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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国际会议，和反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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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到一战后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和顾维钧如何在大会上把海关和关税自主问题提升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关键诉求。顾维钧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扎实的国际法的训练。另外，通过参加辩论社团，学习如何以具有煽动性的表演方式来陈述论点，使他善辩的才能更加锐利。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演讲有几个基本要点。首先，他通过诉诸国际法以争取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给中国，并诉求结束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关税自主；其次，他努力动员中国和国际的公众舆论；最后，他谨慎地指出，在中国政治里，他其实是代表着一种温和的、理性的、亲西方的，尤其是亲美的立场。所以他对列强建议，接纳中国的要求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合乎盟国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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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顾维钧这种只要用西方的国际法原则把中国问题表达出来就能被外国所接受的想法，却证明是个误判。这个想法的弱点在于，虽然外国在原则上接受中国的要求，但他们也反驳中国还没有充分地发展成熟，依然处在“历史的候车室中”；意思是说中国仍然有待被开发教化。[104]顾维钧也过于高估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对中国问题的支持。尽管顾维钧得到美国支持的保证，但威尔逊“并不准备去挑战整个帝国主义体系”。[105]他真正的立场是，非欧洲国家应该被允许民族自决，但前提是他们要先经过进一步的“渐进和有序的”改革。此外，那时的美国还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施加意志的霸权国家。在亚洲，它还需要应付日本和英国。正如国民党接下来会向世人示范的，要使外人接受中国的要求，光是好的争论和举止是不够的，也得依赖群众动员、联合抵制和使用武力才行。大多数国家都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获得独立，而这通常都以人民的鲜血作为代价。仅仅是口头上的要求根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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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也许没有达成眼前的目标，但不表示他满腔热情地争取中国主权在历史意义上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坚持意味着他在论辩上是成功的，他的努力促使开征关税附加税以及最终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总算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获得原则上的同意。当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与会国家最终接受了他的说法。本节重点分析顾维钧从巴黎和会到北京关税特别会议期间对中国外交策略的操纵。尤其是他所采取的表演式的方式，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先锋。接着也会谈到直接影响到海关的关税自主的要求。顾维钧的努力不只让海关在中国一跃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也使恢复关税自主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点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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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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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所谓的山东问题，争议的焦点即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否转让给日本，或者归还于中国。日本代表牧野伸显（Baron Makino Nobuaki）在1919年1月27日提出，山东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情，其他国家不应卷入，而且应该遵守由这两国所签署的条约。次日，顾维钧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等众人面前做了半个小时的脱稿演讲。顾维钧抨斥了牧野伸显的主张，认为日本曾用武力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要求，所以根据国际法，这是无效的。[106]他强调，山东作为孔子的出生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国人的圣地，不可能被放弃。[107] 基于中国已经对德宣战，因此在以往所有相关的条约都已失效的前提下，顾维钧要求巴黎和会应立即把位于胶州湾的港口城市青岛归还给中国。[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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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他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立刻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他表示道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和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也对他做出相同的举动。[109]根据一位美国顾问大卫·米勒（David Miller）的记载，顾维钧的演说是那次大会“非常出色的演讲之一”。[110]一位日本官员酸溜溜地说：“中国通过她的舌和笔似乎开始启动迷惑世界的投机行动。”[111]根据顾维钧的回忆，西方新闻界也通过报道此事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除了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一致赞扬。”他收到了来自“中国大总统、总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首脑发来的，还有各省当局和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等发来的”如潮水般的贺电，称赞他的表现是“杰作”。[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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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原本抱有很高的期望。当法国、英国、俄国在欧洲忙于战争时，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它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地位，承认日本在东北和蒙古的特殊利益，同意与日本合办钢铁工业，要中国担保未来不会准许其他国家来控制中国沿海的任何一个地区。