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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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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经济学入门课程中，对货币史的讲述都会大体如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人们以物易物，但是有些时候，交换的一方并不能提供另一方想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发明了货币。这一思路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导致了更细分的工具的出现，因而货币的出现就成为必要，以促进越发复杂的交易活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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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肉铺里的肉多于他自己能够吃掉的数量，而酿啤酒者和烘面包者也分别想向他买一些肉。但他们各自除了本业的产品外，没有别的东西可拿出来交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产生的不便，每一个审慎考虑将来的人，不管他活在哪个社会发展阶段，在有了初步的分工之后，自然都会……持有一定数量的特殊商品或物品；那些商品或物品，是他认为当自己需要用它们来交换他人的劳动产品时，很少有人会拒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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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接着写道，通过交换，诸如苏格兰高地的铁钉之类的商品都成了早期的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商品被小块的贵重金属取代了。在我们调查货币的演化和生物学起源时，我们的发现也能支持这一观点：用来以物易物的商品，比如食物和手斧，为货币的出现做了铺垫。被浪漫化、简单化的以物易物看起来似乎是货币交换的前驱：3枚银币请收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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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13年，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银行法杂志》上质疑了这一理论。阿尔弗雷德·米切尔–英尼斯断言，亚当·斯密的理论并无历史依据，实际上是错误的。他留意到，亚当·斯密所举的铁钉的例子甚至曾经被《国富论》一书的编辑威廉·普莱费尔戳穿过。铁钉的制造者很穷，不仅需要靠供应商提供制作铁钉所需的原材料，还需要在制作铁钉的过程中靠供应商提供的信贷来购买面包和奶酪。这样一来，铁钉的制造者就背负了债务。当铁钉制造完成时，制造者就会用铁钉来偿还欠供应商的债务。米切尔–英尼斯写道：“亚当·斯密以为他发现了一种有形的货币，但实际上他发现的只是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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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切尔–英尼斯的文章没能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受到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称赞。但在那以后，他的文章被人忘却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21世纪才再次浮出水面。包括L·兰德尔·雷在内的知名经济学家和戴维·格雷伯等人类学家发现了其文章的价值。雷断言，货币和债务或许就是同一种东西，货币就是债务的量度。格雷伯在《债务：首个五千年》中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几位研究以物易物的人类学家的成果。其中之一是剑桥大学的卡罗琳·汉弗莱，她写道：“从来都没有人记录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更不要说再从这种以物易物经济中发展出货币了。我们现有的所有民族志可以说明，从未有过这样一种经济。”格雷伯总结说，既然缺乏证据，就有理由质疑货币起源的传统理论。他还暗示，这个有关货币如何发展的基础性理论根本就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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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彻底把这套“以物易物发展到货币”的理论归结为子虚乌有之前，格雷伯提供了一点不一样的细节。的确，很多人曾经把以物易物当作一种交换方式来利用，但这种行为通常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你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这个陌生人，所以交换的物品必须是有价值的东西。我曾经用一瓶啤酒换过一张棒球票。当时，收银台不接受信用卡支付，所以排在我身后的伙计替我用现金付了款，而我立刻去了体育馆里的餐厅，用信用卡给他买了一瓶凉啤酒。而与你认识的人以物易物可能意味着你的信用有所缺失。不然，我们为何不靠自己的信用达成交易呢？信用交易需要信心和诚信。信用这个英文单词“credit”的拉丁文词根的意思就是“相信”、“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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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物易物的交换中，人们不相信自己的交换对手，也不依靠信用达成交易，因而在这种交换中就会有竞争的因素，每一方都会试图占据上风。格雷伯提到了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他们会与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以物易物。他们会交换种类相近的物品，譬如用衣服来交换衣服；他们也会交换不同类别的东西，譬如用几头驴子交换一台自行车。如果在交换中占了便宜，换到了更值钱的东西，那么他们是有理由欢呼一下的。他们不会遵循以牙还牙战略中的第一步做法，因为他们认为并不会有第二轮交换，因此他们满足于在第一轮交换中就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在信用体系中，第一步行动要求体现出信任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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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米切尔–英尼斯一样，格雷伯也断言债务产生于货币之前。