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752882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第三章 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关，1870-1895
1703752883
1703752884
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是清政府试图取得西方的军事方法和技术来抵御欧洲帝国的一切运动。因此清政府在上海和福州分别建造了江南制造局和船政学堂，在南京则设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到了70年代，当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等一些企业建立时，自强运动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军事领域。随后在80年代，又建立了上海纺织厂、电报局和漠河金矿局。到了90年代，武汉建设了一个现代钢铁工厂，中国沿海港口与腹地之间铺设了铁路，公共基础设施也开始改变城市的景观。[1]
1703752885
1703752886
海关曾以很多种途径投身于自强运动之中。本章不可能涵盖它所有的相关举措，船钞部给中国带来的交通运输变革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示例。与其提出全面叙述，我不如只从海关在自强运动中所扮演的最具有指标性意义角色的一些方面着手。第一个就是海关驻伦敦办事处（London Office）的角色。正如我们所见，它不但代理海关的法律利益，也是海关人员招聘和物资采购核心。在19世纪70-80年代，它还深涉到清政府的现代军舰购置和外交事务之中。这使清朝在与日本的东亚海上军备竞赛中有着领先的开端。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它还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进行了谈判。驻伦敦办事处为海关在欧洲提供一个重要的据点，它为海关提供了一个在政府、外交、工业和金融领域中属于高级别接触的渠道，并为中国和欧洲的政治事务牵线搭桥，这样它们就可以相互影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海关经常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例如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崛起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等事件当中，海关在所牵涉的贷款谈判中都是重要角色。驻伦敦办事处的半官方的国际性身份以及它能够寻求国际网络支持的能力，都是海关可以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1703752887
1703752888
我们把焦点从伦敦再拉回中国，以检视海关的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在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通商口岸的海关数量从最初的3个增加到了26个。随着海关数量的增加和它在管理中国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加吃重，其职员的数量也大有增长。通过利用海关所收集的统计数据和税务司每年所写的口岸报告中的坊间观察证据，我追踪了海关在推进中国与西方贸易中的经济影响，证据显示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已从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重创中稳健地恢复过来，它的进出口贸易额保持着平衡，白银正在回流到中国，逆转了在该世纪初期的趋势，减轻了财政压力，当然这也包括了农民的压力。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费用下降。
1703752889
1703752890
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如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所说那样，开始朝着“欠发达的发展”前进。[2]一方面中国出口的茶叶和丝绸所赚取的利润下降，而进口的工业制造品和化学物品，比如纺织品和煤油，却变得更贵。 除了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之外，同时白银的价格也在下跌。对于快速工业化的日本和欧美国家而言，中国成了原棉等廉价初级产品的输出国。中国在19世纪后期因为无法发展轻工业而遭受沉重的打击。于是乎中国成为以下模式的典型例子， 即一个农业经济体系因为世界很多其他地区实行了工业化而变穷困。
1703752891
1703752892