条约中原本还有其他要求，但后来被取消。例如要求中国聘用日本官员担任行政官员等。一战期间，日本与英国签订了秘密协议，英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日本与美国也签署了外交照会，一方面日本确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另一方面美国也承认由于地缘之故，日本在华享有特殊利益。中国的希望就是通过巴黎和会取消日本的这些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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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由六十多人组成，包括派驻不同国家的公使、顾问、专家、秘书、重要公众人物、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等。根据威尔逊在1918年所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国希望巴黎和会能够结束日本对华的蚕食侵略，以及中国能够被看待为一个平等的国家。由于这十四点原则包括结束秘密协议、公正判决所有殖民地的要求、民族自决、创立国联等，中国被威尔逊的狂热深深地虏获，希望巴黎和会能对中国公正。[113]之前在顾维钧担任驻美公使时，他已数次会晤威尔逊，并得到他的担保，说中国不需要担心在巴黎的讨论。 [114]在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代表也数度向顾维钧重申美国对中国的支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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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黎和会正式召开时，中国提交了一份带有七点指望和两点要求的议案。那七点包括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撤销治外法权、归还租界及租借地和恢复关税自主等。两点要求是撤销日本二十一条和拒绝日本对山东的索求。中国还送出一份支持恢复关税自主的备忘录，它首先回顾了被中国定义为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该备忘录指出，这些条约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因为它们是通过战争而强加在中国身上。随之而来的贸易条款更是强迫中国施行“既不公正、也不科学”的值百抽五的税率，意味着这些条款根本没有遵循经济原则。为此，中国不能施以差别关税来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所以它们给“中国财源和商业带来了巨大伤害”。[116]这个关税还另外造成非常不公平的现象，即中国的贸易伙伴可以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征收高关税。该备忘录也不忘点出一个问题的症结，即当前的规定是，若想改变目前的关税，尚需获得国际的同意，光是这点就使得修改税率变得完全不可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的《马凯条约》曾允许以废除厘金为条件来换取12.5%的税率。但因为没有得到全部国家的同意，所以该条约无法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当初曾经被允诺的增加海关税收并没有实现。最后，该备忘录以提出中国应恢复关税自主作为结语。为了和威尔逊的渐进主义观点相配合，中国建议以两年作为过渡期，期间中国得以与其贸易往来国家进行个别关税谈判，且税率不得高于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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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顾维钧凭借他个人的表现抢夺了新闻头条，但他还是不敌日本的巧妙谈判策略。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对他不利的客观现实。例如，持续存在的英日同盟条约迫使英国偏向日本。一战使日本成为债权国，日本帝国海军不仅在一战期间与英国皇家海军在地中海合作，日本在东亚的强势地位更是变得毋庸置疑。在成立国联这件事上，威尔逊也需要日本的合作。尽管美国舆论同情中国，但无法确定美国究竟准备为中国做多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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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提案也因为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分歧而削弱声势。孙中山的代表王正廷当初之所以会被包括在内，是因为要对外展现出中国可以团结的样子。[117]但实际上成员之间还给彼此制造麻烦，甚至在会议期间争执着谁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另一个国民党的代表，也就是汪精卫，向中国报纸传播谣言，说顾维钧已和曹汝霖的女儿订婚。而曹汝霖因为被怀疑是亲日派，他的房屋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被抗议者焚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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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把他受到重挫的论证，归咎于内部的斗争以及日本的背信弃义。此外，中日在1918年9月达成协议的一些有关文件也削弱了顾维钧的论点。[119]这些文件带有中国感谢日本在中国参加一战时给予提供大量贷款的证据，因而反驳了顾维钧所谓的中国是在不可抗拒的胁迫下签约之说。而当这些文件被放在公文递送箱送往巴黎后却神秘地消失了，因此顾维钧对它们并无所悉，只能归咎北京的外交部和日本情报人员。[120]事情发展的结果就是，牧野伸显在顾维钧虏获了观众的心之后，却站起来指出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承认日本从德国接收山东的权益。[121]牧野伸显的口才虽远逊于顾维钧的雄辩，但该论据却直接引爆和摧毁了顾维钧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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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决定这场争论结果的最关键因素，莫过于日本的强硬谈判策略。日本要求在创建国联的盟约中应包括种族平等条款。这道出了日本长时期的不满，但日本同时也把它作为一项工具性的议题。顾维钧曾经以“对中国而言，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等待处理”为由，试图说服日本代表不要提出该议题。[122]他不愿意在会议里被陷入不得不选择与日本站在同一边的处境。另一方面，对日本来讲，种族平等要求却是一个谈判筹码，能用它来交换承认日本对山东权益的主张。因为美国和英国基于各自的原因，都不愿意把种族平等的声明放到国联的草约中。安格联颇有洞见地评论：“日本在这件事情上操作得太完美了，利用‘种族平等、为障眼法来掩护胶州这张王牌。”[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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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王正廷和中国的第三位代表陆征祥在4月22日被请去与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首相和克列孟梭总理开会。他们语带抱歉地告知中国三位代表，他们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和铁路权利，尽管青岛的形式主权最终会归还给中国。顾维钧愤怒地抗议该决定，[124]但威尔逊说他为中国最多只能做到这样。他试图安慰顾维钧，说将来在国联上，他会提出山东问题。