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753499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51]
1703753500
继任危机
1703753501
1703753502
税务处的成立，被视为是清朝让赫德退休的暗示。英国领事馆的一位职员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他们认为赫德没有立刻辞职，几乎不成礼数”。[135]赫德这时已经72岁了，健康状况也不佳。[136]不仅仅少年中国认为是时候寻找继任者了，就连赫德的部属也这么认为。他们曾于1902年在上海计划“进行一次直接投票 来决定谁是海关所希望的领导人”，并希望不论谁胜出，赫德都会指定他接班。[137]赫德与日俱增的任人唯亲的做法，已经让海关内的许多高级职员感到不满。赫德把日常事务交给了他的内弟裴式楷，其子赫承先任他的秘书之一，外甥梅乐和则在35岁时就成了税务司。一位愤愤不平的抱怨者这么说：“他手下没有一个英格兰人。”[138]
1703753503
1703753504
总税务司有两个主要的竞争者，分别是裴式楷和贺璧理。贺璧理于1867年就加入了海关，1882年被提拔为税务司，曾在总税务司署担任过汉文文案税务司和总理文案税务司。来自北爱尔兰的裴式楷，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在军队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外科医生，之后于1873年加入海关。赫德在1897年让裴式楷放弃退休计划，回到中国为接任他的位子做准备。不过此前，裴式楷就多次听赫德这么说过，他希望这次是可靠的，为此他还和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及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伯蒂讨论过。裴式楷还记得二人对他许下承诺，说他们“会在可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地支持我”，伯蒂还风趣地补充道：“虽然我们不至于为你发动战争。”[139]赫德确实在1898年任命裴式楷为副总税务司，只不过他又拖了十年才退休。
1703753505
1703753506
然而英国外交部在1903年收回了对裴式楷的支持，转向了贺璧理。因为贺璧理在促成门户开放照会时，就已经展示出他对英国的价值；在《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他也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过建议。1906年5月，成立税务处的谕旨颁布后，贺璧理建议英国要采取“最有活力的行动”并“展现力量”，[140]显示出他是一个致力于支持英国利益的资深海关税务司。裴式楷在1903年被告知，他不再是英国外交部所青睐的候选人，但他也很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善罢甘休。他给英国国会里的爱尔兰议员写信，让他们在议会中提出质疑，并且将贺璧理描述为这样的形象：“英格兰人 不缺乏能力，但只是一个秘书型的人，在精神上和身体行动上都反应迟缓”，这样的健康状态应该接受“治疗”。[141]英国方面想封裴式楷为高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爵士，以作为弃用他的补偿，但裴式楷拒绝接受，他认为这样做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他本可以花更多的心思来离间英国外交部。一位外交部官员曾这样评论：“裴式楷先生的主要才能在于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妙笔生花。”[142] 而英国当时的外交大臣格雷最后总结说，他认为裴式楷不接任总税务司，反而“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143]
1703753507
1703753508
1907年，赫德的退休看似迫在眉睫，因此不得不对他的继任者赶紧做出选择。在华英国外交官和银行家们都极力反对裴式楷，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倾中色彩。汇丰银行发动反裴式楷的游说，说他的“特别刺眼的恭顺作风尤为道尽了他近来与北京高官的关系。特别是在不久前颁发谕旨这件事情上，他展现出一副急着要对两位新任大臣道贺的面孔”。[144] 之前提到的汇丰银行驻北京的负责人熙礼尔声称，若裴式楷继任，将会是“一个大家的不幸”。[145]我们真正要的是一位愿意勇敢面对中国新贵的英国总税务司（A British IG）。[146]
1703753509
1703753510
但裴式楷有赫德和北京新贵的支持。英国外交部派朱尔典代表贺璧理进行交涉，朱尔典汇报时说，税务处的铁良“发现裴式楷爵士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僚，他还认为裴式楷会比赫德对中国更重要”。[147]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汉口和天津任海关监督的中国外务部大臣梁敦彦，也同样支持裴式楷。因为在梁敦彦眼中，若按朱尔典讽刺性的话来说，裴式楷是中国的“一匹最好驾驭的马”。[148]赫德为了支持裴式楷，给格雷写信，表示他并不相信某些外面的传言，说裴式楷在海关不受欢迎，或被在华英商所厌恶等说法。赫德特别指出，他们曾经推选裴式楷为上海俱乐部的主席。[149]赫德建议格雷让中国自己做决定，因为“一个特定的被提名人肯定会被中国人冷眼看待”。[150]
1703753511
1703753512