从自强运动中的海关来看，中国在1895年被日本打败的这颗种子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那场战败深深地震惊了中国的精英，同时也标志着日本成为亚洲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强国的时刻来临。19世纪80年代代表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开端，还有新的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施加影响。英国在中国和东亚的主导地位被日本、俄国、法国、甚至德国挑战。若说清朝的海军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还比日本海军更为强大的话，这种情况在中法战争后就改变了，因为日本加强了它的海军建设而清朝却止步不前。那些称清朝在1895年时还有着强大海军力量的人，显然错了。[3] 中国萎靡的经济、列强用激烈的竞争取代国际合作、日本以经济和军事强国之姿的出现等现象，都意味着当日本开始为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而迈出对外侵略的步伐时，清朝则因缺乏财务实力、军事力量、国际显著性和国内凝聚力，无法抵御日本的扩张。
1703752893
1703752895
中国在欧洲：海关驻伦敦办事处
1703752896
1703752897
许多学者都提到海关对西方知识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何伟亚（James Hevia）曾写道，海关是“英国的课业”的主要提供者。它一方面清除了中国人对他们自身世界的理解，又用英国的概念使他们对自身世界的理解进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ing）。[4]艾尔曼（Benjamin Elman）指出，京师同文馆是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学的渠道。它的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翻译了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5]和《格物入门》。在同文馆任教的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出版了《化学指南》。1880年赫德在英国休假期间，他注意到一系列由赫胥黎（Thomas Huxley）编辑，涵盖了物理学、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心理学、卫生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启蒙丛书。同文馆将它们编译成了《格致汇编》。[6]詹庆华及刘禾都同样写到了海关为中国引入欧洲思维的活动。[7]
1703752898
1703752899
但较少人注意到知识传播的反面向，即海关在欧洲所提供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资讯。海关职员参加过许多学术性组织，比如皇家地理学会、皇家统计学会、皇家亚洲学会等。他们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和物质文化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也翻译过中国的小说。[8]《医学报告》引发了对热带医学日益增长的关注和兴趣。[9]马士（H.B.Morse）是一位业余的植物收藏家，他丰富了英国的皇家植物园。[10]尽管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但绝大多数西方人是通过茶叶和园艺植物与中国有了最直接的接触。海关在国际博览会上组织中国的展览，这些都是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宏大场合，因而也增加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11]
1703752900
1703752901
19世纪晚期，海关的驻伦敦办事处是强化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一个重要结点。它的低调隐晦是刻意的。当赫德任命金登干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驻伦敦无任所税务司时，金登干要求自己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以获得一个官方头衔。[12]但是赫德告诉他，他只是一名为赫德做事、代表赫德的委员而已；而他所要做的事，是总理衙门委派给赫德的相关事务。[13]当金登干问赫德究竟要他做什么时，得到的回答是：“1.执行总税务司的命令；2.你要让他知道一切有趣的事情”，并加上，“你完全不得自作主张”。[14]金登干之于赫德就如同幕府之于清朝官员一样，是属于私人幕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整个总税务司署看作是赫德个人的幕府。
1703752902
1703752903
即便金登干在赫德的命令下相当低调隐晦，但并非意味着他的职位不重要。驻伦敦办事处坐落于斯托利街（Storey’s Gate）28号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斯托利街就在财政部和外交部的旁边，靠近国会大厦，离英国的经济心脏金融城也不远。在那里，金登干处在一个绝佳的位置上，培养起与英国政府官员和金融家的联系。
1703752904
1703752905
