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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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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号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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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完全是清朝的产物，而且和清朝同时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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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票号的起源，说法很多，有些外国人，说票号起源于隋末唐初〔460〕，或把唐宪宗时的飞钱和票号连在一起〔461〕。中国人方面，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说是明朝中叶产生的，在清初因战争的摧残，消灭殆尽〔462〕。有人说是起于明末清初，因李闯王败走时，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山西太原康家的院子里，康家拾得八百万两，就用来创设票号〔463〕。甚至有人说票号中的规则是顾炎武所拟订的〔464〕。另外有人说是创始于康熙乾隆时代〔465〕。这几种说法，都不能提出证据来。中国自明朝中叶以后的小说，如《金瓶梅》、《狯园》、《隔帘花影》、《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和《镜花缘》等，都有关于钱庄的事，但都没有提到票号。清初书中偶尔提到西客〔466〕，有人说西客是票号的别名。实际上西客只能说是山西客商〔467〕，不能说都是山西票号。而且明末的汇兑业务，还是由政府办理，这也可以证明当时没有票号。一直到道光二十六年，山西巡抚吴其浚还提到山西省钱店日增、钱票日广的话〔468〕，可见那时候即有票号，也还在发展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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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可信的是发源于日升昌颜料铺的说法。据说在乾隆嘉庆年间，有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所贩颜料中，有铜绿一种，产于四川，因此自往重庆制造铜绿运到天津。当时现银的运送，数目多的则由镖局保送，但有时仍有被劫的事，雷履泰于是创办汇兑的办法〔469〕。后来就改称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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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的办法，并不是雷履泰所创办的，唐的飞钱和宋的便换不必说，明清〔470〕都有会票的办法。雷履泰不过加以仿效罢了。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票号出现于什么时候，换言之，就是日升昌或日升长〔471〕颜料铺什么时候改成日升昌票庄。据说该庄平遥总号的经理说是道光年间，北京的经理则说是道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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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票号的起源，虽有各种说法，但有两点大家是一致的。第一是票号和汇兑的关系，第二是票号和山西人的关系。山西人从事商业的，一向很多，几乎每家必有人出外经商。南至粤桂，北至俄国的莫斯科，都有他们的足迹。清初的野史中，常常提到西商〔472〕。经过清初百多年间的太平，资财颇有累积〔473〕，乃能从事信用事业。清朝中叶以后，山西人在中国信用事业上特别活跃，无论银号〔474〕、典当〔475〕或放私债〔476〕，都以山西人为多。至于票号，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山西人开的，里面办事人员也多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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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发达，大概是在咸丰年间，可能是在咸丰末年，因为咸丰初年的汇兑，似乎还是由银号办理〔477〕。咸丰四年已有票局的名称，似乎是指推行官票的机构，后来也做收买官票的工作，也许就是银号或钱庄。也许票号就是由一部分银号或钱庄转化的，它们一面推行官票，一面承做汇兑。咸丰时国内各地治安不好，不便于运送现金，清朝政府在对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的时候，各省的协饷输送中央，中央也有款项需要汇往各省，大概票号就是这样兴起来的〔478〕。有人说，太平天国的时候，票庄损失很大，几乎一蹶不振，因为咸丰十一年日升昌总庄屡催广东和汉口的分庄收歇，而河南方面的分庄则已经收歇〔479〕。但这恐怕是一时的现象，同战事有关，不能说成是票号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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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书中到同治年间才提到山西的票商。同治六年左宗棠知道山西运城票号有许多现银，就请在上海将现银付与票号，换取银票到运城收兑〔480〕。这大概是指向洋商所借到的一百二十万两。这笔款子是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用的。光绪年间是票号的最盛时期，国库省库几乎全由它们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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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因为以汇兑为主，所以采取分支连锁制，在外地设立分庄或联号。因此票号虽是山西人开的，但各省都有联络，远到广东、新加坡和日本的大阪、神户。有时叫作票庄、汇兑庄或汇号，日升昌的分号有二十四处之多〔481〕。票号职员中有通各种语文的，比如有的通蒙古语，有的通满族语，在俄国边境的通俄语〔482〕。它们的汇兑方法和现代银行的办法不一样。除汇条外，还有所谓符节或飞符，就是一种暗号或凭证，多用银制。形式各种各样，或方或圆或椭圆。一种飞符总是分作两半，彼此有往来的联号各存一半，汇款时两符相合为凭，还是唐朝合券取款的遗制。汇兑手续办完后，飞符的另一半退回原发行汇票的机关〔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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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和钱庄当时同为中国的信用机关，但有许多明显的不同点。在制度上讲，钱庄是独立经营制，票号是分支连锁制。就地方性来讲，钱庄是以南方为中心，多为江浙人所开设；票号则以北方为大本营，大多数为山西人所主持。从业务上来说，钱庄是起源于兑换，而票号是起源于汇兑。从顾客来说，同钱庄往来的，多是商人；同票号往来的，多是政府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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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钱庄的起源是兑换，而后来业务不限于兑换一样，票号的业务也不限于汇兑。到了后来，存放款对于它们恐怕还更重要。它们的势力，也是从放款给政府和官吏而来的。