那些英国绅士资本家的外交代理人发现，与其声称拥有控制权不如实际进行控制。在继任危机中赫德的角色是关键，因为1898年的借款协议上写着，总理衙门会让赫德“推荐一个拥有相同能力的英国人”，在此基础上，总理衙门在经过一番“质询之后”，才会进行任命。如果总理衙门想要拒绝赫德推荐人选，这个“质询之后”就成为一个回避的辞令。[151]赫德并不会在官僚机构的斗争中被轻易打败，他决定以暂时休假而非正式退休的方式，来推迟继承人的选定。他任命裴式楷为代理总税务司，可能是寄希望于英国对裴式楷能有多一点了解，以产生对他的认可。1908年，赫德以健康原因为由永远告别了中国，[152]在他的最后一份总税务司通令中，他表达了对海关日后更加高效和更为有用的期望，并感谢了“在各个部门和来自各个国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所有职员。[153]当赫德的休假在1910年提出再度延长时，税务处坚持赫德提名一位继任者。赫德提了5位侯选人，以确保清政府在选择上拥有重要的发言权。
1703753513
1703753514
裴式楷、贺璧理、包罗（Cecil Bowra）、好博逊（Herbert Hobson）和安格联都在赫德的名单上。包罗是第一批税务司包腊（Edward Bowra）的儿子，1869年出生于宁波，年仅20岁就加入了中国海关，并很快平步青云。虽然他曾四次代理过总税务司一职，但他终究没有成为总税务司。包罗的儿子莫里斯（Maurice Bowra）是一位著名学者，担任过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以及英国国家学术院院长。好博逊在18岁那年进入江海关，担任过戈登（Charles Gordon）的见习翻译，1873年成为税务司。他在1901到1910年间是资历最深的税务司之一，掌管着江海关。
1703753515
1703753516
总税务司的任命最后给了安格联。[154]安格联于1869年出生在约克郡的斯卡伯勒（Scarborough），17岁时进入海关。他曾在一所名为马尔博勒学院（Marlborough College）的著名独立学校上学，并入赘贝尔福（Balfour）家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的个人教养势必带有英国上流社会的态度。和包罗一样，他在海关中升职极快，于1896年成为副税务司。他和户部官员们培养了良好的关系，似乎普遍被大家所喜爱。[155]赫德曾向格雷提起过安格联，说他是“几位有潜力的青年才俊之一”，又说，“而且娶了贝尔福教授的女儿，我想首相应该知道贝尔福教授这个人”。[156]有人推测安格联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既不是裴式楷派也不是贺璧理派，也因为他在英国和中国都有很好的关系，而且还很年轻，因此下次继任的问题要在很长时间后才会出现。安格联在1910年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1911年9月20日，赫德去世，10月25日安格联被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157]
1703753517
1703753518
总税务司的每次继承都是一个相当具有张力的转折点，充满着诸多阴谋和内斗。不过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赫德把总税务司形塑成一个掌控大权的职位，不但掌管着一个多重职能的庞大官僚体系，同时还深深地涉入清政府的财政和外交事务。由谁来继任的结果不但会对海关自身的未来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国际关系也影响深远。就这方面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比安格联对1911年辛亥革命所做出的反应更能证明上述所言不虚。
1703753519
1703753520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52]
1703753521
债权市场吞噬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1703753522
1703753523
若要完全理解1911年辛亥革命对海关的影响，那么重申魏尔特在其权威著作《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中对海关的税收和使用的观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指出：辛亥革命之前，“海关总税务司对税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158] 负责征收关税的是海关监督而非税务司。尽管清朝的贷款和庚子赔款在形式上是由海关税收担保，但清朝不一定把关税都用于此。[159]在庚子赔款一例中，清朝向各个省份规定了份额，然后让各省自行决定要挪用哪个经费来作此用途。[160]因此就上海来说，是上海道而非海关来经手清朝的债务以及庚子赔款的还款事宜。赫德如此评价：“只要没有拖欠 这个程序大概就不会遭到反对。”[161] 但1911年辛亥革命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海关从监督那里接管了关税，并把税收送到上海的外国银行以支付中国的债务。海关沦为了赫德一直所极力避免的样子，即一个中国版的埃及公共债务委员会。
1703753524
1703753525
在1918年的一份关于“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所扮演角色”的备忘录中，安格联声称各关的税务司们“本能地接管起对海关银行和税收的控制”，意思是说他个人与此事关系不大，[162]但他的这个说法经不起严格检验。因为早在10月14日，革命开始后仅仅第三天，安格联就命令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想办法将海关税款转入汇丰银行”。[163]九天之后，安格联要求与他联系频繁的税务处会办大臣胡维德把海关税款的控制权转移给他。他认为：“现在到了要保护关税以偿外债的时候了，不要使之沦为革命党的军费。”[164] 到了11月末，眼看1898年英德借款的8万英镑欠款就要跳票了，英国公使朱尔典趁机施压，[165]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来让总税务司掌控全部海关的税款”。[166] 税务处遂发函告知安格联，表明他们同意朱尔典的关于“为了支付外债和庚子赔款，让总税务司掌管全国关税”的建议。在收到此函后，安格联于12月11日发布了第1865号总税务司通令，指示税务司们接收海关税收。[167]