在货币制度于吕底亚王国出现的数千年前，有息债务就已经出现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了。在那里，神庙、宫殿和显赫的家族中的人会以白银和大麦等商品作为量度，来计算债务的价格。而且，请客喝酒的场景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很常见。格雷伯最后总结说，债务的出现要早于货币，至少也是与货币一同发展起来的。鉴于债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了解其不同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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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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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非，用布料换山药是被禁止的。在所罗门群岛，用芋头换姜黄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在一些交易环境中，物品会被归入不同的类别，每种物品只能与同类别的物品进行交换，而不能与其他类别的物品进行交换。有的文化中，能提供营养的物品与其他物品之间是有界限的。比如，尼日利亚的蒂夫族人把交换的物品分成3类：食物，比如谷物和蔬菜；更持久、更重要的物品，比如黄铜棒和马匹；“需要依赖他人的人”，比如儿童。新几内亚的希亚尼人也有3个分类：诸如香蕉和芋头之类的食物；奢侈品，比如烟草和坚果；装饰物，比如贝壳和头饰。如果你弄混了这些分类，那么不仅你会被看成无知，这更是一种侮辱的行为，因为你似乎在试图占交易对手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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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顺畅地进行交易，你都需要知道用哪些东西可以交换到哪些东西，你总不能拿一台宾利车去换一个拥抱（当然如果有人送给你一台宾利，你不妨给他一个拥抱）。在现代社会，债务交换也有不同的分类。想想下面这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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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利娅姆请你到家里吃自制的蜜烤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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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购买一处新房，你同意接受一笔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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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中的交换发生在家庭领域里，接触的对象是市场之外的朋友和家人。为了答谢米利娅姆的慷慨邀请，你感到自己有责任回馈其善意，比如带一瓶小西拉葡萄酒，在有浮雕图案装饰的信纸上手写一封感谢信，或是邀请她以后一起去中央公园野餐。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可能交换了尊敬、谢意、赞美和其他东西。这种由感激之情引发的义务构成了礼物经济的基础，这种礼物经济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和现代社会中都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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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交换发生在商业领域，通常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人们有义务足额、及时地偿付抵押贷款。这种由法律规定的责任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当我们用货币来计量某种债务责任时，它可以按多种金融工具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学生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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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交换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需要偿还的债务，但有着不同的偿还方式。在家庭环境中，你可以回赠相当的礼物答谢米利娅姆。此时，你们之间的互动可以被看作完成了，但你们更有可能会维持一种彼此赠予的良性循环。但如果在家庭领域中混入市场行为，就可能会导致尴尬的局面。比如，在喝完开胃酒，吃完开胃小菜、各种珍馐佳肴和甜点之后，你突然问米利娅姆你欠了她多少钱，然后掏出皮夹子，“哗啦哗啦”地数出85美元，再把钱拍在她的手上。如果米利娅姆是像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的人，你这样将她的款待视作某种可以在超市里买到的商品，就是对她的一种冒犯。这是因为你在一种社交领域中采取了用现金来购买服务的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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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种领域并非彼此绝缘，它们经常会发生碰撞。一些公司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试图模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无论在什么地方，出色的销售人员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待客户仿佛对待亲密的朋友或家人一样。常客计划和其他奖励计划则试图创造一种忠诚感和责任感，让你在回到市场上寻找其他服务供应商之前感到迟疑不决。这些公司都试图进入你的家庭领域，使他们在你的眼中变得更加亲近，而不是像一群陌生人。你越是信任他们，他们就能卖给你越多东西。