其中以下三位人士最重要：第一位是斯图尔特·伦道尔。他是阿姆斯特朗军火公司（Armstrong & Co.）的伦敦代理人、威尔士的蒙哥马利郡（Montgomeryshire）的自由党议员，还是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的至交，两人常常在晚上下双陆棋。伦道尔是海关替李鸿章这位主导自强运动的官员购买现代海军装备的关键人物。另一位是庞斯福德（Julian Pauncefote），他是一位曾在香港操业的律师，在1876年被任命为外交部终身副外交大臣。庞斯福德给金登干提供了有关外交部态度的情报，还为他打开了政治与外交的门路。在某次与庞斯福德进行了漫长的谈话后，金登干给赫德写信道：“如果你想要不走漏风声地传消息给外交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信或者发电报给我，我会拿给庞斯福德。”[15]庞斯福德在19世纪90年代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后划下了他职业生涯的句号。期间他曾为海关伸出援手，让美国接受了海关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观点。最后一位是霍金斯与莫瑞法律事务所里面的威廉·霍金斯（William Hutchins），他在方根拔案件中帮助了海关（见第二章），并且长期担任其法律顾问。
1703752906
1703752907
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及东亚海军军备竞赛
1703752908
1703752909
赫德是一位海军热衷者；他曾热衷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也一直在寻找用现代海军来装备清朝的机会。但是中国因为经过了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波折，并陆续在福州及上海建造了造船厂，要清政府在短期内再度从外国购买海军装备就变得不太可能。然而，日本在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以刻意报复49名日本水手在台湾南部被杀害一事，使事情出现了转折。因为日本有1400吨位的铁甲舰护卫，中国对此无计可施。李鸿章和其他官员认为日本是一个新的威胁，不仅让一些港口城市处于危险，甚至也波及广大面积的中国领土。[16]李鸿章的结论是，清朝需要建立一支新式海军；如此一来，便开始了东亚海军军备竞赛。
1703752910
1703752911
有了恭亲王、文祥和其他位高权重官员的支持，李鸿章在一份呈给皇帝的奏折中，主张放弃从回民叛乱首领阿古柏（Yakub Beg）手中收复新疆的战争，而应该将资金用于在中国沿海建设防卫要塞和购买现代海军舰船。这个奏议受到负责平定阿古柏叛乱的将领左宗棠的反对。当时他的军队已收复甘肃，并准备进入新疆。左宗棠并不否认中国海疆防护的重要性，但是认为收复新疆应该放在首位。左宗棠赢了这场争论，导致在1881年收复新疆之前，李鸿章的海军只能建筑在低廉价格的水平上。[17]
1703752912
1703752913
李鸿章的失败却正是赫德的机会。赫德提出将海关部分税收用于购买海军军舰。[18]他让金登干向英国战争部咨询意见，金登干同时也联系上伦道尔在阿姆斯特朗公司担任军舰设计师的弟弟乔治·伦道尔（George Rendel）。[19]金登干向赫德保证，乔治·伦道尔是“一流的炮术权威，而且遥遥走在时代的前端。他8年前推荐的东西，现在才刚刚被采用！”[20]乔治·伦道尔因设计伦道尔式炮艇和配有液压式枪炮的高速巡洋舰而知名。伦道尔式炮艇原先全部用铁铸成，后来全换成了钢铁。最初它们是作为测试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大炮的载体，随后被发展成廉价的抵御铁甲舰的沿海防御武器。伦道尔式炮艇没有桅杆和索具，因此不需要龙骨来保持直立。它们可以在沿岸浅水中航行，可以远离吃水深的铁甲舰，并且因尺寸小，使得很难被打中。每个伦道尔式炮艇都在船首配有一门巨炮，依靠船身调动和炮管上下移动来做水平和垂直瞄准。它们不是为进攻作战或在深海中的战斗所设计的。它们的价格为15万海关两，大约5万英镑，比巡洋舰和铁甲舰的费用少多了。伦道尔式炮艇提供了李鸿章所需：一个先进却便宜的防卫中国沿海的方法。从1875到1881年间，李鸿章共买了9艘。它们的排水量为400至440吨之间，每小时航速8至10海里，最重的大炮是35吨、11英寸口径的前膛炮。[21]
1703752914
1703752915
李鸿章还想要威力更大的舰船。他在1879年授权订制了两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要求“它们时速必须至少在15海里以上 舰首要装备得非常坚固和完善，适用于向前冲撞，可以把一艘普通的铁甲舰撞毁”。[22]许多海军战略家仍坚信撞击的功效。赫德给金登干写道：“希望阿姆斯特朗公司能尽最大努力为我们造好预定的两艘战舰，重点是：船要造牢而且要跑得很快；要让李鸿章高兴，必须要特别注意（他的兴趣在于）鱼雷的发射。”[23]当这两艘巡洋舰在两年后被送来和交付时，得名“超勇”“扬威”，它们是“海上最具威力的大炮”，[24]排水量为1350吨，配有射程为12公里的10英寸口径的液压控制后膛炮；其最大航速每小时可达16海里，如果携带了充足的煤，可以支撑28天的航行。这些条件使中国有了在深水进攻的能力。赫德十分兴奋，他写道：“有些事似乎又要落到我手中，正如同李泰国在1863年春天的惨败将了我一军的情况一样。”[25]
1703752916
1703752917
然而，伦道尔式炮艇让人大失所望。在某一批被送达中国后，赫德向金登干写道：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它们不能逆风或逆行 除非在平静的水面上，否则大炮无法使用，而且它们不适合于深水作战”。[26]炮艇本来就不是为深水作战而设计的，因此沈葆桢的批评，显然有部分原因是他想要推进福州船政局的发展。另外，伦道尔式炮艇的速度，也因藤壶附在船体而减慢了不少。
1703752918
1703752919
在这之后，阿姆斯特朗公司又把次品交给中国。在1881年，一艘刚到广州的炮艇进行开火演示，结果十分糟糕。赫德承认它的“大炮射偏了三次，整个过程非常不顺，所有人都摇起了头”。[27]护送那两艘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巡洋舰来中国的威廉·克莱逊（William Clayson）批评了制造厂的“粗糙工艺”。[28]当大炮开火时，铆钉变松动了。克莱逊担忧“一旦开战后，这些船只会散架”。[29]赫德承认“工艺的质量”不够好。[30]李鸿章责怪赫德：“全是我［赫德］的错，我所购买的船只根本不能战斗。”[31]