1703753526
1703753527
在海关夺取税款的过程中，炮舰的协助被证明是有效的。11月，朱尔典向格雷汇报说，汉口和长沙的革命党势力曾经试图扣留海关税款，但受“大批外国军舰停泊在长江上”的助益，这股势力已经被制服了。 [168]日本也向武汉派遣了他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旗舰——松岛号。[169]实际上，不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对于战争都没有多大的胃口”。[170]革命党下定决心，绝不给任何国家一个干预革命的借口；这个决定毫不令人意外，毕竟义和团也不过是十年前的事情而已，令人记忆犹新。苏古敦在10月15日向安格联汇报，说革命党保证维持秩序，并且没有外国人受到攻击。[171]津海关税务司欧森（J.F.Oiesen）在天津起义的前一天就接到一封信，建议他先把市区外头的常关和厘卡的海关外籍职员移到他处，“因为他们不是被攻击的预定目标”。[172]在上海，伍廷芳给税务司墨贤理（H.F.Merrill）写了数封保证信。[173]在广州，孙中山阵营里的佼佼者——陆军中尉胡汉民，此时被任命为广东军政府都督。他发布了一份公告，声明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是一位“华官”，肯定了海关在过去所做的良好工作，认为它应该继续运转下去。[174]总之，不管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分子，对海关接管关税都没有提出反对。虽然海关成了民族主义批判的靶子，然而由于人人都清楚它在财政上的重要性，所以各方阵营都想控制它，让它为其所用，而不是破坏它。
1703753528
1703753529
袁世凯是最大的获利者，他也小心翼翼地出牌。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对清朝效忠了。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时，袁世凯就被强行卸除了所有官职，一群决心重振满族统治地位的满人接收了所有的权力。此时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气数已尽，余日无多。正如他在革命爆发时对朱尔典所说的，清朝获得的支持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这群满人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300万两白银”，仅仅是为了让将领们能够摆出一个还算像样的军容。[175]但因为袁世凯与新军、官员、外国人和商界精英们的联系非常密切，清政府被迫召回袁世凯，再度任用他。他首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以让他承担起镇压武汉起义的重任。[176]月1日，当他的军队慢条斯理地展开动作时，他又被任命为新建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177]
1703753530
1703753531
袁世凯有意培养与朱尔典的关系，以寻求英国的支持。因为英国的支持就算不是袁世凯胜出的决定因素，也至关重要。袁世凯和朱尔典都曾在朝鲜任职，两人在那时就认识。他让朱尔典充分了解他为了说服清室退位所做出的努力，频繁到几乎每天都向朱尔典报告。在清室实际退位之前，朱尔典就在1912年1月19日提早告知格雷，说袁世凯“已经被允许在共和政体的基础上继续操作下去”。[178]在这之前，朱尔典于1月10日还告诉格雷，说袁世凯在炸弹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赞美他在压力下不但沉着冷静，而且还有心思“点了支烟”。[179]在清室退位诏书正式颁布之后，朱尔典于2月17日会晤了袁世凯，袁世凯向他“热诚地感谢英国的支持”。[180]当朱尔典“开玩笑地说他这个老朋友以后再不能见到袁世凯”时，袁世凯回答：“绝不是这样，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你想来见我时，你会发现我还是那个你认识很久的袁世凯。”
1703753532
1703753533
英国确实为袁世凯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革命爆发不久后，清廷曾接触过朱尔典，向他请求一笔紧急贷款。清政府的恳求声称：为了阻止俄国、法国和德国破坏门户开放政策和瓜分中国领土，一个“名义上的满族统治”是有必要的。[181]但英国此时已经不想要清朝继续存在了。朱尔典认为：“承认袁世凯是获得一个稳定政府的唯一希望。”[182]于是英国没有再给清政府任何贷款。
1703753534
1703753535
袁世凯也需要英国的金援来运作他现在掌管着的政府。辛亥革命是通过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实现的，这就表示各省停止向北京汇缴税款。在革命期间，安格联和汇丰银行的熙礼尔为袁世凯安排了一笔紧急贷款。[183]到1912年2月，汇丰银行就已提早为袁世凯的大借款开始了准备工作。[184]在伦敦，前文提到的汇丰银行负责人艾迪思预估袁世凯需要不少于6000万英镑的贷款。[185]他也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保持中国的完整。他在位于伦敦郊区樱草山昂贵的家中会见了孙中山，但对孙中山并不抱有信心，并建议外交部也不要支持孙中山。[186]艾迪思认为，有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革命，因此他要袁世凯和孙中山合作，包括要求袁世凯与孙中山分享贷款。[187]
1703753536
1703753537
