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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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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初钱价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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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货币的购买力，继续下降。三百年间，白银的购买力，约减成三分之一，以铜钱计算的物价，涨成六七倍。然而除了咸丰年间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之外，币值的变动，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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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的开支，差不多完全用银，而且奖励民间用银。不过白银的购买力究竟比较大，而且因为不加以铸造，一分一厘的秤称，有其麻烦之处。所以日常的零用和小民的交易，仍是以铜钱为主。这种现象，在乾隆年间便已明显。到了咸丰以后，因银少而贵，甚至纳粮也是以铜钱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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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值虽少剧烈的变动，但小的波动是常有的，尤其是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钱价，在清初的百年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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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方面，当时不懂得主币和辅币的道理，只晓得银和钱之间最好有一种固定的比价。这种比价，他们定为银一两合钱千文，自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以后，就是想维持这种银钱比价，特别是十年以后所铸的厘字钱，标明每枚值银一厘。其他制钱也是时常增减分量来维持这个比价。但市场比价变动无常，因此流通的制钱有轻有重，而且轻钱重钱的购买力发生差异，而引起私销和私铸，即销镕重钱，铸造轻钱。本来清朝的制钱分量比明朝的制钱重，尤其是在顺治十七年把钱的分量加成一钱四分以后，对白银的作价并不提高，使铜钱的实价超过名价。毁钱为铜，获利以倍〔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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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钱的结果是制钱的数量减少，钱价上涨。这种现象在康熙十八年便为当局所注意了。到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银一两只能换得八九百文。以铜钱计算的日用饮食品的价格很低，一碗面只要十个钱，一碟馒头只要四文钱〔115〕。四百钱便可以买一头猪〔116〕。吏部侍郎陈廷敬提议减轻钱的分量，由一钱四分减成一钱，使铸钱的数目可以增加四成，当时北京的宝泉宝源两局每年铸四十万四千八百串，减重之后，可以增加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串〔117〕，这大概是那一年减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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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重之后，钱价就下跌，物价上涨，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一千文只能换得白银三钱二三分〔118〕。比二十三年时相差三四倍，超过减重的程度，这无疑是私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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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又恢复一钱四分的重量，另外铸造一种七分重的轻钱，大制钱每千文作银一两，小制钱每千文作银七钱〔119〕。但由于制钱轻重不一，购买力也有大小之分，使钱的名称也繁多，有新钱，有老钱，有大钱，有小钱。京师以小钱为主，外省以大钱为主，所以大钱在北京以五十为一百，京钱二百，实际上是一百。曾有人主张废止小钱，但另有人说废小钱民间会惊扰，而且大钱数量不够。结果大小钱兼用，预计等到大钱数目多了，渐次销毁小钱。但实际上到乾隆三十六年湖南布政使吴虎炳奏请查禁古钱和小钱时，当局还声明康熙年间的小制钱不在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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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钱加重之后，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马上提高了。以前白银一两可以换钱八百八十文，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只能换得制钱七百八十文〔120〕。不过这是指京师的大钱。小钱和私钱，情形则不一样。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的时候，湖广河南等省私铸的风气很盛。七年因直隶奉天等处钱价过低，曾下令规定白银一两止许换制钱一千文。可见当时市价一两不止换一千文，然而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京师的大制钱仍只要八百文就可以换得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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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铸和私销是同时进行的，因为中国当时产铜有限。自康熙年间起便靠输入日本铜〔121〕。乾隆三年京局改用云南铜，江浙等省仍用日本铜。数量都不是很多。至于私铸大部分是靠销镕大制钱，甚至有因为铜器贵而销钱为器的，这事在雍正年间常有所闻。当时官价白银一两换钱千文，市价止换得八百多文，制钱自然隐匿。因此又实行贬值和减重。乾隆五年铸造青钱，就是一种贬值行为。乾隆三年曾有人提议铸当十大钱，每文只重四钱〔122〕，没有获准。