方面去的〔353〕。这就表明当时官僚地主的货币财富已不再完全采取窖藏的方式，而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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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放款的利息，大抵按月两三分到五分〔354〕，大明律中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收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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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典当的剥削，不仅仅在于利息，还有其他方面。这就是在银两进出的时候，上下其手：兑出时轻一些，兑进时重一些；兑出的银两成色差一些，兑进的银两，一定要足纹。有时收进的珠宝，拣好的掉换自用；值钱的东西，使用各种借口，不许赎取〔355〕，等等。或则用低色金仿造十足金的首饰暗地掉换，粗珠换细珠、低石换好宝等〔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