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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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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对外贸易的扩张和欠发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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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办事处对海关的重要在于它致力保护后者的地位，海关所立存的磐石则在于促进对外贸易以及估量关税。在自强运动期间，经由外国轮船载运的中国对外贸易大概翻了4倍，这为北京保证了一个新的源源不断的税收。考虑到中国已经对摊丁入亩的税制无法完全掌控，再加上厘金主要是一个地方税种，所以关税是一项重要的新资金来源。接下来，我首先详述伴随着轮船贸易的增长，海关在中国的扩张。接着，我要检视贸易对中国广义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会强调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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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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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任何机构曾经从中国贸易的增长中获利的话，那它非海关莫属。图3.1显示，截止到自强运动结束，海关税收几乎达到2500万海关两，或逼近中央全部收入的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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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德在1861年成为代理总税务司时，全国仅开设了3处海关。接下来的30年中，海关数量增加到了26个。表3.1列出了这些条约口岸，记录了它们在何年开放以及它们的中文名称、海关名称和所在省份。该表格表明，条约口岸设立于三个高峰时段。第一个高峰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天津条约》规定将上海的试验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以及长江对外国贸易开放之后。第二个高峰是在1876年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之后。第三个高峰发生在中法战争之后，也即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如图3.1所示，海关税收在这段时期有巨大飞跃。这是由于清朝关于香港和葡萄牙的协议所引起的。这两处是鸦片的走私中心，通过该协议，海关可以在香港和澳门附近设立关卡，征收这两地的鸦片厘金。[83]此外，为了监管越南和中国南部之间的贸易，云南和广西也设立了海关。西藏设立了亚东关，虽不征收任何关税，但在英国想在西藏树立自己影响力的当时，它是清朝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象征。[84]这表明了清政府利用海关来作为标志，显示自己的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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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861-1895年海关税收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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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自强运动时期新开设海关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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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诗启、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词语英汉对照宝典》，第669-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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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条约口岸的增加和海关活动范围的扩大，海关人员数量也有所增长。1875年的《海关职员录》中列出了1830名职员。10年后，增加到了2548人。到了1890年，达到了3475人。在1895年的《海关职员录》中，有3709人。[85]这些数字表明，海关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经历了最为快速的发展。《海关职员录》中并未囊括伙夫、仆人、马夫、守门人和听差，因此海关实际上雇用的人数会更多。由于意识到海关的扩张以及其重要的财政意义，清政府在1888年增加了海关经费，从100万海关两增加到了170万海关两。到19世纪80年代末，海关俨然已是一个庞大的、财政稳定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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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海关税收的分配时，任智勇认为，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大多数关税汇解到了北京的国库（户部），但从那时之后，向省级的解款数量超过了向北京的汇缴。根据任智勇的研究，大概有10%左右的海关税收净额，也即海关税收总额减去向海关及海关监督的拨款，仍保留在海关所在的省份之中，其余则汇给了总理衙门、其他省份、北京的国库和内务府。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之乱中，内务府因为丧失了对盐课收入的控制，损失巨大。图3.2说明，1867年后海关向国库转移的税款减少，对内务府也是如此。但是省际间的汇款，却从1879年的30%增长到了1880年后的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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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税款分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前夕才发生了逆转。值得强调的是，这样的省际间汇款并不表明北京逐渐失去对海关税收分配的控制，因为这些转移支付都需要中央许可。但它确实意味着自强运动变得区域化——发生在地方省份，而非直接被北京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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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861-1895年海关税收分配变化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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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转折点的19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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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家对自强运动时期的中国经济表现有着不同的评价。郝延平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称：“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给完备的商业资本主义一个推进力。”此时我们看到信贷扩大、垄断打破、市场扩大和农产品商品化，譬如茶叶；利益的最大化遂成为商人最重要的目标。[86]布兰德（Loren Brandt）认为，19世纪90年代，“像大米、小麦、棉花、油菜籽等商品市场，在中国许多地方已经与国际经济不可分割地绑在一起。”[87]其他人则并不如此肯定新贸易体系的重要性。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坚持认为由于中国对外贸易量太少，并不能对其大量的国内贸易产生大的影响。[88]科大卫（David Faure）认为宗族的支配和经济活动中的礼制太过根深蒂固，无法使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里成形。[89]罗斯基（Thomas Rawski）在他的书中肯定中国现代经济在二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的增长。他认为若把现代“经济增长”放在人均生产率提高的意义下来观察，这个成长在中国仅开始于19世纪的90年代。[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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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关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以下因素导致了中国为何落后于那些在19世纪后期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包括德国。这些因素包括贸易结构的改变、白银对黄金比价的下跌、拒绝发展轻工业、地方主义和精英间的党派之争，以及对中国贸易的投资模式由传统权贵模式转向中产阶级形式，等等。但在继续分析之前，我必须先做一个提醒。即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后的经济史已经通过海关所出版的贸易统计而被重新构建；然而，虽然这些统计数据非常珍贵，但却并不全面，因为它们仅仅记录经过通商口岸的轮船载运贸易量。虽然在自强运动期间条约口岸数量大为增加，但直到1887年在靠近九龙和澳门的边界地方设立关闸之前，海关对民船贸易仍一无所知。即便对港澳地区有了统计，海关仍不知道别处的民船贸易。造册处税务司在1904年自信地宣称，海关记录了“中国几乎全部的对外贸易”。[91]然而，直到1931年，海关贸易统计仍提示着：“大量不受海关控制的中国传统船只，仍往返于中国和外国的通商口岸和非通商口岸之间。”[92]当海关在20世纪30年代接手管理中国民船运输时，它很快就发现，就算再过多年，自己还是无法对其建立任何真正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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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问题，海关依赖商人的报价而非市场的价格。从海关的角度，这项政策很有其道理。它消除了走私的动机，减少麻烦，也使强制执行变得容易。若从海关税收在这个时期迅速增长的面向来看，这个事实所说明的重点并不在于商人诚实与否，而是证明由商人报价的这项政策确实有效，特别是在缺少执行机制的环境下。不可否认，机会来临时，并非所有的商人都能抗拒减少纳税的诱惑。对于经济史家而言，这意味着要谨慎使用海关收集的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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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满红所示，自强运动早期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中国丝绸和茶叶向欧美出口的快速增长。[93] 它逆转了自19世纪早期以来因为从印度进口鸦片的增加以及美洲白银供应枯竭，而导致的中国白银外流现象。相当数量的白银在1856年到1886年间回流到中国，减轻了白银危机。这也使铜币的购买力提高，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日常交易中是用它做主要媒介的。[94]其他学者，例如王玉茹、颜色、张五常等，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头20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普遍增长。[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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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好局面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改变，因为以往中国的主流商品，如鸦片、丝绸、茶叶等，被海关所称的“土品（Muck and truck）”商品所取代，比如棉制品、豆类、兽皮、羊毛、糖、木材、原棉和煤油等。此外，从19世纪80年代始，由于白银对黄金比价下跌，使得对外出口的商品变得便宜，而中国进口的商品则变得昂贵。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持续且大量的贸易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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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展示了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进出口贸易净值，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稳步上升，在中法战争后则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