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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后记 女王的问题和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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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实际目标来看，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已经解决几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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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卢卡斯, 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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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宏观经济理论无助于预测金融危机，也无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并拿出解决方案……基于完全市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不仅未能回答关于清偿力丧失和流动性断裂的关键问题，而且不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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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布特，《最前沿的学院派货币经济学不幸地毫无用处》，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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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世界里可能不存在真正“深度的”（和稳定的）参数或关系。这不同于物理学，万有引力定律对实际情形估计的精确性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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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文·金，《宏观政策制定中的不确定性》，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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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春天，伊丽莎白女王造访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讨论金融危机，她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危机来临？”几个月后在她收到的一封信中给出了一个答案：“许多聪明人（包括本国和国际）丧失了集体想象力，未能将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风险。”4但是，真实情况更加严重。主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和正统的政策制定理论不仅未能发现危机的来临，而且断言更好的政策和金融发达程度的提高使金融危机发生概率与过去相比明显下降。2003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罗伯特·卢卡斯充满信心地宣称“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信金融创新“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使商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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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非常重要。它们对政策制定者做出实际政策选择所依据的假设有重大影响。这些假设可以轻率地认为其他观念不够合理，不值得考虑或者是禁忌，从而将它们排除在外。所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采取不同的政策，而且要挑战政策选择背后的假设、理论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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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两个关键方面未能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金融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金融市场是有效率的；宏观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金融体系的细节。因此，更复杂的金融体系注定会使经济更有效率，只要实现低通胀就能够保证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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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具体失败的背后是方法论和理念层面的偏见——以牺牲现实为代价追求数学上的精确和优雅，为使公共政策规则保持不变而热切追求确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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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新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法。危机之前的政策传统反映了它对自由金融市场能够产生最优结果的过度自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危机之前的政策传统的这种自信取代了20世纪早中期对政府经济计划和指导可以取得优异表现的自信，这两种过度自信其实并无本质差别。我们未来的方法必须意识到市场和政府都可能失灵，最优政策必然涉及在不完美的方案与危险的方案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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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效率和理性：数学上的优雅高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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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描述了危机之前盛行的金融市场完善一定会产生正面效果的假设。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和信贷证券交易的扩张能够“无限细分”风险并将风险分配至最适合承担风险的人手中。因为衍生产品和证券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且是透明的，所以投放给实体经济的信贷也可以用市场的方法来定价。更多的金融活动能够保证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更强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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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监管，经济学家也不相信阿罗和德布鲁描述的完美均衡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实现。为保护消费者免受盘剥，行为监管是必要的，同时微观审慎监管也可用来抵消激励错配导致的风险。但是，强烈的偏见依然存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相信更多的金融活动总体而言是好的，理性地追求私人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会充分有效地管理风险，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更加稳定。因此，监管者应集中精力去识别和纠正那些影响市场效率提高的特定的不完美行为。我们正在走向“金融成就一切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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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为这种信心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有效市场假说存在着第二章所述的缺陷，理性预期假说同样也不符合实际。它断言经济主体的决策基于他对未来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所做的理性评估，且评估时考虑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5确实，经济主体乃至所有人对经济如何运行（例如，不同经济要素如何相互作用）都有思维模型，他们用该模型将可得信息转换为理性预期，这些思维模型与相信理性预期的经济学家用于理解世界的模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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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济学家罗曼·弗莱德曼和埃德蒙·菲尔普斯所评论的，该命题不仅值得进一步讨论，而且非常奇怪。他们问道：“为什么从某位经济学家概括化的解释中得出的预测会关系到真实市场上追求利润的市场参与者对结果的预测呢？”6理性预期假说与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实际决策过程以及人脑的工作方式也存在冲突，它也未能面对一个现实，即左右未来走势的不是用数学方法计算的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是固有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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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对于经济学圈外的许多人来说，像理性预期假说这样不符合实际的理论取得成功真是令人费解。该假说发端于一个良好的愿望——解决“二战”后形成的凯恩斯共识（Keynesian consensus）存在的缺陷。这些共识基于将凯恩斯理论正规化为一套数学关系，最终形成了所谓的IS-LM模型。7该模型关注总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的总流量，以及利率和投资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以此来描述宏观经济的动态特征。但是，该模型未能解释在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偏好和预期给定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总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按其所主张的方式展开。批评者认为，该理论缺乏“微观基础”。尤其是，未能解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如何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为什么人们具有特定的预期，以及这些预期如何随着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公共政策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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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宏观行为的微观基础当然是一个正当而又极其重要的知识目标。但是，以预期的完全理性为假设而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危险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不过，它们有一个有用的特征，那就是使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在数学上可求解，因此能够得出确定的、优雅的数学结果，而如若采用更符合实际的假设，便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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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合理政策应该反映现实，也就是说，个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金融市场也远不是完全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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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银行的经济：现代宏观经济学患了奇怪的健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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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失败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金融体系的运行，尤其是银行扮演的角色。如果说理性预期假说的假设令人不解，那么现代宏观经济学不考虑金融和银行体系，就更令人不解了。毕竟，货币政策通过中央银行和银行体系发挥作用，中央银行利率变化影响实体经济，是因为银行收取借款人的利率或支付给存款人的利率发生变化。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视金融体系为一层面纱，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却不影响金融体系。魏克赛尔、哈耶克、费雪和西蒙斯等早期经济学家关注银行体系，将之作为信贷和购买力的自动创造机制，这些曾经重要的思想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消失不见了。据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估计，在2007—2008年危机之前的10年中，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银行体系发展的时间仅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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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怪的健忘症有着非常复杂的病因。经济学家马克·格特勒提供了精彩的历史解释。他认为，忽略金融体系细节的倾向不仅存在于过去三四十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中，而且在“二战”后早期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文献中也可以发现。9因此，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通论》和《货币论》两本书中深入讨论了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问题，但是“二战”后的凯恩斯框架和模型倾向于关注总量和宽泛的政策工具——投资、利率、财政赤字，而几乎不关心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如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试图找回平衡，10但自7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兴趣下降。极少数经济学家，尤其是海曼·明斯基，坚持认为金融体系的动态变化和资产负债表极其重要，但他们都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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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讨论了这种兴趣下降的一个原因，随着货币增长对当期通胀水平没有产生必然和成比例影响的证据不断增加，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另外一个发挥作用的因素是将金融体系排除在理论和模型之外使利用数学模型得到精确结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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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定金融体系没有宏观经济意义，那就可以运用只有一个代表性家庭和一个代表性厂商缔结合约的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这正是标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本质，该模型已经成为中央银行的重要工具，决定了真实世界的政策选择。在这些模型中，只有外部真实冲击才能使经济运行偏离平滑的均衡路径，如政治事件、新原材料的发现或者意料之外的技术突破。价格和工资黏性使经济不能以非常平滑的方式回归均衡水平，加剧了回归路径的复杂性。但是，这些模型从未说明金融体系本身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因为最初假设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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