它们的目的，自然是取得政府的公款，所以对于政府官吏的联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钱庄并不是不想联络官吏〔484〕，只因为它们的重心在于商业区的南方，没有票号那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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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读书人进京赴考，由于携带现金不便，往往先把款子交票号汇去〔485〕，有些人甚至向票号预借旅费，尤其是考中了的人，多向票号借钱。因为赴考的有许多比较贫穷的人，及第以后，只有少数人留在北京做官，大部分总是分派到外省去。封建官吏爱面子，好应酬；一旦做官，非有巨款不能应付场面。票号也乐于承做这种放款：第一，本利稳妥可靠，官吏一到任便有钱〔486〕，而且新官为面子关系，很少拖欠。第二，利息很高，而且往往先扣。新官上任，对于利息是不大计较的。第三，同这些官吏发生交情后，他们所管辖内的官款，就会存进来。第四，同官吏有交情就能提高本身的地位，不但有种种实际的便利，而且商民也更信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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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因为各地有联号，所以消息灵通〔487〕，如某地有官出缺，它们先知道。一般官吏最需要这种消息，这使票号容易同官吏发生关系，再加上信用上的往来〔488〕，官吏更要倚赖票号，而至于互相勾结了〔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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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突出的是蔚盛长的交结庆亲王，百川通的交好张之洞，协同庆的交好董福祥等〔490〕。这几家票号都是资力比较大的。有些票号经理跟着官吏跑，官吏调任，他们同行，例如大德通的高经理追随赵汝巽，赵调到东三省，他就到东三省；赵到北京，他也到北京；赵放四川，他也到四川。大德通简直成了赵汝巽的账房〔491〕。这使人想起欧洲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那些银号或高利贷者。如德国的富格尔（Fugger）银号就同哈布斯堡（Hapsburg）王朝结成不可分离的关系。当然，中国票号的势力还没有那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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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时的征课问题和停止汇款问题，便充分表现出官吏们同票号的密切关系。票号因为后起，活动比较自由。比如捐税，典当业早就要按年缴纳，而汇兑票号却反而免税。这种消极的奖励，也可以算是票号发展得快的一个原因。然而票号也有经营不良的，倒闭时公私方面都受损失。光绪九年的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闭，便引起当局的注意，因而制定请领部帖的办法，而且每家每年要缴纳六百两银子，各省每年还要将省内的票号造成清册陈报政府〔492〕。这一命令发下之后，在天津的李鸿章便上疏说天津汇兑票号是由北京所分设，只替北京、上海各庄传递信息，函运银两，并非自做生意，所以无力完课〔493〕。又当政府想停止由票号汇兑公款时，四川的丁宝桢就替四川的九家山西票号辩护，强调它们的功绩〔494〕，说它们同南帮的钱庄银号不同，都是殷实可靠的〔495〕。而且说路上怎样不安全，运送现金很多风险等等。福建的许应骙也作同样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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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银行成立以后，一般官吏仍旧同票号往来，因为票号对于账目保守秘密。官吏们都不敢把贪污得来的钱存到新式银行去，恐怕万一事发，要被政府没收。存到票号去就没有这种风险，因为哪怕官吏受抄查处分时，票号也不以实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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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代在北京大约有三十家票号，资本总额约为一千零七十万两〔496〕（见表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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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8 清末北京票号资本额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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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两家最大的是南帮，其余多是西帮。除总号外，分号共四百十四家，分布于二十一省（十八省和东三省）及蒙古、新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和沙市是票号最多的五个都市，约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五。若以省份论，则以山西、直隶、江苏、湖北、四川五省为最多，约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二〔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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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组织很是特别，为一种封建式的劳资合营性质，有出钱的股东，称为银股；有出力的股东，称为身股。招募的职员，多选年少略知写算的，起初作为伙计，过了几年，若主管人员认为他可以造就，就给他身股。不给工资，只每年供给衣物的费用。三年结账一次，按股分利。使大家都尽职。这无非是一种笼络的方法。伙计没有得到身股时，不许回家。稍有过失，即予开除，别的票号也不用〔498〕。而且职员既多是山西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这正是他们爱用同乡的一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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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组织有正掌柜、副掌柜、外账房、内账房、跑街、招待、管银、小伙及司务等。正掌柜权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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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存款分定期和活期两种。定期自三个月到半年，利率为月息四五厘到八厘，活期由两厘到四厘。放款利率自五厘到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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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比钱庄还要保守。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的时候，曾招山西商人经办天津银号，他们不肯。三十年创办户部银行的时候，又邀他们入股，他们也拒绝。政府终于将官款改存新式银行，票号大受影响〔499〕。当时火车轮船已通行，交通方便，不但银行承做汇兑，邮局和信局也做汇兑业务，因此票号就衰落了。票业中有人主张改组为银行，但为山西的总号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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