但不管怎么说，百思买家电零售店也不会像你的兄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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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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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莫斯是一个想法丰富的人，他有跨越多个学科的身份，既是社会学家，也是人类学家，更是哲学家。1924年，他著有《论馈赠》一书。对于研究礼物交换的人类学家而言，这本书至今仍是一本基础著作。一件礼物可以有多个维度的意义，政治、社会乃至宗教上的意义。因此，研究礼物就需要广博而全面的视角。礼物反映了赠予者的意图，而赠予者的意图可能有很多种，从表达善意到慷慨无私，再到巴结诱惑乃至轻蔑鄙夷。因此，一件礼物也可能有着多种含义。比如说，米利娅姆邀请你吃晚餐可能是为了讨好你，她随后会请求你推荐她的儿子进入你的母校。此时，她的礼物，也就是那顿可口的晚餐，就有了附加的含义。如果你在赴宴之前就了解到她的意图，那么你可能会拒绝她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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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经济有着独特的礼仪和规矩。莫斯发现，礼物经济中通常有3种责任（或者说原则）：给予、获得、反馈。这3种责任构成了礼物经济的循环。贯穿多个世纪的礼物经济或许可以说明，作为流通物的礼物，即家庭领域中的债务，与商业领域中的货币的流通有着相似之处。区别在于，礼物经济中流通和“交易”通常会维持人际关系。如果你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杯卡布奇诺，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得到维系乃至增进，而你因此有责任日后回馈这份好意。尽管没有出现货币的流通，但礼物经济中出现了另外一种事物的流通：家庭债务或社会债务。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当你从星巴克的一位店员手中买了一杯焦糖卡布奇诺之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终止了，互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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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发现，礼物经济维系了新西兰毛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毛利人看来，礼物是有灵的。猎人从森林中获取了猎物之后，会把一些肉交给祭司，祭司会用这些肉举行仪式。祭司会把仪式中准备的肉或神圣的石头当作象征森林的灵的祭品，再把祭品送回森林之中，以表示对自然馈赠的感激之情。如果没有对自然表达适当的感激，那么自然可能会被激怒，从而减少未来的馈赠。据说，礼物的灵会想要回到它来的地方，因此会鼓励接受礼物的人做出回报。在这个礼物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森林、猎人和祭司都既是赠予者又是接受者，在不同的过程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些学者则试图用更加世俗的理解方式来驳斥莫斯上升到灵魂层面的解读：如果一个收到馈赠的人没有能够回馈礼物，其名声就会受到损害。不管怎么说，这体现了礼物经济中流通物的完整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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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邻近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找到更大规模的礼物流通现象。在那里，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当地人会进行一种被他们称作库拉的礼物交换制度。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家庭之间会交换两种礼节性的礼物——项链和臂环，这些礼物像一种货币一样流通。这两种物品会在各个岛之间环形流通：红色贝壳做的项链顺时针流通，臂环则逆时针流通。这两种礼物是用来互换的：收到项链的人，应当在一年之内回馈以臂环。由于人们要乘着独木舟远距离航行到其他岛上去，这些礼物可能要花上10年之久才能流通一圈。这种礼物交换的循环制造出社会债务，随后又偿还社会债务，这促成了社会的形成——人们好像处于一个大型的信用体系中，与彼此发生联系。如果一个人把一件礼物留在手中太久，那么其名誉和信用可能就会受损。如果拒绝赠出礼物，那么意味着一个人的社会纽带就此断裂，退出了整个社会。赠出礼物是被普遍期待的举动，也是身为一个正直的社群成员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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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经济中礼物的不停流动与西方社会的“购买+囤积”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以及大量的所谓原始社会中，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占有就意味着赠出”，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预先付出，让礼物不停地流通下去。在其极具启迪性的著作《礼物》中，作家刘易斯·海德用一个思维实验比较了有关礼物流通的多种不同的文化观点。设想，有一位早期的英格兰定居者拜访了一个美洲原住民社群，获赠了一支烟斗。定居者欣然接受了烟斗，并且骄傲地把烟斗放在家里展示。后来又有印第安部落的成员来到他的家中拜访，他意识到这些印第安人希望他能把这支烟斗送给他们。他哀叹说，这些印第安人太不尊重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了。在他看来，收到一件礼物就意味着这件礼物退出了流通，甚至这件礼物可能会在日后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他会把这些印第安人视作“印第安馈赠者”，即会讨还礼物的那种人。“印第安馈赠者”这个带有成见和负面含义的词语可能出自刘易斯与克拉克的远征[2]，当时刘易斯与克拉克的探险队在与美洲原住民进行交易时遇到了困难。在海德的思维实验中，印第安人则会鄙夷定居者对礼物的流通与更大的社群利益的不敬。在他们看来，拥有一件礼物就意味着要继续送出礼物和还礼，以维系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境中，家庭领域与商业领域的经济实现了共存，但很不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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