但通政使李世绰请将制钱重量减为一钱，五年直隶减为七分，九年湖北改为一钱，十一年两湖改为八分〔123〕，这些减重行为大概受到人民的反对，所以后来又恢复一钱二分的重量。由此可见钱价问题在于铜钱对白银作价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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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当局对于钱价问题，费了一番心血。起初有人主张在北京城内外开设官钱局十所，听人民兑换铜钱，以收进的银两，酌量向各当铺收兑铜钱，因为人民赎当多用铜钱。当铺在需要铜钱的季节，也可以向官局兑换。但有人反对这种办法，以为只要政府规定银钱的比价，让市上的经纪铺户照这比价按日领买若干串，并使他们稍有利润，这样铜钱就会顺利流通〔124〕。结果似乎是设立官局和钱行经纪，不过钱价仍没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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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大学士鄂尔泰等提议疏通铜钱的办法八条〔125〕，大意是：第一，集中铜匠，以监督其进铺铜斤及镕造。第二，放款于当铺，收钱交官局。第三，官米局卖米收钱，不必存贮，轮流上市易银。第四，各当铺积钱送局一并发市。第五，钱市经纪归并一处，官为稽查，以杜抬价。第六，京城各粮店收买杂粮，宜禁止使行钱文。第七，京城钱文宜严禁出京兴贩。第八，近京地方囤钱宜严行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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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办法都不能有很大的成效，当局想奖励用银，以减少对于制钱的需要，如乾隆六年广东粮道朱叔权曾奏请叫各地方官劝民银钱兼用，自数两以上，不要专用钱〔126〕。十年当局曾下令申明政府以用银为主的初衷。然而民间用钱的风气，有增无减。当局终于采取一种放任政策。因为问题的症结是白银跌价。这促使日本的宽永钱流到中国来〔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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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铸钱炉座的生产力似乎又有提高。宝泉局共有正炉五十座，勤炉十座，每月铸钱少则一二卯，多则六七卯，一卯是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串〔128〕，一炉的最高生产力是年额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七串，比明初增加一倍以上，等于唐代的五倍以上。不过上面的数字是后来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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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来，清初的百多年间，钱价比较稳定。铜钱虽每年铸造，但因铜的供给有限，不能大量增加，全国每年铸钱数目，平均大概有三十万万文〔129〕，赶不上人口的增加，所以铜钱多少有一点紧缩的现象。历代的用钱政策，也还算稳健，雍正年间更是实行紧缩。除产铜的云南以外，制钱对白银的价格是很高的（见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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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清代制钱市价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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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表中数字是根据《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和《大清会典事例》、《皇朝经世文编》等书。其中除顺治元年的一项以外，都是市价。若论官价，则在变更钱重时多有规定。后来当局大体想维持千文一两的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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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一点要注意：所谓钱价，乃是对白银而言，不是对物价而言。清朝政府的各种计算，是以白银为标准，铜钱在他们看来，和商品差不多。而清初的百多年间，银价有下跌的趋势。尤其是乾隆年间，国内又有战争，支出多用银。虽然收支平衡，甚至国库常有剩余，但因外国银价下跌，白银大批流入，所以用白银计算的物价，上涨得相当厉害。杨锡绂在乾隆十年时说，他家乡的米价，在康熙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银），雍正时涨到四五钱，现在每石要五六钱〔131〕。清朝政府的政策，既是极力维持银钱间的比价，而实际上在清初的百多年间，白银一两所换得制钱的数目自七八百文到八九百文，所以用铜钱计算的物价，在康熙雍正时很低〔132〕，到了乾隆时，银铜比价发生变化，即铜价稍涨；云南金钗厂的低铜每百斤价银九两，高铜十一两，江苏买洋铜本为十四两五钱，但市价涨到十九两八钱，于是官价也不得不于十四两五钱之外，另加水脚银三两〔133〕。不过由于铜钱的减重，以铜钱计算的物价也跟着上涨〔134〕，例如面价，康熙年间十个钱一碗〔135〕，雍正末年或乾隆初年涨成十六个钱一碗〔136〕。甚至可以说，上涨的程度比用白银计算的物价还要厉害一点。米价便是如此（见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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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 清代米价表（一）〔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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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流通的普尔钱，则发生了严重的贬值现象，乾隆二十四年还是五十文作银一两，那时的钱很厚重。不过这种作价恐怕是一种征课性质，不符合银铜的自然比价。实际上也是维持不住的。二十五年喀什噶尔就改以七十文作银一两，次年增为一百文。三十六年乌什的普尔钱每文减成一钱五分。不久又增为一百五六十文，库车等地也要一百二三十文。后来改铸当十钱，重量反比以前的平钱轻。所以要四百文才能抵银一两〔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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