汇丰银行忧虑这场革命会让他们放给中国的贷款增添风险。这些贷款需要中国有一个政府愿意承认它们，并且有能力通过征税予以偿还。另外，汇丰银行也认为中国具备良好的商业前景。事实上，一个投资中国的泡沫已经出现；由海关出版的贸易统计显示，中国的外贸正在兴盛起来。外贸增长是因为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卖掉了铁路建设权和采矿权。一些大型的国际集团，如北京辛迪加财团（Peiking Syndicate）、开滦矿物局（Chines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Company）、中英银公司（British & Chinese Corporation）、英商伦敦华中铁路有限公司（Chinese Central Railways）和扬子江流域公司（Yangtze Valley Company）等正在中国投资或伺机炒作机会。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首次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因此中国被视为最后一个大型基础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机会。这类投资的利润报酬在其他地区很早就被肯定。此外，中国这个国家不被外界认为税赋过重，也不极度负债。[188]艾迪思在12月告诉时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赫承先，说“金融城并不质疑中国的偿付能力”。[189]自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的债券表现一直持续超过印度、日本和俄国，[190]投资者们对中国很有信心，认为中国“还有很多尚未开发的资源”。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告诉安格联，一般认为这场革命将会产生一个“更好的政府”。[191]
1703753538
1703753539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唯有在它能保持不拖欠贷款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为达成此目标，安格联、汇丰银行、英国外交部和《泰晤士报》的北京通讯记者莫理循（G.E. Morrison）联合了起来。这一议题也主宰了安格联与赫承先的通讯内容，安格联要求赫承先让他及时知道中国债券在伦敦、柏林和巴黎的交易情况。1911年11月，安格联得知中国债券的价格下降了2到3个百分点，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到了12月，赫承先又给安格联写信说：“所有的中国债券几乎都保持平稳。”[192]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替中国债券做宣传，例如该报于1911年11月23日刊载：“可以笃定地断言，由海关担保的所有贷款利息都将及时到位和按时支付。”[193]
1703753540
1703753541
1703753542
1703753543
1703753544
图4.1 1895-1911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万海关两）
1703753545
1703753546
中国债券在这段时间只发生过一次危机。在荷兰，有一家由苏格兰人创立的颇负盛名的霍普银行（de Hope Bank），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处理中国债券事宜。1912年初，它告知汇丰银行和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即将把中国的1895年6厘英德贷款登记为违约债券。[194]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久，汇丰银行就有了动作。在一份2月12日发出的声明中，汇丰银行宣告各国银行委员会（International Bankers Commission）已经在上海成立，这表示所有海关税款都将会存入外国银行，并且已在上海募集了500万银两以偿还中国债券。[195]这一声明足以消除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疑虑。
1703753547
1703753548
汇丰银行的这个声明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海关的税款被转入上海的数家外国银行。在第1865号总税务司通令中，安格联命令各关税务司将他们征收的税款转交给上海的墨贤理。墨贤理早在11月19日曾对驻上海的领事们建议，应该把总税务司持有的所有用来偿还外债和赔款的关税账户一并附于汇丰银行之下。不过当领事们把该提议汇报给北京的公使们时，却遭到了否决。因此朱尔典随即提议那些账户应该放在各国银行委员会的名下，并让它来管理庚子赔款的偿还。于是，北京的公使们以罕见的快速在1912年1月3日通过了一个含有八项条款的协议。该协议指定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负责征收海关税款，并且负责把它们以同等份额分别存入上海的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以及华俄道胜银行内的债务专用账户。各国银行委员会是由所有牵涉中国贷款和庚子赔款的银行组成，而它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决定所有关于求偿优先顺序的问题”。安格联得向委员会报告，然后委员会再向北京的公使团汇报。[196]由此可见，清室退位之前，那些外交官、银行家和海关就已经联合起来确保关税能安全地落入外国人之手了。如果袁世凯想增加他所需要的贷款，除了顺从，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