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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胀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抉择 中国或会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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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你狠，“豆”你玩，这一次是“姜”你军和“糖”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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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价格开始显著上涨，农民开始不愿以政府收购价卖粮，各地面粉加工厂都报出显著高于政府价的价格到处收粮。尽管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封闭运行且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失控的风险应该不大，但政府感受的压力绝对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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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中国滞后6个月的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与当期消费者物价指数被发现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当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突破20％以后，随后都会出现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快速上涨。2004年如此，2008年亦如此。但是当2009年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接近40％之后，6个多月过去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却依然在3％弱势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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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从2008～2010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变化，以至于这一精确的数据关系至少在尺度上大大地“缩水”了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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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发的货币到底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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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从5万亿元涨到24万亿元，广义货币从18万亿元涨到68万亿元，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3，中国的银行资产从23万亿元涨到88万亿元。而同期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只涨了1.8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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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物价通胀真的没有来吗？中国的通胀演进逻辑从来就是：货币超发——房价地价上涨——物价上涨。因为服务性价格的最大成本构成就是地价，好在很多服务性价格要么权重严重脱离实际的需求，要么干脆就进不了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或许是成就温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唯一原因。通胀开始恶化多是由粮食等生活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而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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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愿意把当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看做是结构性因素，或天气，或灾害，而有意抹杀掉其中与货币金融的联系。实则大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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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超发的货币大量涌向资本品，土地和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也随之上涨，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却在下降，已经达到了一个不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推动工资上涨。这是相对的，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价格必然趋势性地上涨。反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又会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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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当人类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阶段，耕地面积缩小是必然趋势，人类靠什么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靠的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创造就是化肥的使用，这就使得农业和化石能源建立了天然联系。而今天石油和金融资本的密切相关性，使得当下农产品价格总是紧跟着油价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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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危机的最大悲剧在于纸币价值的幻灭。当危机发生后，政策制定者总是倾向于借货币贬值来为过去的错误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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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全球粮食价格已显奔腾之势，2011年上半年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来讲，又是神经紧张而又左右为难的时期。经济刺激效应的自然消失，经济增长率将可能在2011年第一季度回落到8％以下，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却有可能在2011年上半年攀上5％（如果没有人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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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看到，已经有了预防针式的政策建议声音发出了，中国需要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需要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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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不可能代替政府决策，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猜想——决策者最可能的行事逻辑。未来一两年内，中国主动收紧货币的概率依然很低，如果外部环境没有重大的变化，我想延续8年的中国“宽货币”格局将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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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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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胀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抉择 无奈的弱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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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提高准备金率，巴西宣布对外资进入股债两市课税2％——新兴市场的紧缩行动引起了美元息差交易的平仓异动，部分资金从新兴市场的股债市和商品交易所流出回补美元，美元指数在跌到74后出现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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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美元的弱势就此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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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经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恢复增长才刚刚开始，可控的弱美元或许是当下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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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疲弱的货币能降低美国出现通缩的风险，并促进全球失衡的调整，美国现在太需要出口驱动型增长了。美国人减少消费和金融规模，增加实业和积累，如此经常项目持续改善是未来美元获得支撑走强的必要条件，同时弱货币所支持的较高的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利于美国“再工业化”（低碳工业模式）的实现。当然，顺手赖掉巨额债务（美国庞大的对外投资随着美元贬值而获得巨大的资本盈余）只是弱美元意外收获的副产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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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开始时，很多持美元强势观点的分析者认为，尽管美国经济可能会在较长时间里难以提振，但欧、日经济复苏的速度与程度可能还不及美国，而汇率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相对实力。他们的错误在于，一国货币一旦成为了本位货币，其汇率与其经济的基本面关联会变得异常模糊。比如，日本经济自1989年泡沫破裂后，其经济体在国际间的地位下降，但日元对于美元的汇率总体却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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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汇率强弱取决于本位货币的供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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