1703752920
1703752921
除了上述炮艇和巡洋舰之外，铁甲舰也是个议题。不过当赫德反对李鸿章购买铁甲舰时，他这么做对海关也没有什么好处。赫德不相信铁甲舰的实用性，也认为它们太贵。[32] 在1881年，一艘巡洋舰标价40万英镑，一艘铁甲舰至少三倍于这个价格。[33]然而李鸿章认为，中国必须要有铁甲舰来抵御俄国和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扩张，他们的行动威胁到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先前在1879年日本就已经吞并了琉球列岛（如今的冲绳）。若以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说赫德的立场看似缺乏前瞻性。但是乔治·伦道尔当时认为，他的炮艇依然是“对抗敌方铁甲舰进犯的最有效的手段”。[34]在法国，少壮学派（Jeune école）的军事理论家认为，小而快的舰船可以打败铁甲舰。关于铁甲舰到底是否有效的争辩一直要到中日与俄日之战时才得出定论。在1894-1895年间，日本海军并未用铁甲舰，却打败了中国海军。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又以同样的方式打败了俄国。
1703752922
1703752923
李鸿章转向了德国，从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Vulcan Yard）订制了两艘铁甲舰，也就是后来的“定远”和“镇远”舰。这两艘铁甲舰排水量7100吨，100米长，最高航速每小时能达到14.5海里。它们有14英寸厚的防护甲板，各配有4门12英尺、25倍口径、31.5吨的后膛克虏伯大炮以及哈乞开斯速射炮，还配有两艘舰载鱼雷艇，续航能力4500海里。
1703752924
1703752925
赫德认为就是因为他当初反对购买铁甲舰才导致李鸿章转向德国。[35]但原因并非仅仅如此。普鲁士在1870年打败法国和完成统一后，李鸿章就成为了德国的崇拜者。德国的军火生产厂家，包括当时制造出最好的后膛加农炮的克虏伯公司（Krupps），都聚集到中国招揽生意，他们极力地奉承李鸿章。[36]此外，武装清朝已不再是英国的政策了。当赫德在1881年听说李鸿章向德国订购铁甲舰时，他恳求乔治·伦道尔赶紧给他阿姆斯特朗战舰的设计图纸和报价。乔治·伦道尔拖了很久才送来，因为“英国害怕冒犯俄国而不愿意向中国销售大型战舰”。[37]而且，阿姆斯特朗公司已把日本视为比中国更有潜力的顾客。正如金登干给赫德所写，阿姆斯特朗公司已从日本“收到了两艘撞击巡洋舰的订单，保证每小时18海里的航速，价格24万英镑；他们预期收到一份值76万英镑的铁甲舰的订单 日本聪明地通过阿姆斯特朗公司，收割靠中国经验累积出来的全部优势”。[38]
1703752926
1703752927
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欧洲政治阻止了“定远”和“镇远”两舰为清朝所用。若是清朝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们，或许能够阻止当时已经疲乏的孤拔（Admiral Amédée Courbet）远东中队，让它无法继续袭击福州船政局，击沉福建水师和9艘舰船，以及占领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定远”和“镇远”两舰的延期交付并非因为当时它们还没有造好。中法战争爆发时，法国派日意格（Prosper Giquel）去了德国，要求延迟“定远铁甲舰的出发”。[39]日意格曾在海关短期任职，并担任福州船政局的正监督。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ck）为了避免与法国产生纠纷，答应了法国的请求。[40]
1703752928
1703752929
李鸿章购买“定远”和“镇远”铁甲舰也引发了东亚海军装备竞赛。在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引发了有实权的地方大名等的强烈反对。武士阶层直到1876年才被解除武装。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地方叛乱，即西南战争，在1877年才被镇压下去。但从那时起，日本拥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决心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开始建设工业和强大的军队。日本在1886年从法国购买了4200吨位的巡洋舰松岛号和两艘姊妹舰，它们是由白劳易（émile Bertin）设计的，专门用来对抗定远舰和镇远舰。白劳易采取法国少壮学派的主张，并且从1885年起担任了4年的日本海军顾问。在此期间，他确保了日本海军发展出良好的训练设备以及高效的后勤网络。[41]松岛号配有一门巨型的35厘米的卡内特主炮，12门12厘米的速射炮，4具鱼雷发射管以及许多更小口径的火炮。日本还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购买了浪速号和高千穗号两艘3000吨位的巡洋舰，航速每小时可达23海里，并配有速射炮。[42]这两艘战舰以乔治·伦道尔的最新设计为基础，分别于1885年和1886年完工。它们的出现，让李鸿章的巡洋舰相形见绌。
1703752930
[
上一页 ]
[ :1.70375288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