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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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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铺和典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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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信用机关，比起欧洲国家来，也和货币理论一样，在清朝落后了。欧洲各国的银行制度，都是在这两三百年中形成的。近代第一家发行银行瑞典银行是在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设立的。英格兰银行成立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这是第一家大规模的现代银行。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约翰·罗在法国设立一家银行。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腓特烈大帝在柏林创设皇家银行。连新兴的美国也在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设立美国第一银行。但中国则在光绪以前，各种信用业务仍是在许多小规模的旧式金融机关手中，如典当、银铺、钱庄和票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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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铺在清朝还是相当重要，因为清朝完纳钱粮多用白银，而银的成色重量不一，多先交给银铺倾铸成锭，然后缴纳。有些银匠暗加戥头，多方勒索。有时乡村的税银运到州县，又要另叫银匠镕铸大锭，才送到布政司去，这又是一次揩油的机会。所以当局屡有禁令〔379〕。中国最初自造的银币，便是银匠所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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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铺的主业还是在于器饰的打造。银铺兼营金银的买卖，其中有一种银炉，以镕铸银锭为专业，可以说是银铺的变形。后来上海金融市场发达，银炉的地位很重要，有些地方没有公估局，银色的鉴定就由银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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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炉这名称，在明朝便有了〔380〕。但清朝更多〔381〕。有时也叫炉房，并有所谓官炉和私炉。官炉的设立要经过户部的核准，但末年限制放宽了。它们兼营钱业，而且发行钞票〔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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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房也有兼营信用业务的。例如营口的银炉，本来是替人铸造元宝的，自营口开放为商埠后，交易发达，制钱不够应付，白银使用增加。一般商民平日收到的零星银块，因成色不划一，不便流通，多送到银炉去铸成元宝，后来请求铸造的人多，疲于应付，银炉方面，乃于收到银块之后，扣去亏耗和手续费等，折成营宝分量，出一收据，这种收据就在市面流通，如同钞票或支票一样。有些商家，特意把银块存入银炉，开立往来户头，以取得这种便利。甚至没有现银，也商请炉房开立户头，发行凭条。这样使银炉成了一种真正的信用机关。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的时候，营口各银炉曾成立公议会，决议每年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初一日为结账期，叫作卯期。后来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在义和团运动时，在日俄战争时，受到几次打击，倒闭的很多〔383〕。但光绪末年还有三十三家之多。自光绪三十四年最大的东和顺倒闭之后，不久西义顺和厚发合也相继倒闭，从此银炉就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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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业在清朝仍占很重要的地位。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规定各省当铺每年纳税银五两，北京的当铺则照铺面的大小征收〔384〕。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又重新规定每年五两的当铺税〔385〕。当时每年可收入十一万余两〔386〕，可见当铺的数目有两万多家。以山西省为最多，有四千六百九十五家，其次是广东，有二千六百八十八家，再其次是直隶、福建、甘肃、贵州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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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在清初还有叫作解铺〔387〕的，康熙以后多叫当铺〔388〕或典铺〔389〕，质典的行为多称典当〔390〕，嘉庆以后有称典押〔39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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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典当业的规模比以前大了，从野史中可以知道典当的资本是一朝一朝增加的（见表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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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7 历代当铺资本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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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新编五代史平话》中慕容三郎准备以三五百贯钱开一家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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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醒世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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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金瓶梅》西门庆家解当铺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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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豆棚闲话》第三则汪念想用三千两叫他儿子到平江去开个小典，他儿子说要一万两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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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东华续录》乾隆一一七，乾隆五十八年谕：“村镇典铺资本不过千余金，而陶仁广所窃估赃竟多至三百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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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儒林外史》第五二回：“且说这毛二胡子，先年在杭城开了个绒线铺，原有二千余两的本钱，后来攒到胡二公子家做篾片，又赚了他两千银子，搬到嘉兴府开了个小当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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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和珅在通州、蓟州等地方曾开设当铺，但对资本的估计，则各书所载不同。《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所收《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说：“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平均每家当铺八万两。陈其光（同治十一年）著《庸间斋笔记》（见《笔记小说大观》）作“当铺七处，本银八十万两”。《庸盦笔记》的清单中估价每家平均三四十万两，大概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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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见张修育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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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的资本既加多，业务也扩充了，不但放款，而且接受存款。清初叫作生息银，乾隆三年因宁夏镇发生地震，次年政府曾下令豁免被灾各当铺所领的生息本银八千零五十七两〔400〕。十六年云南开化还设了两家所谓生息当铺，似系政府资本〔401〕。但这里所谓生息当铺，并不是指接受存款的当铺，而是说这种当铺通过他们的业务而产生利息（实即利润）〔402〕。有些地方当局就利用公款自行开设典当。例如乾隆二十四年广西巡抚鄂宝提到的广西赏恤兵丁营运银四万一千两，就是用来开设典当，并且规定要以二分取息，已行了三十几年〔403〕。可见剥削的厉害。山西省库闲款交存当铺也可以得到一分以上的利息〔404〕。四川也有官营当铺〔405〕。嘉庆初宣布和珅的罪状中，就有一条是说借款十余万于通州附近之当铺钱店，以生利息〔406〕。这里所谓借款，实际上就是存款；只因中国古来存款业不发达，存款这名词不大有人用。本来存款和放款并没有多大分别，是同一种信用交易的两种名称。而且并不限于正式的信用机关，普通商店也常接受这种存款〔407〕。道光年间地方政府曾将捐输钱六十万串存入典铺生息〔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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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业发行信用货币的事大概是普遍的，它们接当时不付现钱，而付与可以随时兑现的钱票。信用好的当铺，所发行的钱票自然能在市面流通。也可以发行银票。银票起初可能是一种本票的性质，即定期付现的期票〔409〕，应存户的请求而发。后来存户可以直接签发，就变成支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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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闹钱价问题的时候，政府屡次想利用当铺来稳定钱价。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田懋在《平钱价疏》里曾提出这主张。九年（公元1744年）鄂尔泰等所提《疏通钱法八条》，也是要谋取当铺的合作。当时北京城内外大小当铺有六七百家，有些是官吏开的，有些是商营的。钱文出入最多。所以想对它们增资，叫它们吸收铜钱送官局发卖〔410〕。当时钱庄似乎是同政府站在对立的地位，政府说它们有意操纵钱价。当铺倒成了半官式的信用机关了。我们也可以说：当铺代表封建官僚的利益，而钱庄在当时是代表商人阶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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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同政府合作，对人民则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不仅仅在于取利之厚，还在于作弊。许多典当用两种戥子，兑进银两则重，兑出则轻。所以它们接当时喜欢用银，不喜欢用钱；因为用银则在成色和分量方面容易取巧〔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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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因为财政困难，有人建议向典当业募债，分五年偿还。这计划虽然没有实现〔412〕，但可见当时典当业还是重要的信用机关，而且那也是清廷募集公债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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