[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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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学生爆发抗议运动之后，顾维钧问中国在签署大会和约时，可否保留将来再提出山东问题的权利。当连这样的要求也被否决之后，中国代表决定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此时顾维钧已经无法再做些什么了，除非他准备失去全部的信誉。[126]顾维钧诉诸威尔逊主义和依赖美国支持的策略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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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和关税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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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总统哈定（W.G. Harding）而言，他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要获得日本同意对在太平洋的海军部署设限，但是该会议的召开也包含商议“太平洋地区和远东问题”。哈定想要阻拦已经在1920年到期的英日同盟被继续延长，他想要恢复在东亚地区的集体责任，并寻求所有牵涉的大国承诺采取克制的态度。虽然中国代表团被排除在军备缩减问题的会议之外，但它可参与有关远东问题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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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华盛顿会议再度寄予厚望。中国政府派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代表团，比参加巴黎和会时的人数要多出一倍。所采取的基本外交策略与在巴黎时所用的相似，也就是根据国际法来捍卫中国问题，获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并通过报纸来取得公众支持。代表团正、副秘书长各一名，由他们负责宣传工作，他们的活动都由顾维钧指导。[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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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意参加华盛顿会议之前，中国宣称与会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参加国都要被视为享有平等地位。在开幕期间中国提出了“十项原则”，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把范围缩小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强调各国在中国的“机会均等”，也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同意这种原则很容易，但它们的实践意涵则很难界定。譬如在讨论地理范围，也就是哪些区域适用于这些基本原则时，顾维钧坚持中国应当涵盖全部二十一个行省，包括东北和西藏。美国和英国则倾向于一个更模糊的定义，企图拿“中国本土”（China proper）来规避开一系列的难题。顾维钧的激烈反应惹怒了美国国务卿兰辛，他说：“一开始所有的同情都在中国那里 但是顾和施（施肇基），特别是顾，引起了很多的不满，削弱了原来的同情。”[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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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又再次陷于失望。光是海军军备缩减的讨论已经够困难了，因此美国和英国不希望因为中日两国间由来已久的山东问题而使会议转移焦点。尽管顾维钧抗议说这个议题牵涉所有的国家，但英美两国只同意派观察员列席中日两国间的单独谈判。在会议里不但争吵不休，而且演变成中国代表颜面尽失的局面。因为他们首先向日本提议中国愿意以2500万元来赎回山东铁路。但是中国银行界随即告诉他们，中国根本没办法筹集这么一大笔资金。[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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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向华盛顿会议提交了一份论证严密的“关于中国关税问题之宣言”，重申了他在巴黎和会时的观点。他强调即使中国切实值百抽五的征收关税，它的收入将会增加约1500万海关两，但依然不敷政府的常规资金需求，例如教育、医疗或是改善交通体系等方面。顾维钧要求中国关税税率立即增至17.5%的上限，允许中国和其各贸易对象国单独协商。经过一段过渡期之后，关税自主则全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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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设立了一个“中国关税分股委员会”，在那里顾维钧把最高关税税率降到12.5%，并以十年为期。他同时宣称：“中国自愿申明：对于海关行政的现行制度，并无根本的变更，亦无以业经抵押外债的关税收入，移作他用之意。”华盛顿会议最后通过了由英国代表起草的中国关税条约草案，立即实施在1918年就已经同意的切实值百抽五关税税率。[130]因为在这之前银价下跌，实际关税税率其实已低于5%。同时还同意将在数月之内召集关税特别会议，来考虑废除厘金并开征2.5%的关税附加税，这将会使海关税收增加5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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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盛顿会议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中国的要求，但它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顾维钧极力反对，认为“现行［关税］制度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使［中国］政府不断的遭受最严重的税收损失，使中国不能发展和维持一个有效且稳固的政府”。[132]顾维钧同意在华盛顿会议的协议上签字，但有一项保留条款，申明“到会各国，均有关税自主权，独不以关税自主权许与中国，实为憾事，将来一遇适当时机，仍欲将此问题重行讨论”。[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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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特别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这个时间点已经是在华盛顿会议三年之后，而不是在原初同意的数月之内召开的。会议推迟的原因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直奉战争所引发的中国政治动荡。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成千上万的士兵投入到了战场。[134]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造成会议的延期召开，那就是对法国究竟用黄金还是法郎来归还庚款的外交争议，即所谓的“金佛郎案”。北京终于在1925年秋天向13个国家发出通牒，其中包括参加过华盛顿会议的9国，希望他们能来北京“完成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问题之事业”。它提醒受邀请者，中国保留了提出关税自主议题的权利。[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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